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数字的偏爱似乎与生俱来。这种偏爱往往掺杂莫名的信仰或莫名的质疑、探究和破解的冲动、语感和听觉的依赖。那些简单的阿拉伯字符里,带有某种未知的挑引和对神秘抵达的刺激。人们不再安心和甘心把数字仅当做数字。
缘于玛雅文明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神秘的数字哲学,人们对数字的日常敏感几乎无需多言。西方忌讳13和666,中国钟情3、6、9,俄罗斯人像创世纪般地迷恋数字7,2012一度成为关于末日的禁忌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们开始展示对数字的敏感。作家、导演、艺术家,开始尝试在自己作品中,用隐晦或直白的方式,表达对数字的迷恋哪怕诅咒。他们要么借助数字获取灵感,要么在文本中解读数字,要么干脆直接用数字命名。
创作者们敏锐地在生活缝隙里考究数字,又在数字镜面中折射自己的灵魂角落,逼视社会和时代的盲点。
奥威尔写了《1984》,紧随其后出现一批数字命名的致敬之作(《1985》、《1Q84》)。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生前写出《2666》,留下至今未解的数字之谜。韩寒的《1988》据说是看到村上君已先行出版了《1Q84》,才只好加上副标我想和世界谈谈。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写了《1421》。日本人松田行正干脆写了本《零ZERO》,满足人们对符号、数字、密码的破解欲。费里尼拍了《》,王家卫拍了《2046》,日本的李相日拍了《69》
文艺作品中最早染上数字癖的,怕是几乎铺垫于所有人记忆胚胎中的那部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鲜有人能抵挡来自一千夜再加一夜的想象力诱惑和记忆力冲击。似乎这份缘起13世纪阿拉伯部落的数字情结,驾驭着阿拉伯数字们,成为创作伦理里的某种遗传基因。《2046》、《2012》、《1900》、《69》、《2666》、《1984》、《1985》、《1Q84》、《8?》放眼望去,在一排排仍在讲究语言修辞学命名的作品中,一批数字骑兵已经先从感官上独领风骚了。
数字党作品们,大多都凝结着创作者的数字情怀,少有噱头之嫌,至多刻奇(Kitsch)之短。这些或封面或文本中的字符,有的像是创作者自身经历的投射,轻描淡写的数字,实则暗合他们某个瞬间的心跳,类似灵魂荷尔蒙的释放,成为内心深洞的解码器或告解室;有些则背负创作者对世界的一腔抱负,将作品化作手中的柯尔特转轮,看似与世无关的数字,其实悄然担当了枪击时代症结的消音器;另外有些,则像毕业于毕达格拉斯学院,代替宇宙成了传递秘密的祭司。
电影世界里,周慕云在他的2047,用窥探和挑逗写着属于他的《2046》。小说世界里,博尔赫斯在《死于自己迷宫的阿本哈久艾尔波哈里》中,提到一个绝非打酱油的细节:昂恩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费马特没有写在迪奥方托书页空白上的一条定理。这就是那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的费马大定理。
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也把自己的数字癖好投射书中,现在我住的客房,房号是523我所住过的所有旅馆和房间号拼在一起,就包含了一条关于我命运和我这个人的密码。
意大利年轻的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更是靠琢磨质数,写出一部14万字的小说《质数的孤独》。虽然并未用那个代表自己的唯一质数276088996649命名,却把全书页码设成质数排列。然而读罢,却替这份质数灵感感到遗憾:缅怀爱情的数学家并没有把小说写成质数结构,而是操练了一次质数概念,加上质数页码。
不同情商指数和智识结构的人,对数字的敏感向度和解读层次也大有不同。
同样的数字在不同个体身上,G点显然不同。也正因此,数字传播的开放性和层次性都显得更加无限。它的可能性,是N+1。数字美学,likethesong。
4个数字眼前一立:有人认为是年代,有人认为是时间,有人想到高度,有人看到尺度,有人仰望星空看到神学,有人低头掐指识别算数,有人触及政治,有人念及欲望,有人看见历史(《1985》),有人窥见未来,有人想到六边形,有人看见图书馆(博尔赫斯系列),有人认为是精准度,有人认为是障眼术
至今看到最无辜又伤感的关于数字的解读,来自诗人严力的一首诗,(关于文革的)《遗忘》:回忆变成了沉默的句子/最后变成了一行数字/19661976/老李的孙女说等于负10。
数字自有它的传播玄机,无论作为数字本身,抑或数字符号。它可以不解释也传递一种信仰,可以不负责也抵达一种勾引。相较于文字短语的标题组合,数字组合至少在口感和听觉唤起上,显得高明几分。我想象中它理想的存在,应该像希特勒的胡子,蒙娜丽莎的微笑,堂吉诃德的剑。
现实社会中,现代广告显然高仿了这一数字灵药的处方权。8位博士,12位专家,历经15年,100多项科学实验,100亿个缩水分子、13位专家,3万多张设计图,往返太平洋12次,1780多个日日夜夜这样声画感强烈的语句我们都不陌生(抱歉,更早的记忆来自1605、666等农药名字,据说那也未必是货真价实的试验次数),它们玩转数字,敲击消费心理,力图传达从量到质的笃定。但这更像一种幻术。稍加心思者,便心领神会:眼前行过一桩桩消费社会手段隐匿的完美罪行。但完美的胡子、微笑和剑总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数字致幻剂,确实威慑般地赢得了预期眼球。
