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大家好！这里是百道学习公开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老师在不久前接受百道网专访，谈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出版高质量发展。这是根据采访录音做成的公开课内容。在这两堂公开课里，我们请于殿利老师追根溯源，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来看我国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根源和实践创新。他指出，“供给侧是强调市场的本质，回归市场。中国的改革是预防危机，使需求和生产更能达到新的适配。结构性反映的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指向一定是高质量发展。”要讨论“供给侧”概念的起源及其理论演变，就不得不回到政治经济学中探源知变，察看它的发展轨迹。因此，在公开课的上半部分，我们请于老师为我们大线条地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理论。在公开课的下半部分，他则重点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于殿利公开课（上）：

回归政治经济学源头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解题，供给侧是怎么回事？供给侧改革，改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强调结构性？

供给侧是回归市场本身，把握市场规律，核心在于不断去审视和判断不断变化的需求。市场就是需求；供给侧就是生产。讨论供给侧，就是研究供和求的关系。

这一段关系是如何产生的？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产生于贸易中，贸易最重要的是积累货币，即财富。保证顺差的手段必须要实行关税政策。

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学家是从事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商人[以托马斯•孟（1571-1641)为代表]，他们开始研究，国民财富是如何积累的？国民财富是什么？如何才能把国民财富积累起来，让一个国家变得强大？这是从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大航海时代、大殖民时代以后才开始的。欧洲的国家都非常小，国内市场需求非常有限，资本主义需要拓展全世界的贸易大市场。在商人眼中，财富是货币，但不是纸钞，而是真金白银。真金白银在国库里积累起来之后，国家才算真正有了财富。通过国外贸易积累财富，要做到顺差，必须要政府采取措施，政府必须要干预。

政府在干预中为了保证顺差，必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用经济的手段去调节，即加收和提高进口关税。关税这一招亘古未变，到现在一直在用。

自由贸易

但是，这种主张的问题在于，如果所有国家都追求所谓的贸易顺差，生意将难以为继，合理的办法是自由贸易，市场理论应运而生。

信奉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达德利•诺斯（1641-1691）。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他认为政府干预注定要失败，市场力会抵消国家的干预。现在有一种理论成为常识，即自由贸易的好处是通过市场的调节，鼓励好东西留在市场，不好的东西就自然被淘汰，这就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鼓励给人类提供好东西，这从整个商品经济和整个人类文明，包括从人性需求角度来说，是符合商业道德的。

达德利•诺斯提出市场力的因素，让市场来做决定，这是他跟重商主义者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市场理论最大的贡献是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引进到生产领域中来，开始进入到真正的需求和供给层面的研究。此后的经济学研究，基本是沿着“供给”和“需求”的主线展开的。

劳动价值

光研究生产领域，仅仅是生产最好的东西，不能保证畅销，也不能保证盈利。因此就要研究成本效率。在生产领域里边保证高质量、保证最好的品质还不够，一定要引进到生产效率和成本管理与控制。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在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其他所有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比拼的就是效率，效率优先就会保证竞争力。

经济学的另外一个核心是剩余价值。就是要追求剩余价值。没有剩余，所付出的都将给吞噬掉，没有剩余就无法和其他商品交换，获取多余的货币。我刚才说的在成本和效率这样的优先才能产生到这个社会系统。

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威廉·配第（1623-1687）是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他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产生影响的第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学领域带入到了生产领域。

重农学派

接下来是法国重农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只研究法国，因为当时法国的农业在欧洲大陆处于落后，生产力低下，生产效率低下。

农业生产领域最早实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法国下了大功夫进行改造。重农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率先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后来的经济学，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供求，最终就算有没有节余，赚不赚钱，利润的事。货币、银行、贷款、金融，都是围绕着最后赚不赚钱来展开的，所以经济学后来被戏称沦为了数学的工具，学术性和地位也锐减了。

在这之前，为什么叫政治经济学？一是研究者把研究经济学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总体框架中去考量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算账，会去考察整个文明形态，国家的文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的社会状况。其二，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注重最后赚不赚钱，能不能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更关心赚了钱以后能不能让企业维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心剩余的利润如何分配，关心贡献与分配的平等关系。政治经济学最终关系到人的问题。人是所有财富的创造者，应该也是享受者和分配者。不是只关乎算账的问题，而是更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精神，这就是原来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分支出许多的学科，使得关注人文和社会方面的东西，成为新学科的核心关注内容，而经济学最后就变成纯算账的了。

无形的手

同样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23-1790）可以说是一位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明确了财富不是贵金属而是劳动的创造物；财富是生产性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贸易的结果。他对魁奈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大加赞扬，并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他更是借助自己在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把“无形的手”这一比喻说法用在了市场经济上，成为后世尽人皆知的著名概念。

萨伊定律

说到供给侧，关乎到生产，但是又绝不是不顾市场，不顾需求地盲目生产。我们应该明白，其根本在乎关乎市场。供给侧是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的一个最根本性的理论，是说生产自动创造需求。“当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售。”比如说一本书的出版，同时就打开了卖纸的销路。卖纸的就为做木浆的、做纸浆的、做草浆的厂商打开了销路。做木浆的打开了销路，就为木材厂、森林伐木场打开了销路。经济会形成一个循环系统，需求和供给之间需求大致是相吻合的，不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大供求。

