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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21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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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2018年12月,“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由江西高校出版社策划出版,是国内首套以出版人亲历的视角反映40年出版改革成果的大型自述体丛书,已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丛书以出版改革亲历者的视角,把个人亲历的改革个案,提升到整个出版行业乃至全国改革的文化层面上进行观照,总结出版改革的成败得失,探索出版改革的规律,展望出版改革深化的前景。通过大量有说服力、感染力的纪实案例和亲身感悟,为出版改革存史、立言。本文是丛书策划者朱胜龙的策划手记。
经过3年多的努力,我策划的《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终于完成了从不成熟的想法到实施方案再到成品的“蝶变”,促成了从作者的潜意识积累向精神产品的转化,10册书的一次性推出,使丛书作者的创造性思维成果盛装出场,展示了新时期出版人的风采,为纪念出版改革40周年增添了一抹亮色。丛书通过出版人的亲历自述,为青年出版从业人员了解风雨兼程的出版改革、发展史,了解中国出版业最好时期的“前世今生”,了解出版改革前后的鲜明对比和飞跃性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来自全国的10位出版人,在共同的使命感召下,组成了创作团队,一起回顾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和遇见的人,回放留存的文化产品和留下的文化印记,从自己的职业追求中挖掘、提炼出一个个原汁原味的故事,体现新时期出版人的职业追求、使命担当和文化情怀,这件事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超出了事情的本身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虽然写作很费劲,很花时间,但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纪念出版改革40周年献上一份礼,很有成就感,也很有意义。
《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共1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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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作者:聂震宁、黄国荣、常振国、周百义、吴培华、樊希安、龚莉、齐学进、张增顺、涂华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波澜壮阔的出版改革历程,为新时期出版人施展身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舞台,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40年出版改革创造的生态环境,使出版人想干,但不能干或不敢干的事,成为常态;使出版人想干能干,但不会干、不善于干的事,成为业绩;使出版人想不到、想不全、想不明白的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新时期出版领军人物作为出版活动的主体,既是我国出版改革与发展新历史时期的推进者和引领者,也是新时期出版文化的创建者,挖掘、保存由出版人为主创、主角的出版史料,深化对出版文化的研究和探讨,理应成为出版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出版大型原创自述丛书,领衔者和投资者,是两大必备条件。著名出版家聂震宁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社长邱少华都是我的好友,感谢他们最终成全了我,成就了一项大业。江西高校出版社这些年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了机制,激发了内部活力,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只要是好书,再大的投入,出版社也要承担”,是社长邱少华社一以贯之的经营理念,他对丛书选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示无论这套丛书要赔多少,出版社都要投入。著名出版人聂震宁在出版“江湖”站位高,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显然是丛书主编的不二人选。他看了丛书的策划思路后,觉得这套丛书应时、应景、应运而生,很有价值,并说50后的出版人正陆续离开工作岗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回顾、梳理,出版这套丛书的时机基本成熟,表示愿意出任丛书编委会主任,而且带头写一本。
2015年3月,两位情怀满满的出版人在北京韬奋基金会办公室首次见面,一拍即合。他们的牵手,拉开了为新时期出版人“树碑立传”工程的“序幕”。聂震宁发挥在业界的威望和影响力,组建了由中国出版协会各专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组成的高规格丛书编委会,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丛书的主题、体例及作者的遴选标准等,使丛书有了良好的起步。之后,聂总还邀请柳斌杰理事长担任顾问,并为丛书写序言,使丛书编委会的架构更为完整。江西高校出版社也把丛书列为出版社的重点工程,组成了高效的工作团队,紧张有序地开展了联络、组稿等工作。
出版改革的大潮,把一大批出版业的领军人物推向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剧”。从中遴选出既有不凡业绩,又有理性思维,既有精彩故事,又有文字功底的改革亲历者,请他们把自己亲历的改革风云、实战案例、职业感悟写下来,成了丛书的最大看点。
丛书作者是个特殊的创作群体,他们既有丰富的出版实践,又有深厚的学养和专业积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作者虽然都是“事物缠身”,也许是受丛书的主题的感染,或是历史使命的召唤,对于承担的写作任务,却答应得比较爽快。以亲历自述的视角,把自己的从业经历写成一个个的生动形象的故事,使人愿看,爱读,对作者、责编也是一种挑战。有的作者虽然著作等身,但亲历自述体的写作却是第一次。不少作者在投入创造的同时,把自己的经验性感受无保留地与责编交流,在有效的编创互动中提升了质量。
聂震宁既是丛书编委会主任,要运筹谋划丛书作者人选、丛书架构、体例等大事,同时又是丛书的作者,需要亲自“操刀”。特殊的身份,使其亲历自述具有了“样板”的色彩。这种双重身份,在丛书作者中比较少见。聂总自带的“充裕流量”,实现了“鱼和熊掌兼得”,丛书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其自述《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的内容“披露”后,拥有的“粉丝”也不断增多。