数字诗意和数字表意,不知还将数字化到什么程度。但有一点似乎可以默认,人们对数字的古老偏爱,像是接受心理的一枚天然胎记。比如,2012后的另一个世纪,人们未必记得住《海上钢琴师》,却忘不了1900,和那几句诗意对白:
乘客:what's the name?
船长:1900
乘客:Not the song, the boy's?
船长:1900
乘客:like the song.
数字,有时,like the song。
以数字命名的书
《零ZERO》(松田行正)号称世界符号大全,作者是平面设计师兼书籍装帧设计师,着迷于各种符号、记号、暗号、文字,摩尔斯密码、音乐符号、天气图符号、共济会暗号、家纹,乃至现在已经失传的苏美尔文字、西夏文字等他统统都爱,选了121种,编成这本书。取名零,因为零是一切的开始。
《No.6》(浅野敦子)日本作家浅野敦子的系列小说,时间设定在2013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No.6、犯罪率无限逼近0%的理想都市。少年紫苑被判断为智力S级,他和相依为命的母亲得到了No.6给予的最高生活待遇。但紫苑的完美生活在救了逃犯老鼠后就改变了目前连载到第9集。
《5月35日》(埃里希凯斯特纳)但是,今天是5月35日,我们得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有所准备。就在这一天,一匹会说话的黑马突然出现在男孩康拉德面前,带着他进入一个15世纪的旧衣橱(这个设置很像《纳尼亚年代纪》),走两个小时,就能走到南太平洋。历险开始了。
《12月6日》(马丁克鲁兹史密斯)美国悬疑小说家马丁克鲁兹史密斯2003年的作品。故事发生在1941年的东京,主人公哈利奈尔斯身负秘密使命,他必须在珍珠港战事爆发前选好自己该站哪一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书名要取名为12月6日了,那正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夜。
《755年:中国历史盛衰之交》(吴蔚)公元755年,也就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盛唐由盛转衰,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历史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乱世出故事,作者和读者都容易找到兴奋点。类似视角的书还有《1449大明惊变》等。
《1688年的全球史》(约翰威尔斯)1688年,彼得大帝建立了改变俄国称霸欧洲的政权,康熙大帝在紫禁城统治大清帝国,斯图亚特王朝被倾覆,牛顿为科学发展继续努力,洛克完成了《人类理解论》,莱布尼茨周游天下,令人难忘的还有松尾芭蕉的俳句,石涛的画作
《1776》(大卫麦库罗)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在美国人看来,1776年是美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关键年份,关于这段历史人人耳熟能详。美国历史作家、两次普利策奖得主大卫麦库罗有本事把它再讲一遍还赢得满堂彩,本书2005年出版,当年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历史书。
《1848》(迈克尔拉伯特)1848年是欧洲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一年,这一年,欧洲爆发了几乎涵盖整个欧洲的革命。革命首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爆发,接着是法国二月革命,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纷纷卷入革命。英国学者迈克尔拉伯特这本书全景式展示了这一年的欧洲。
《1901》(王树增)庚子事件是世界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国家的朝廷逃跑了,外国人占领了皇宫,如此奇耻大辱是如何造成的?著有《长征》等书的王树增这样解释写《1901》的初衷。《1901》是他的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一部,第二、第三部则分别是《1911》、《1921》。
《11/22/63》(斯蒂芬金)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的日子。35岁的杰克是缅因州的一名英语老师,他的朋友发现自家储藏室是一个通往1958年的时间通道,之后两人一起回到过去试图阻止肯尼迪遇刺,改变历史。
《11.11.11》(约翰雷切尔)2011年11月11日是世界末日?诺亚(是个,就是诺亚方舟那个诺亚)是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青年,最大的烦恼是如何逃离乏味的小镇。但在得知11月11日可能是世界末日后,他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2013》(玛丽D.琼斯)2013年到底是世界末日还是新的纪元?作者是美国阿肯色州超自然现象研究小组(ARPAST)高级顾问,本书针对2012世界末日传说,探讨人们关心的问题,如:地球会灭亡吗?科技的进步会使人进一步退化,仿生人、机器人将占领我们的世界吗?(辑/谭山山)