该理论影响整个19世纪。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理论。实际上这一理论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整个19世纪都是在他理论框架下运转和发展的，所以理论没有出现问题。他说生产会自动创造需求，在短缺经济的时代是非常正确的。整个19世纪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说，人类社会发展都是处于不充分供应的状态。因此，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在我们的生产力非常低下，而需求又都存在，基本上各个领域都没有太多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市场生产就是需求。

凯恩斯主义

一直到1929年资本主义经历全球大危机之后，供给派理论开始遭到批判，又一派学者粉墨登场，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凯恩斯。

凯恩斯定律认为“需求创造供给”，光强调供给是不够的，一定要去强调市场，强调需求。凯恩斯说的需求端的需求是什么呢？第一个需求是对货币的需求，大家得有钱，有钱才能买东西，要发行货币。光说干活劳动创造价值挣钱是不够的，国家要多发钱，让人民感觉到挣很多钱，才能去消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必须要适当地通货膨胀。凯恩斯刺激需求的理论首先是要刺激货币的需求，这对摆脱经济危机起了良性的作用，也持续了四五十年的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叫“滞胀”。滞胀危机催生了新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

每一代理论的产生，都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出现不同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

尊重市场、政府干预与减税降费

流通和光发钱不创造价值，所以又回归到生产中来，只有生产才创造价值。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样鼓励生产，又成为破解凯恩斯危机的难题了。

怎么样来鼓励生产呢？政府调节最有效的一招是税，就是要减免税，所以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克强总理的工作报告里边提出减税、降费。这是我们政府拿出来了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态度。

减税和降费一下会对整个财政收入造成多大面积的减少？对于我们正在要全面奔向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来说，政府的财政大规模的减少压力该有多大？。但是为了要鼓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结构，要鼓励满足新需求的新生产，所以要鼓励生产。减税是为了让生产企业负担更小一些。减税之后，产业的利润率就会提高，会有更多的资本，更多人才会流入到产业中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减税之后政府财政收入大面积下降，政府要维持运转怎么办？于是政府必须要减低运营成本。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财政支出都在增长，税收却在下降，怎么去运营去支撑？政府就要下决心，你就知道这个决心应该有多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策，政府要带头。

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忽视需求，忽略了产品创新。我们谈的供给侧，实际上是呼唤我们更多地尊重把握市场规律，大力推动市场，但同时政府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

于殿利公开课（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出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以往的资本主义也有改革，但是他们的改革都是危机发生以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亡羊补牢。我们的改革是未雨绸缪，预见到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各个领域传统生产、传统产品的库存，主动求变，主动改革。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都是去原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整个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完全超过了人民需求的程度。这是因为我们那么多的产能，原来是不问市场，不问需求，盲目进行生产；而市场上新的需求，我们没有去满足。改革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高瞻远瞩的、是战略性的，是为预防危机而采取的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的实质是让我们回归市场，把握本质性规律，这就说我们政府提出来的供给侧改革，是符合理性的，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在尊重科学理性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改革性措施。

从逻辑关系上来说，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是解决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不对称。包括图书行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供不应求。

需求是分层次的，有个体需求，社会需求和时代的需求。个体的需求虽然有某些差异性，但它一定是跟随整个社会潮流，在大的社会潮流范围内，同时又符合整个时代特征的。无论个体需求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化，它都不会跳出社会发展的大的脉络，不会脱离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

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国策，是因为它体现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需求，或某个产业和某个行业的需求，而是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要解决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不对称。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的需求方面，已经跟以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我们称之为新时代。只有从经济的角度，从市场的角度，从需求的角度思考新时代，才能够诊断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需求得不到满足，充斥着平庸的东西。

不仅仅是我们图书产业有高原没高峰，所有的产业都存在这一状况，就是平平庸庸地满足人的一般性需求的东西很多。但人们想买最好的东西时，连买电饭锅，买马桶盖都得买日本的，这不是很气人吗？这就是为什么要倡导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说到底是精益求精的态度，是一种精雕细琢的做法。

判断需求是基础，满足需求，就要用工匠精神，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雕细琢的技能去实现。

我们说改革一定要知道它的根本目标的指向，预防危机的发生。它的自然结果就指向高质量发展。

低水平的发展包括很多方面，生产质量和需求不匹配是一个方面；用传统的发展方式，和现实的需求不匹配，又是另外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说改革是结构性的，不是仅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产品结构，国民经济总体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结构，这些东西是重要的。但是从我理解上来说，结构性指的是全国和全局性、整体性的，不是某个产业、某个领域的问题，是全中国各个产业各个领域的问题。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去理解结构性的问题。

出版要深刻反映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

就出版业来说，无论是教育出版、学术出版，还是科技出版，都要从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的角度去策划选题、去进行出版。因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从量的方面已经上升到世界前列，质的方面自然会提出高的要求；原来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从有到好的问题，这是符合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的需求的。