《一生相许》作者黄国荣最早交稿后,仍然关心丛书的编辑,多次给责编打电话,对丛书的定位、特色及书名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丛书写作应把改革的历史记录、真实的亲身经历、感人的创业精神与第一手的史料价值结合起来。《追梦——我的出版问道历程》作者吴培华养成了每天写工作日志的习惯,在丛书写作中,这个习惯使他获益匪浅,从1995年7月到2018年3月的8000多篇工作日志及众多业务笔记的回顾、梳理中,他获得了大量的素材,厘清了写作思路,尘封的资料,在挖掘、利用中产生了新的价值。
说起吴培华的写作,不由想到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当年他在策划、组织《现代出版学丛书》时,给我“下达”了写作《现代图书编辑学概论》的任务,曾三天两头电话催稿,“逼”出了我的一部学术专著。这次却轮到我“催”他的稿,当然,他的写作自觉性和积极性大大超过了我,他催我的稿费了不少劲,而我基本上没怎么催。丛书出版后,我们俩算是“扯平了”。
《激情与梦想》作者樊希安的写作模式与众不同。长期的“码字”经历,樊希安习惯了手写的感觉,20余万字的书稿,就是这样“堆”成的。为此,夫人成了其“义务”打字员,把他的一篇篇手稿转化成0和1的二进制格式,“夫唱妇随”的“合作”模式,圆了其离职后的一个个“写作梦”。
《长江十年》作者周百义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10年社长生涯,历经了出版改革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改革的艰辛和曲折,自然而然地积累了大量的“故事”素材。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他把书稿打印了若干份,请熟悉情况的领导、同事提意见,帮助把关,并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改,之后,他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选载了部分章节,扩大了征求意见的范围,在业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审读书稿清样时,他还发现了自己书稿以外的问题,“消灭”了质量隐患,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使责编深受教育。
《情系教育出版》作者张增顺的书稿完成后,因书稿中涉及到不少史实,为此他花了半年多时间进行逐条核对,确保准确无误。
去年春节后,《没有围墙的大学》作者龚莉的书稿写作进入关键时刻时,老父亲突然病危住院,龚莉赶到长沙,守护在老父亲身边,她的心得到了安放,在病房里进入了写作状态。也许是女儿的孝心感动了上苍,书稿完成后,老父亲也转危为安。编辑的工匠精神,在丛书创作中得到了印证和延续。也许是有太多的职业感悟 ,她一口气写了30万字,后听取责编的意见,以丛书整体风格为重,“忍痛割爱”,及时进行删减。这种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令人感佩。
从构思到完稿,是创造性思维的质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丛书作者对自己经历的出版改革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忆和梳理,分散、零碎的记忆碎片在写作中得到了归纳、整理和提升,在写作冲动的激发下,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潜意识纷纷被激活,在“重启”中形成了新的感悟、思考,亲历、见证出版改革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加全面,更加系统。
作者的原创自述,既是对40年出版改革成果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也是促进出版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推动力。丛书的出版,只是宣传、张扬出版改革精神、出版改革成果的一种形式,是出版社为大局服务的一种形式。纪念出版改革40周年,既是党的中心工作,也是出版业的重点工作。
把《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的出版与出版改革成果宣讲结合起来,在拓展服务领域、拓宽服务空间中,做出新的贡献,同样也是新时期出版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了让更多的出版从业人员分享丛书作者的改革体会和经验,推进出版改革的深化,受《慎守其真》作者常振国的启发,我们策划了丛书的延伸项目:开展出版改革成果宣讲活动,把出版社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功能,从图书出版领域向宣讲领域延伸。
我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中国出版协会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出版协会把开展出版改革成果宣讲系列宣讲活动,作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协会的重点工作,同意宣讲活动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中国出版协会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和有关地方出版协会协办、江西高校出版社和书友之家承办,宣讲团由“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作者组成,由中国出版协会聘请。为此,一支由亲历改革的新时期出版人组成的宣讲队伍,在纪念出版改革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应运而生。
中国出版协会于2019年1月在北京举行首场宣讲报告会暨出版改革成果宣讲系列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宣讲团团长聂震宁做了“出版改革造就新时期出版人成长“的宣讲报告,柳斌杰理事长向宣讲团成员授了聘书并致辞,对宣讲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场报告会结束后,宣讲团将赴上海、四川、陕西、山东、深圳,由这些地方的出版协会组织专场 宣讲报告会。宣讲活动的开展,既为促进出版改革的不断深化营造了氛围,又为出版社及丛书作者提供了新的服务机会,同时也有助于扩大丛书的影响,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把图书出版固有的社会功能向新的领域延伸,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影响。
(本文编辑:陈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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