《2666》拉美作家一盘很大的棋
2666这个无解的数字,很难让人相信它是波拉尼奥的玄虚之笔。书中的细节,或许透露出了波拉尼奥对数字的偏好,甚至带些神秘主义的信仰。
人们都在谈论2666这个写过《荒野侦探》的作家留下的书名,或这组数字本身。
人们开始四处寻找罗贝托波拉尼奥书中,三男一女四个文学评论家寻找隐居作家阿琴波尔迪,像破译一桩谋杀案一样,企图破译神秘作家的身世。书外,读者们从第1页看至最后第869页(连译后记都翻透了),也没能解开2666这道赫然出现在封面的隐形方程式。
2666到底是什么?
这个数字在书中没有出现过一次,甚至没有一次暗示。看上去,波拉尼奥像是留下一个不留意义的悬念,走了。有人说,它源于新约《启示录》,有关兽的数字,意味着邪恶和反基督。译者赵德明,在翻译波拉尼奥的另一本小说《护身符》时,发现一座坟墓的年代出现了这组数字。它在夜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公墓,不是1968或1974年那种风格,而是2666年的。它被遗忘,如同在死人或者未出生孩子的眼睑下,泡在眼中冷冰冰的液里,那只眼睛努力想忘掉某件事,结果却忘记了一切。
《2666》在讲什么?
尽管书名匪夷所思,但丝毫不妨碍阅读。正如你并不知道一个阿根廷女郎的名字,但她的身材和谈吐照样性感得引你逼近。波拉尼奥并不像他的拉美前辈,钟情文字想象里的魔法幻术。《2666》中,除了第二章中,他杜尚附体般把一本《几何学遗嘱》夹在晾衣绳,并终日观察它。以及第四章,他把不像男孩,像海藻的少年阿琴波尔迪的理想生存空间设为海底。此外,都表现得像一个安心于布局结构的文字建筑师。
五个部分看似各自独立成章,互不关联,内在却若隐若现彼此勾连。波拉尼奥似乎效仿赫拉巴尔最善扮演的说书人,事无巨细、从宇宙的洪荒到大象的毛发,从上个世纪到下个末世,顾左右而言他地铺排出一个多幕剧的台前幕后。以至于每部分读下来,都有一种嗯,波拉尼奥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之感。
《文学评论家》是个漂亮开篇,笔调轻松幽默又带些推理的严肃。人们忘了对数字2666的破解迷茫,随着四国文学教授的粉墨登场,一起踏上寻访作家阿琴波尔迪之路。学识、价值观、爱情、肉欲交织呈现,刻画着欧洲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
绕过这些活色生香的文学教授,他们背后是更复杂的布局。有人说,《2666》是借文学讲罪行,又借罪行讲人性。别看最后一章揭晓了阿琴波尔迪,并反向解谜式地纵览了整部书的写作背景,但第四章《罪行》才是全书高潮。
波拉尼奥在前三章不动声色地带我们多次触及罪行发生地,至此终于揭开眼罩,咚的一声把你推到现场。150页,连续白描200多个墨西哥妇女被杀案例。不要忘了,波拉尼奥是一个诗人,因生计所迫才拿起小说的笔。一个诗人,在他的要作中,允许自己用近乎法医文体,无休止地描摹、堆积死亡,这不应是一个等闲动作。
就像2666这四个谜样数字,罪行中定埋有意义伏笔。
先锋评论家牟森表示:终于能用一句话概括《2666》的主题了罪恶发生学。
无论如何,面对2666这组数字,无法让人相信它是波拉尼奥的玄虚之笔。除却预言意味,相信他对数字本身亦有某种考究的迷恋。在《阿琴波尔迪》章节中,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稍有透露。
书中,学者包贝斯库说起一个罗马尼亚数学家此人用他人生最后20年寻找一些神秘的数字符号,这些符号隐藏在人类可见的某个聊过的景色里,但又看不见,可能存在于岩石间,两房之间,两个数字之间,等候人类去发现它和破解它。波拉尼奥借包贝斯库解释说:那位数学家说的破解,实际上指理解。
一部不作解释的《2666》,一门不解释的罪恶发生学,不知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它。(文/张丁歌)
《1985》1984之上的精神铆钉
奥威尔的《1984》面世后,1984这个年份成了一个神话。于是,从1948年至今,出现了太多版本的《1985》。
太多人绕不开《1984》,于是有了复数版的《1985》。
1948年,奥威尔的小说面世后,1984这个年份成了一个神话,无数人描述这种诞生时会兴奋,生于1984。1984这组数字成了一枚精神铆钉,太多人在梳理创作欲念时被越铆越紧。1984这个符号成为命题靶心,围绕它的书籍、电影、展览从零环向十环层层辐射。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写过描写阿拉伯世界的《1985》;日本哲学家写过一本《1985》;村上春树的《1Q84》曾拟叫《1985》;维也纳举办过题为1984的国际展;《美丽新世界》等以文字标题的形式在向1984致敬;匈牙利历史学家道洛什久尔吉,续写《1984》命名《1985》,被禁将近20年才得以出版。
关于作家写作的动机,奥威尔曾做过精辟总结:自我表现的欲望;唯美的思想和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政治上所作的努力以此推断,所有围绕1984割舍不掉创作冲动的作家,大抵都怀揣这种原始动机。久尔吉便是其中显眼的一员。
久尔吉的《1985》写于1981年,直接沿用了《1984》的词汇系统,却用奥勃良、裘丽娅和史密斯三人不同版本的口述记忆,丰富了《1984》中史密斯的单线叙述,预言式地续写《1984》。