价值多元了。好的、坏的、黑的、白的，慢慢越来越模糊。当黑白是非对错都被看作无所谓时，我觉得整个教育方面面临的难题，面临的矛盾，应该是教育出版着力应对解决的难题和课题。

学术出版也是一样。我们面临的难题，理论对实践的阐述，思想对呈现的阐释不够。经济高度发展之后，我们整个思想文化建设，理论建设滞后了，这已经变成一个新的社会矛盾。我们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鸿沟已经铸就，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到前头，理论建设跟不上了，思想阐释跟不上。

学术文化是最高端的文化，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高度，实践走到前头，但学理性的阐释滞后，跟不上实践，高度上不去。我们的文化要走向世界，不在学理上去阐释，外边世界不接受，也成为不了人类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不了人类智慧。要能够在学理上、思想上都得到阐述，把实践道理都讲透，传播进去。因此学术文化建设体系就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

另外，我们的国际话语权不够，是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现代的知识和现代的科学都是源自西方，无论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是用西方的字母符号串起来的知识体系、逻辑体系，体现出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离开了这些，全世界人的知识传授不下去。但实际上不止只有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比如说我们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人体、对生命的认识，又是另外一种东西，但没有构建自己的体系，或这个体系得不到人家认可的话，在国际上就不会有话语权。

话语权的建设，实际上体现出来的还是我们的学术体系。为什么国家现在提出来要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体系，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要从更高层面去理解这件事情，这是真正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高点。

另外的一块文化建设是乡土文化建设。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全人类到目前为止走的路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铲除乡土文化。为什么要再强调乡土文化建设？只有把乡土文化建设起来，再加上扎根乡土的家族文化，社会文化才能建立起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建立才有依据。否则，脱离乡土，脱离家庭，脱离社会，如何去构建中华民族大文化？

因此，高质量的发展最终就落实到结构性上，要去破解，要反映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作品，才更有可能成为高峰之作，否则只是满足一部分群体的一部分需求。我刚开始当编辑的时候就讲过，所有的传世之作，差不多都是深刻揭示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好的作品，没有一个只是满足一种小情调的。小情调只能满足一时个人之需，成为不了一个个的里程碑。一个里程碑，一定会是成为划时代的、标志着社会变革的著作。

出版的创新性发展

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发展，一定要有新的东西。黑格尔有一段话，真正的创新是回应一个新的时代的课题。各个领域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新的时代需求，就实现了创新，这是真正的创新。

从出版来说，一定要去想我们新的时代特征是什么？第一，做出版一定要把创新放在首位，内容创新是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东西。比如说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主题出版。我常说，不要把主题出版当作政治任务，这是一个新的需求，是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甚至是人类之需。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主题，就是人类的重要主题之一，我们作为世界最大人口比例的国家，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不应该成为世界人类的主题吗？它一定会的，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些新的内容，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出版出来，传播出去，让它成为中国国家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个层面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是在同样的内容下，用各种不同的产品形式去展现它。原来一个内容，只会做一本书，这是不够的。我们有的书能出到8个版本，各个版本都同时销售，每个版本的目标读者群是不一样的，甚至每个版本的使用价值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一再鼓励产品创新，如果不能把内容价值最大化，转化成所有人可以需要的不同产品的话，对内容价值就是一种浪费。

第三个层面是业务模式的创新。

编辑的工作模式通过技术创新，面向数字化，媒体融合融合发展。从提供单一品种的图书到提供多维度产品结构的内容体系。除了传统的纸书以外，至少包括三级产品结构。第一级产品结构是简单的电子书，第二级是专业数据库，可以实现全主题检索，第三级是知识服务平台，把一个一个的数据库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没有产品形态，没有固化的产品，根据需求自动生成产品，因此知识服务超越了产品。

我提出来一个更高一点的理想化的要求。知识服务引进人工智能，没有人工智能是没办法提供满意的知识服务的。因为它是自动生产，自动创造，自动理解的需求制作出来的，但是就面临着新的矛盾，人会产生依赖性，对人的创造性会有消极影响，因此，不要让人工智能的知识服务本身，反而影响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把人变成人工智能的奴隶，这不是我们发展知识服务的根本。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培养的是一种能力，培养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培养一种对知识的依赖。

所以我们在产品设计领域要体现这样一种理念。当我们整个的思维能力，整个的创造能力活力都在下降的时候，这不是我们知识生产的目标，它和我们知识生产目标是相违背的。

对出版来说，要处理好几对矛盾的问题。比如说规模，质和量的关系问题。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定要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重要，但是现在的需求变化很大，等你磨出来了，需求又发生变化了。所以，高质量发展也好，创新发展也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好，一定要及时准确、高质量地满足需求；一定要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要处理好规模和质量的关系，没有一定的规模，光做出一个好的东西，难有影响；从文化建设角度来说，出版经济从根本上是影响力经济，只有在有影响的情况才会产生经济效益，才会有效率。所以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要规模，一定要知道规模发展实际上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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