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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吴培华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应某杂志之约写的笔谈,是一篇命题作文。杂志给出的题目,实际上是我长期思考的课题之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也是我一贯的观点,这次再次作文,觉得自己原来的观点没有过时,也无甚不妥,就依照原来的材料稍加整理组织,成了目前这个样子。之所以老调重弹,一则表示我的观点没有改变,中小型大学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此为唯一之道;二则其时正值我大哥病重,确也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作业交稿的期限正是我送走大哥后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匆匆交出了此稿,因为我觉得既然答应了杂志的小朋友,就不能失信于人,影响别人的工作。至于未及细细斟酌之处和悄悄偷懒之处还希望得到同人的谅解。估计杂志已经出版,故在自己的园地也挂出晾晾,以得同人教正。
大学出版社作为上个世纪中国出版业异军突起的一支生力军,从她步入成长阶段开始,就面临着中国出版改革起步阶段种种不公平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带来的挤轧,在困境中艰难而又倔强地前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省发行集团的组建导致贸易壁垒的形成,到本世纪初各省出版集团的成立而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的垄断,中央部委出版集团的组建又进一步强化了条线的垄断,大学出版社由于其分属各不同高校的特点所决定,在各出版集团的圈地运动中腾跃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少数几个已经成气候的大社和名社尚可在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大多数的大学出版社都在被挤轧中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在集团化背景条件下将如何生存,一时成了大学出版界和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界议论的热点话题。
一、集团的组建对于中小型大学社的影响是双重性的
中国出版业要跻身国际出版业的舞台,确实需要“航空母舰”,中国的教育出版,要走向世界,确实也需要“航空母舰”。在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做大做强一批”:就是要选择那些体制机制改革到位、整体实力较强、基础条件较好的出版企业集团公司,在安排重要项目、配置出版资源、上市融资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力争在三五年内造就六七家企业品牌、自有资产、自营销售三超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重点推动中国社科、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新闻出版优势资源先行整合,打造国家级传媒主力“舰队”。应该说,在国家层面上的规划是正确的,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是需要也应该有这样的“主力舰队”活跃在国际出版业的舞台上,去弘扬与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集团的构成和建立的途径。如果我们仔细回顾和分析中国出版业集团建设的进程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集团的构成并不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的集团,无一例外地是一个综合性的、专业各不相同的联合体;集团的构成并不是经过分子裂变聚合式合并而成的,所有的集团,无一例外地是以区域为特点、在政府红头文件的指导下组建而成的。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建设一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开始试点阶段。从最初几个试点集团的初衷来看,本是希望出现以共同利益为基石的自愿结合体,而不是行政命令强制撮合的“翻牌集团”,以协力创造增量效益为目标,而不是以重新分割存量效益为目的的跨行业、跨地域的出版发行集团,从而形成几支强大的“野战军”,在企业扩张的内在本能驱动下占有更大市场份额,以此带动本区域乃至全国出版产业的大发展。但是因为行政上的区域垄断性决定了在集团布局上的均衡化,谁都不愿意成为被别人蚕食或者吞并的对象,于是集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就遍地开花了,“不均衡发展的战略”也就因此成了一句空话。产业集聚对于作为内容产业的图书出版产业来说意义尤其重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陈昕先生在2007年发表的《中国书业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出版商务周报》2007.7.29)一文中指出的“出版企业集团化的行政主导色彩依然很浓,很多集团只是完成了物理结合,真正令人振奋的化学反应还没有发生或者基本上没有发生”的现象仍然存在。
各省为了确保自己地盘不失而纷纷组建出版集团,使集团建设在原来的意义上倒退了。于是乎,政府除了鼓励和扶植几个有实力的出版集团以资本运作为目标,以上市、重组兼并的形式开始跨地区的扩张外,借中央部委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契机,同时开始了新一轮的出版集团的建设,其中就不乏以专业为特色组建的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中国青年出版集团外,几个规模更大的集团如中国科技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也宣告成立,开始了集团化的运作。
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的组建尤其引起了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和各地方教育出版社的关注,因为,这标志着教育出版领域新一轮竞争将更加激烈地进行。大学出版社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从一开始起就面对着行政权力和行政区域形成的贸易壁垒,在各地组建出版集团的浪潮中,大学出版社的市场空间一再受到挤轧和制约,20多年来,大学出版社一直在一种并不公平的竞争之中求生存求发展。因为他们觉得,面对那些依靠政策或政府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出版资源的出版单位去谈什么市场竞争几乎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让大学出版人感到压力乃至于沮丧的是本系统内同样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当你的图书或者作者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因为作者科研业绩的分值或者单位评估的需要而陷于“煮熟的鸭子飞了”的尴尬境地,有时甚至干脆由本系统的政府部门一纸公文,垄断了某些出版资源,封杀了大家进一步开发选题资源的机会和途径。对此,大多数的大学出版人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因此,这种由本领域主管部门主导组建的集团,引起大学出版人的关注也是必然的。