1985年在久尔吉的笔下有何特殊?这一年,老大哥死了。因为公民已经完全处于掌控之中,英社(英国社会主义)改为真英社(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时代文学副刊》创刊,《哈姆雷特》上演,革命闸口启动;国家最美好的时期似乎到来,例证之一为某抵性会的女会员竟开始涂口红;双重思想(和平=战争,无知=知识)升级为三重思想(和平=战争,和平=和平);含激进派、中间派、温和派的知改委(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成立1984年之后的1985年,大洋国引发系列政治变革,狂欢派对式的革命乌托邦,难以避免的变革失败,大洋国沦落,自由再次沦为奢侈的谣言。
所有的续写都是冒险。基于《1984》的书写更是如此。久尔吉大胆的续写确实曾给他带来麻烦。1984年,奥威尔遗产继承人的律师找到我,要就著作权对我提出指控。我礼貌地给他回了封信:没想到老大哥居然还监视着英国。最终他们放弃诉讼。
为何一定要叫《1985》?便于把人们的视线迅速有效地拉至《1984》的前景中?久尔吉的回答是:西方很多人解读《1984》,作为对极端技术化了的本地文化的反抗。我的《1985》是一本讽刺小说。我丝毫不想跟奥威尔一争高低,只是想写一本续,在书中讲述我对世界的思考。对《1985》的构思,主要基于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情况。关于老大哥死亡的公告,是从病重的铁托那里获得的灵感。
即便再多政治隐喻,《1985》毕竟是文学写作。久尔吉做了创作上的尝试:大量批注以第四人称口吻出现。历史学家成了一个不肯冷眼旁观的庭外证人,围绕三人各异的追述,出于某种知情者的良知或局外人的清醒,适时出来敲上一棒。
我使用注解,是作为一种讽拟体的形式,以非虚构的形式讲述一些作者的他我(alterego)和虚构。历史学家的角色同时还意味着:很遗憾,由于政治原因我无法使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久尔吉告诉《新周刊》。
《1985》写于1981年,终获出版是1990年,书中假托的时间却是2036年,写于香港。这种时间和地点设计,久尔吉说:2036和香港,都是我为写作《1985》做的一个远距离的技术处理。当时的香港(或台湾),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感觉完全遥不可及,并且充分自由的地方。本来我可以去中国的。1971年,曾有一个中央委员会书记对我说:如果你不喜欢呆在这里,我们发给你护照,你可以去中国。也许会有一天,我真的能够去那里。
那一天,是自由意义上的1985吗?(感谢译者余泽民协助对道洛什久尔吉的采访)(文/张丁歌)
《1Q84》背负疑问的东西
我们这代人已经三十过半,无论工作还是家庭都已基本稳定,世界看似在顺利地前进,但其实暗流已在涌动。
村上春树最初的设想是写一部名为1985的小说,讲1984第二年的故事,以此向《1984》致敬。后来,执导过电影《1984》的迈克尔莱德福德提醒他,说安东尼伯吉斯(就是写《发条橙子》那位)已经写过这个题目了。他这才把书名改为1Q84。Q既是日语9的同音字,也代表疑问:1Q84年我决定这样称呼这个新世界,青豆这样决定。Q是questionmark的Q。背负疑问的东西。表示他所写的,是一个年份设置在1984年,但是又跟人们记忆中的1984年有所不同的世界。
把年份设置在1984年并不是一种偶然。1984年,就是社会再造,或者说重组告一段落,又经历了石油危机,借助高度的资本主义体制,世界重新前进的年代。60年代已经远去,我们这代人已经三十过半,无论工作还是家庭都已基本稳定,世界看似在顺利地前进,但其实暗流已在涌动。在接受日本新潮社杂志《思考的人》总编辑松家仁之的长篇访谈时,村上这样谈起他所经历过的1984年。所以,时间设定为1984年,尽管取自奥威尔的小说,但可能还是具有相应的意义。对这样一种时代进行描写的必然性,似乎在我的心中原本就存在。
《1Q84》显然不同于《1984》。用村上的话来说,《1984》是近未来的小说,《1Q84》则是近过去的小说。所谓近未来,就是想象未来可能是这样。所谓近过去,则是一种回溯性的假设,也就是说尽管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本来有可能是那样的。据此对现在的事实进行改造。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要有趣得多。真实的1984年,已经被书里的小小人(LittlePeople,与《1984》中的老大哥BigBrother对应),或者说是村上自己改写了,由此,1984变成了1Q84。
1Q84的世界,不是单纯的虚构,不是作为小说的平行世界,而是存在着现实的活生生的恐怖。青豆区分1984和1Q84,是看天上的月亮。挂着两个月亮的,是不正常的、变了样的1Q84。小说的最后,她和天吾穿过同一个出口,回到了只有一个月亮的1984。但过程太顺利了,而且小小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天吾的母亲是怎么死的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反而更令人困惑:他们真的回到1984了吗?还是到了另一个1Q84?人们以为逃过了1984,是不是早已活在1984的世界里却不自知?这确实是太恐怖了。
村上作品的书名,一向大有讲究,都有着鲜明的村上式风格,比如《遇见100%的女孩》、向雷蒙德卡佛致敬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同样如此,书名用了日语中不多见的阿拉伯数字加英文字母的写法,村上作品台湾版译者赖明珠认为,这个书名,点出村上文学的特色之一:异质性的组合。(文/谭山山)
《69》年轻人总觉得世道也许会改变
