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书评】《民国社会生活史》专题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系统展示和深刻阐释 20 世纪上半叶我国民众的生存理念、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习的嬗变过程，本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瑞芳认为，不平衡性是民国社会生活变动的突出特征，这是本书所揭示的深刻道理，她在文中也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民国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变动必然带来民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变化、变动和变革是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发展的明显特点；而不平衡性，则是民国社会生活变动的突出特征，这是《民国社会生活史》所揭示的深刻道理。

近代中国民众物质生活层面变化的难度，明显易于思想观念层面变化，故物质生活层面的变化速率，明显快于精神生活层面。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文明开始猛烈地撞击拥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国引入西方近代文明经历了从器物文明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逐渐深化过程。中国人对西方器物文明的接受相对容易，遇到的阻力较小，而对西方精神文明层面的接受则遇到了较大阻力。洋务运动兴起后，西方近代生产及生活器物，如洋布、洋火（火柴）、钟表、纺纱机、显微镜等，开始传入中国沿海城市。这些传入的西洋近代生产及生活器物，逐渐改变着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甲午战争后，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由器物文明深入到制度文明，逐渐关注并接受西方君主立宪及民主共和政体。到了民国初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学说先后传入中国。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规模和深度，都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从引进西方文化的时间跨度上看，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到本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文化，都以不同程度传入中国；就文化部门种类而言，分属不同领域的众多思潮，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介绍和传播到神州大地，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

西方近代文明给予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最突出的还是器物层面的变革：西方近代工艺、技术传入中国，与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相融合形成的中国近代物质文明，这导致了中国物质生活层面的剧烈变化。而在制度文明层面，西方近代文明虽对中国传统制度文明有过猛烈冲击，在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同时建立了民国政府，但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过程却充满了艰辛、曲折，始终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至于精神文明层面，西方近代以民主、科学为核心价值的思想观念则长期不被中国人全面接受。因此，鸦片战后引进西方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开始了中西物质文明的融合，并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生活变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冲击了中华古老的制度文明，致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瓦解，并开始仿照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进行尝试，推动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变革。但由于中西国情、政情与民情之差异，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近代制度文明（民主政体），更没有能够建构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核心价值体系，严重限制了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变革的深度。如纲常伦理作为中华传统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支配或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各个部门。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较长时间里，许多人仍然鼓吹“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故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物质生活层面的新器物和新技术，容易在物质生活层面进行变革，但很难骤然接受西方近代民主平等自由观念，民国时期民众精神生活层面的变革显得缓慢而艰难。因此，中国民众社会生活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是随着中国人对西学认知及西学东渐的深化而逐次发展的。西学东渐首先带来了器物层面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新的西方近代科技事物如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逐渐改变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接着，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习俗，进而缓慢地推动中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民众生活习性差别甚大，存在着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东南各省与西北各省、文化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受过教育和教育程度高的民众与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者等众多差异。这些差别导致了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革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这些差异，易于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毛病，无法窥得民国时期民众社会生活的真相；若过分夸大这些差异，容易出现“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弊端，很难总结出民国时期民众生活变化的脉络。因此，考察民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动，必须首先关照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和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带来了社会生活变化速率和变化深度的差异，从而使民国社会生活的变革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不平衡性，首先体现在空间结构的巨大差异上，体现为全国各区域变动的极端不平衡性。梁启超说：“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延缓。”大体上说，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特点是：汉族地区的变化大于少数民族地区；沿海地区的变化大于内陆地区；文化先进地区的变化大于落后地区变化；东南各省变化大于西北各省变化；大中城市变化大于广大乡镇变化。汉族居住的东中部地区，是社会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北诸省区。同时，鸦片战后的西学东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出现于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随后逐渐向周遍辐射，从租界向华界辐射，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地区辐射，从中心城市向广大乡村辐射。与此相对应，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也率先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出现并流行，逐渐从租界向华界扩展，从口岸城市向周边扩展，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展，从东南沿海诸省向西北诸省区扩展。因此，受西方新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辐射的强度，相应地从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及东南地区到内陆城市及乡村，呈现逐步减弱的态势；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向在内陆乡镇及乡村，同样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这样便形成了像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沿海沿江城市异常“摩登”，而广大内陆城市及乡村社会生活变化不甚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性。

城市生活现代化，在社会生活变革中具有先导和火车头作用。民国时期民众生活世界的变革首先从城市开始。处于中西文明交汇前沿并具有扩散影响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是西方生活元素输入及社会生活现代化变革的桥头堡。自晚清上海、天津、广州等早期通商城市社会生活领域出现变动，直至民初伴随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变革的潮流向内地其它城市扩展，沿海沿江各口岸都市新生活元素成为引领民国社会生活现代化变迁的播种机。近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点是消费性和商业性，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市民生活市场化、消费欲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交需求加大，特别是西洋消费品引入、新消费形式出现，共同催生了城市消费商业、休闲服务业的发达。故城市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引领和主导着民国社会生活变革的潮流。民国城市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广大内陆乡村的传统生活场景，形象地诠释着民国社会生活变革的区域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社会生活变化的不平衡性，还体现在中国各阶层社会生活的明显差异上，体现在城市社会上层精英与乡村社会下层百姓生活方式的差异上。总体上看，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城市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受过教育和教育程度高的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变化，快于和大于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

这是《民国社会生活史》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