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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2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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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不平等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水平,而且与我们的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密不可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不平等简史》一书中,作者讨论了21世纪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出现,并解释了它与全球化和民主生存的关系。她们还讨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趋势和未来。
《不平等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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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美]米凯莱·阿拉塞维奇,安娜·索奇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定义不平等,也能反映出我们如何思考自身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不平等的概念和对于它的日常感受,都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究竟何为公平,又何为不公平,而且也直接——不过也可能是潜意识地——将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紧密联系起来。
虽然这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最近成为了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问题。为什么它曾被忽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现在成为公众讨论的最前沿问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不平等简史》一书便探讨了21世纪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出现,并解释了它与全球化和民主生存的关系。作者还在书中讨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趋势和未来。
作者米凯莱•阿拉塞维奇,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副教授。教授国际历史,重点关注20世纪的发展制度和思想。曾任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员。
作者安娜·索尼,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剑桥大学克莱尔·霍尔学院终身教职,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Jemolo研究员。
书摘:
然而,更宽泛的不平等问题中,经济上的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基础和伴侣。很少有人否认,经济不平等将对现代社会产生巨大挑战,无论是经济高度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尽皆如是。不平等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根基带来的严重威胁已形成广泛共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认为,美国的不平等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其程度正在接近或可能已经致使经济增长和民主陷于危机。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表示:“就我们的民主和社会性质而言,我们为这种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民主被削弱,因为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政治不平等。”
对于上述观点,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1856-1941)做了准确概括:“我们要么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要么大量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无法两者兼得。”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想法不只存在于左翼政治阵营(赖克和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政府的重要官员,而布兰代斯是反垄断进步人士)。即使是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强力拥护者,如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2007年9月的一次访谈中表示,“当你有愈发强烈的感觉认为资本主义的所得没有被公正地分配,这个体制将难以维系。”
还有普遍共识认为,不平等不是富裕社会独有的内部问题,整个世界都普遍面临不平等问题。所谓全球经济不断整合的全球化——特别是最近阶段出现的金融去监管和国家自主权削弱等特征——对国内和全球的不平等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众所周知的亲全球化的传统新自由主义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最近撰文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国内紧缩政策的实施并未取得预期效应。特别是,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在不断扩大——或至少保持停滞。正如他们所说,“即使增长是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唯一或主要目标,议程的支持者仍需要关注分配效应”。
显然,总体情况要比这几条评论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例如,21世纪的最初10年,许多民粹主义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都出现了不平等下降的情况。同时,至少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逐渐赶上发达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1980—2000年间许多国家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尽管近期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它们仍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同样,尽管全球不平等水平较21世纪初已有明显缓和,但仍比任何单一国家的更高,也比20世纪初或70年代要严重得多。
总之,尽管存在一些对于特定国家和不平等指标的重要警示,广泛存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仍是当前全球困境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当前美国、国际政治和经济话语的核心。我们需要清醒意识到经济不平等只是更加宽泛的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与不平等极度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将只讨论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特定问题。
尽管经济不平等本身并非一个新问题,它在政治话语方面的催化能力却异常强大。原本只被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关注的这个议题,近来是如何成为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观察。如果我们习惯于将不平等视为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除了那些可能非常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低,主要归因于每个人都是贫穷的),那么直到近些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公众舆论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不平等也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和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尽管不平等现象之前似乎主要突出存在于欠发达国家,但现在已经渗透到发达国家。
我们无法用其他理由来解释“皮凯蒂现象”(Piketty phenomenon)——为何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在2014年被翻译成英语后成为热门畅销书——或其他发行规模较小但成就非凡的书籍,如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 2009),以及最近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的《美国增长的崛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2016)——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该书讨论了内战后美国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令人失望的生活状况。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也引发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激烈争论。正如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在其《不平等与不稳定》(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第一句中所写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到了1929年以来前所未见的水平。”1929年正是华尔街崩溃和大萧条开始之际。
此外,激增的不平等现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或“超级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结合,为不平等动力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转动力。特别是,不平等和全球化的结合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国家的社会群体,而且这些方式往往互相对立。例如,全球化现象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影响,既有助于一些群体在全球收入分配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又迫使另一些人群的收入增长陷入停滞。
所以,我们讨论不平等时涉及两种类别: 国际类别和国内类别。它们有自身动力,也相互依存。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趋势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趋势相结合,会产生各种相互关联的现象。其中一些在国家层面尤为明显,例如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收入危机问题、1%的最富有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制衡机制被破坏问题等。相反,一些本质上属于跨国的问题日益增多,比如从穷国到富国的国际移民。这些国内和国际的不平等现象显然是相关的,而全球性因素也肯定会同时在多个国家的国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国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概念只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以便理解一个基底层趋于统一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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