他们激动万分,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早已看惯的风景。但最后他们才知道,唯一的报复方法,就是活得比对手快乐。
别想歪了,是1969年的69,不是那个69。
1969年这年,东京大学停止了入学考试。披头士乐队发行了《白色专辑》、《黄色潜水艇》和《修道院大道》,滚石乐队发售了最佳单曲《夜总会女郎》。还出现了一群被称为嬉皮士的人,他们留着长发,呼吁爱与和平。巴黎,戴高乐下台;越南,战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高中女生开始使用生理卫生棉,而非棉条。而这一年,生于1952年的村上龙17岁,在佐世保的一所高中从高二升入高三。
每个人都青春过,青春也是作家们或迟或早会写到的题材,因为刻骨铭心。1987年,村上龙写出了《69》这部自传体青春小说。主人公剑介,也就是文学化后的村上龙,17岁,还是处男,读尼采、读兰波(其实读诗的出发点是为了泡妞),成为摇滚乐队的鼓手,一心想在佐世保这个小城搞一个轰轰烈烈、除了杀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干的文艺盛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清晨勃发盛典。
佐世保位于日本西九州岛,建有美国在日第二大海军基地,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小城。1968年1月,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前往越南参战,预计停靠佐世保港,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东京,示威者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在佐世保,日本全学联(即全日本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了有4.7万人参与的集体示威,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造成450人伤亡。这就是剑介出场前的时代背景,书里对此也有所提及:剑介打算在毕业生告别会上排练一场反映佐世保示威活动的戏,遭到老师们的极力反对,并从此被视为怪人。
那也是全球青年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69年,日本全国性学生斗争组织全共斗虽然大势已去,但也让东京大学停止了入学考试。年轻人总觉得世道也许会改变,所以,当时弥漫着这么一种风气说是为了适应这种改变,就不能指望考大学什么的,与其那样还不如吸吸大麻来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抗争就有了意义。剑介和伙伴们在一个夏夜的零点时分,搞了一场校园封锁活动。当他们打出源自法国五月革命的想象力夺取政权标语时,都激动万分:通过自己的力量,也能改变早已看惯的风景。1969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文艺盛典的如期举行。但到了最后,他也没有吻到自己喜欢的简小姐。1969年就这样结束了。
村上龙在后记中写道:唯一的报复方法,就是活得比他们快乐。快乐地生活需要能量,那就是斗争,直到今日他都在继续这场斗争。这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文/谭山山)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像一把刀,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1968年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一年,但也是让许多人产生怀旧之情的一年,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
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美国黑人掀起反种族歧视暴动;妇女解放运动也始于这一年;法国爆发五月革命;苏联将坦克开进布拉格;中国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这就是整个世界被颠覆的1968年,就像《时代》周刊所说,1968年像一把刀,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1968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著有《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的美国作家马克科兰斯基这样说道。这样的年份,自然是作家的好题材,关于这一年的图书非常多,体裁、手法多样。有全景式的,除了马克克兰斯基的,还有英国作家塔里克阿里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反叛的年代》;有从某个时间点切入的,比如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有研究著作就以4月4日为题;也有以点带面的,比如研究法国五月革命的书不少当然太值得研究了,2011年6月始于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即演化为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浪潮,年轻人忍无可忍地爆发,不就是五月革命在今天的回响?曾有人评论说,在占领运动现场,闻到了1968年的味道。