二、“航母”与“小舢板”并存是出版业生态平衡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中国的出版业需要扩大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出版业呈现一种均衡发展的区域特征。尽管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政府管理部门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不均衡发展的战略,然而,由于地方保护和区域利益的特征,在出版业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各省市在出版业组建集团、建立中盘、连锁经营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面前使尽浑身解数,力保自己的地盘不失,于是这些改革举措都在原来意义上被曲解了。当时的理论界针对这样的现象曾经进行过颇为深入的讨论,笔者就曾在2002年对这样的现象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样建设起来的集团基本上是以地区为界,以系统为界,以国有为唯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对内是联合加上保护,对外是竞争暗藏排斥,其最终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壁垒,有悖组建集团的初衷。应该说,领导层面上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而且可以说是具有远见的;理论层面上的指导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实践层面上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具指导意义的,那为什么存在着的而且明明已经发现了的种种痼疾还医治无效,继续恶性发展呢?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实践,已经否定了当初的那种圈地运动式的组建贸易壁垒的举动,跨地区的联合、兼并重组已经成为发展势头良好、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出版企业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出版业在改革发展道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而欢呼。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集团的形成、航母的打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是通过物理组合而成呢,还是通过化学分子裂变聚合而成?前者更多的是运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撮合而成,后者则主要依靠本体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壮大发展而成。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大多数的集团都是当地政府处于上面所述的原因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政绩而催发的行动,这就在源头上为集团建设留下了至今没有解决的隐患,在行政级别、干部任命、企业分配制度、企业用人机制中无不继续体现着行政权力的意志。
打造航母是为了做大做强,然而在“大”与“强”的理解上也是有偏差的。“大”固然指的是规模,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中国出版业年出书已经在三十万种左右,绝对是世界出版大国,但是这就可以说是“大”吗?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图书年纯销售才五、六百亿人民币就能称为大国?何况我们的销售增长几乎就是靠品种的增加和定价的提高来完成的?就算是出版大国,我们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强国,这是人所共知的。因为我们知道,“强“的标志绝对不仅仅是品种与码洋。柳斌杰署长在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没有生产出新的具有历史标志性、能够列入中国文化精品行列的产品,那么,我们这个行业做得再大也没有光彩。同时,我们在强调集团发展的多元化过程中,决不是主张忽视甚或放弃主业,那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行为与出版业的做大做强是相悖的。看看那些上市了的出版集团,有几家在主业上真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的?美名其曰是多元化发展,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其实质是以传媒出版的名义圈了股民们的钱却在干着与出版不相干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版都是一个整体,大和小、集团和独体都不可缺少。欧美出版大国强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团,但同时也活跃着成千上万家小出版社。如果把出版界比作森林,那出版集团就是森林中的参天大树,但仅有大树也不能成其为森林,应该还有灌木、藤蔓乃至杂草这样的植被。没有了这些,森林也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同理,我们在打造出版“航空母舰”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小型出版社的发展,因为出版业的发展、图书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众多的中小型出版社。这也好比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有正规军、地方部队,同时还应该有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这些准军事力量,出版业队伍,需要“航空母舰”,同时,“小舢板”“冲锋舟”同样也需要,只有这样组成的出版队伍才是完整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小而特”“小而优”的中小型出版社一定会以他们的不可替代性在中国的出版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三、专业化是集团外中小型大学社的生存之道
纵观国际出版界,规模宏大的出版集团固然占据着出版的绝大部分的份额,但是,众多中小型出版社以他们的专业化、特色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由此构成了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出版格局。在中国的出版格局中也同样不会例外,众多的大学出版社仍将会以“专”“特”“优”活跃在出版领域,仍将会以她们的不可替代性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她们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将处于一种前后受压的处境,将在夹缝中求生。
这样的竞争态势决定了中小型的大学出版社必须要着力打造自己的专业品牌,根据自己的资源积累和规划定位,走专业化、特色化的道路,要以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树立特色和品牌就应该成为绝大多数中小型出版社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当一个出版社拥有了众多著名品牌图书和优秀的编辑人才,出版社的品牌也就形成了。
每个中小型的大学出版社应该在找准自己定位的基础上,首先在出版资源上盘点自己的“家当”,优化结构,整合自己的选题板块,发挥自己的长处,在特色上做文章,“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全面出击为有目的有计划的重点出击。这样的调整将有利于这部分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尽管他们不可能在规模上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这样在特色上做文章的战略调整意义将是深远的。他们完全可以在专业化上大做文章,惟其专业化,别人无法替代,真正在“小而特”、“小而优”、“小而活”的特点上做足文章,从而形成自己所特有的风格。中小型出版社同时也可以在性质相近、可以优势互补的出版社之间开展项目与项目乃至于社与社之间的联合,让自己的触须能最大限度地伸向出版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航空母舰”与“小舢板”对于中国的出版业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去关注那些少数可能成为“航空母舰”的大的出版集团的建设,同样也应该关注那些不可能成为“航空母舰”的中小型出版社的建设,让他们成为出版领域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冲锋舟”“小舢板”。管理部门应该在努力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的图书市场上下大力气,在制度上对大集团和中小型专业出版社都提供一致的市场环境,因为创造公平、有序、合理的竞争环境才有利于出版企业的优胜劣汰,而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能够发展并脱颖而出的企业也才是未来并购、重组的最适宜的对象。同时,中国的出版业也只有形成这样的出版格局才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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