1968年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一年,但也是让许多人产生怀旧之情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数千人在越南丧生,数百万人在比夫拉饿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破灭,墨西哥发生大屠杀,全世界对异议分子施以棍棒,两位最可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美国人遭到暗杀。然而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充满无限可能并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年。正如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所言,那些期望和平的人所渴望的并不是减轻苦难,而是对苦难默不作声,而1968年之激动人心正在于,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都拒绝对世界上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他们人数如此之多;如果别无选择的话,他们将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了这个世界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始终会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
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披头士乐队1968年发行《白色专辑》,在《革命》这首歌中,约翰列侬这样唱道。据马克科兰斯基的分析,有四种因素共同促成了1968年: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起了典范作用;60年代这代人与上代人之间截然不同的疏离感,让他们拒斥一切权威;越战这场全世界共同憎恶的战争为所有的反叛者提供了叛逆的理由;科技的进步,电视的出现使人们能及时掌握世界大事,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正在成为可能。这一切造就了1968年的革命神话。(文/谭山山)
《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狂想
当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身,放弃朱棣的雄心壮志时,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填补他们所留下的空间。
英国人加文孟席斯曾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对中世纪航海史兴趣浓厚。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贝尔图书馆发现了一张绘制于1424年的海图。这幅海图上有威尼斯制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的签名,描绘了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还有位于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经过查证,他确信其中两个岛屿是加勒比群岛的波多黎各和瓜德鲁普岛。他认为,这意味着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前大约70年,已经有人精确地考察过了这些岛屿。当时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财力、科学知识、船只和航海经验,能够开展如此宏伟壮丽的发现之旅那就是中国。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郑和才是环球航行第一人!在1421年至1423年间,郑和船队在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中到过世界上每一块大陆,他们穿行过62个列岛共17000个岛屿,并绘制了几万里的海岸线图。他们比达伽马早66年绕过好望角,比哥伦布早70年发现美洲,比麦哲伦早100年进行环球航行,比库克船长早4个世纪发现澳大利亚。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孟席斯写出了这部《1421:中国发现世界》:当中国人开始专注于自身,放弃朱棣的雄心壮志时,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填补他们所留下的空间。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沐浴在本应属于别人的荣耀中。现在,最终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公正,将荣誉归属到它应属的地方。
孟席斯的观点遭到了学界的抨击。有学者认为,仅就孟席斯的研究原点那幅绘于1424年的海图,就有几处站不住脚:1.如何证明那两个岛屿属于加勒比群岛?2.如何证明它们不是后来才加到海图上的?3.如何证明这幅图绘于1424年而不是更晚?这些疑问无法解决的话,孟席斯的研究和推论就无从说起。孟席斯认为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新世界,从逻辑上完全可能,因为中国人的技术、财力没问题。但逻辑推理不能取代历史考据,孟席斯毕竟不是专业学者,没有足够能力来进行考据。所以有人把孟席斯这本著作称为幻想小说,更有人说,这倒是穿越片的好题材确实有传好莱坞买下了其电影改编权。
从一个年份、一个事件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切入,倒是史学著作常常采用的一个路数。因为这些被选中的切片不是孤立的,表面上看来是细枝末节,但可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王氏之死》正是这种方法论的代表作。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等著作显然受到了黄仁宇的影响。(文/谭山山)
电影中的数字
《2046》
这是一个用数字堆砌起来的2046。
周慕云不间断地观察着2046的房客,把与诸多女子发生的一切写进属于他的《2046》。用一部电影,王家卫给了2046这个不知所谓的数字一份忧伤、孤独和无所归依的漂泊感。2046是一个门牌号码、一部小说、一班列车、一个年代也是一段回忆。
《2012》
玛雅末日预言的最终日期在逼近,2012这一数字成为了世界末日的代名词,《2012》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上映。2亿美元的超高预算、1400多个特效镜头以及各种毁灭方式的捆绑销售使得这部电影绝对可以被称为一部成功的商业灾难巨制。影片的最后,与整部影片气氛相反地,几艘大船中的人类还是存活了下来并迎接了新纪元。无论来自大自然的惩罚有多可怕,人类终究要存活。2012不仅是一个结束,同时是一个开始。
《7磅》
7磅的名称来自《威尼斯商人》里的话:当赌注已下或者借了债务是必须还的,否则必须以割一磅肉来偿还。威尔史密斯在一个雨夜一手造成七个无辜生命的逝去,便试图帮助七个人来寻求自我救赎,每一条欠下的生命值一磅的重要。《7磅》中,导演把生存的苦难真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同时也满怀怜悯地赐予我们美好的梦想,用七个人的重生来弥补一个人的罪孽。
《21克》
21克来自人类灵魂重量的说法。这部电影用多线叙事的方法,讲述着混乱而悲惨的故事,尽其所能地把所有压抑的感情贯穿其中。电影没有给出治疗痛苦的药方,只是赤裸裸地展示着众人尚在颤动的创伤,有50%以上的篇幅是主角们心理活动的描写。死者的离去,其意义并不在于死亡或者死亡意义的本身,而在于对死亡的抗拒和对生命的留恋无论它究竟多重。
《81/2》
费里尼的工作,就是以《81/2》如陀螺般重复显现的自我解析为轴心,把这纠结成一团的神话整理好,并分门别类。伊塔洛卡尔维诺。《》对应的是费里尼导演影片的总数,与其说费里尼在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还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一种以自传、危机、情感为关键词的混沌生活。整部电影是现实与幻想的拉锯战,段与段之间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按生活常规进行的,与现实交替出现的是11个闪回、幻想和梦呓。
《四百击》
这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开篇,这是特吕弗的半自传体作品,也是安托万系列的第一部。四百击译自英文TheFourHundredBlows,而后者又译自法文LESQUATRECENTSCOUPS,意思是青春期的强烈叛逆。就像是影片里青春躁动的安东。一个影片吸引人的或许不是色彩、动作甚至是情节,也可以是从平淡中透露出的伟大。它不仅仅是自以为是的成人带给孩子残忍、粗暴的四百击,也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在向成人控诉的四百击。
《1900》
315分钟的长度,长达46年的时间跨度,极左的政治倾向,大量情色和血腥的极端场面。贝托鲁奇于1976年拍摄的《1900》载入影史的同时也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和热议。有人认为这是贝托鲁奇最具传奇性质的史诗杰作,就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徒有史诗外表的失控影片。影片虽然取名为1900,但1900年本身并未在影片中占据重要位置。影片以两个在1901年同一天出生却身处不同阶级的男人为视角,主要拍摄从1900年开始到1946年意大利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从这个意义上说,1900这个数字似乎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了20世纪这个阶级矛盾逐渐激烈起来并引发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