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公司成立之前，先得寻求自我定位，确定经营理念。经营理念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就是公司在黑暗中摸索向前的灯，总是在前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新曲线的公司理念是“基于教育的专业化学术性出版”。这句话没有一丝半点的华彩，甚至有些干巴，但把这家公司的诉求说得很清楚。新曲线公司总裁刘力说，这句理念的来源不归他，而是归于费孝通先生；学术出版的基因得自于华夏出版社。在自创新曲线之前，他和团队的重要成员都在华夏工作很多年。在一个出版周期变得越来越短的快速生产时代，新曲线的出版周期依然停留在人们对绅士和淑女出版时代的传统印象中，“用心雕刻每一本”使他们自豪。但是，他们也有烦恼。刘力说：做书、做编辑、做策划，我们很自信；但是说到营销，不太自信。

    理念的源起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几位供职华夏出版社的年轻人已经在出版圈子里做出了一些名堂，却面临着出版方向抉择的困扰。其中一位叫刘力，北京大学88年毕业的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时任华夏出版社副社长，分管财务以及社会科学、经济科学两个编辑部。另一位叫陆瑜，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时任华夏出版社经济科学编辑部主任。

    刘力已经记不清是1997年还是98年，他到费孝通先生家里去拜访费老。他是带着心事去的。听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就是这次探访，决定了他一生的出版方向，更重要的是，费老的一番话，使刘力的出版观受到洗礼。他至今仍然记得费老的原话：

    “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出版人，是很荣幸的。机会很好，你们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出版人。”

    九十年代的华夏出版社正值峥嵘岁月，因出版“二十世纪文库”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自有一席之地。这套大型译丛是华夏社八十年代中期建社伊始就开始策划运作的项目，由邓朴方牵头主编，把20世纪当代最有影响的人文社科经典著作和名著搜罗备至。

    1981年，商务印书馆在总经理陈原的主持下开始启动“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1983年推出第二辑50种，对西方早期经典的学术著作进行了整理和翻译，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很大震动。商务印书馆由于地位显要，目标显著，在组织规划汉译名著后续项目时，碰到的阻力亦大，项目推进的步伐变缓；同时为求项目的稳妥推进，在先期选题上走古典路线。因此给其他出版社提供了市场机会。于是几家出版社组织的重要文库先后应运而生。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便是其中之一。它在选题策划上很明智，与商务“汉译名著”打了一个时间差。当商务还在组织18、19世纪的经典著作时，华夏一下子把距离读者最近的20世纪经典奉之眼前。直到现在，很多人提及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启蒙的文丛时，一定会提到这套书。也正是这套书系，为华夏定下了人文社科的传统出版基调。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即将迎来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二十世纪文库”不仅内容资源面临竭泽的困境，就连丛书名称也变成了束缚。整个华夏出版社，凡是想事的人，都在寻思：是沿着20世纪文库的路子继续往下走，还是转向？如果转向，转到哪里为好？

    围绕这个题目，华夏社组织调研了北京几十位中青年专家学者，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里的拔尖人物。大家的意见最后流为两派，一派坚持要把二十世纪文库出下去，理由是虽然文革后的思想启蒙延续了二十年，但还不够，时代依然需要，不应该把一个打出了名头的文化品牌丢掉；另一派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引进国外一流的人文社科优秀教材。北大的马戎教授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学生。

    两派的主张都很有份量，这两个出版方向，一个是锅里的，一个是地里的。锅里的现成，可是觉得发展无后劲，争抢的人太多；地里长着青苗，能想象丰收的愿景，但眼前没有谁能举起镰刀。刘力的内心很挣扎。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提及的对其一生意义重大的那次拜访。

    费老已经八十七八岁的高龄，但思维清晰。他搞了一辈子的社会学研究，主张田野调查，早年写作的《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扛鼎之作，是很多社会学、人类学学生的启蒙读物。这位民族学、人类学老专家，因为置身高校，深知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现状，教材落后是症结之一。在他看来，我们使用的教材还不及美国30年前使用的教材。在同一个时代育人，用落后30年的教材如何能达到别人的水平？因此，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文社科教材引进翻译到中国，改变中国高等教育落后的现状。费老有一个著名的“补课说”。先提升教材，再促进教师队伍的提高，即为“补课说”的例证之一。

    费老那句“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出版人”，对刘力、陆瑜等一批年轻的出版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力和陆瑜后来创办新曲线，公司的出版理念完全植入费老的教诲。刘力说道：“费老非常有战略性眼光，他的思想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基于教育的专业化学术出版，就是从那个时候定下来的，而且的的确确是（遵循）他的理念，就是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出版人。”

    在塔尖上做出版

    新曲线创办于2002年9月。沿着公司既定的出版理念，产品线一直在人文社科领域高等教育教材以及相应的专著上延伸，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商务英语几大块。心理学板块作为最近几年上升显著的板块，为新曲线的出版运营增加了稳定性。现在新曲线编辑团队有十人，其中六人是心理学硕士毕业，当中的四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编辑团队所具备的学科背景，和他们目前在心理学专业和学术著作出版领域占据的领先地位，这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大学心理学老师给学生的推荐书目里，新曲线的图书是重点推荐对象。

    心理学图书市场的增长和新曲线公司的业务成长是齐头并进的。新曲线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精力放在经管类和商务英语两块（这两块仍然是新曲线的主力板块）。当时心理学市场的屯垦尚属初阶，轻工的万千公司、北大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华东师大出版社是最早的进入者。新曲线属于第二梯队。这个市场发展到现在，主要竞争者除了上述几家外，还有人大、世图、上海人民等。

    进入心理学领域，除了刘力的学科背景使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着一块金砖投石问路。虽然是新公司，但在培生、麦格希这些顶级的国外教育出版商那里，刘力和陆瑜早已成为可以依赖的合作对象，因此他们获得了《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的版权。这本书是培生的看家产品，从第一版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英文版最新已出到第20版。这本经典心理学著作在中国至今卖到了第九个年头，带给新曲线的市场回馈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可是时间退回到2003年，一家新公司，拿着一个投资成本不菲的产品问道一个深浅未知的市场，算得一桩壮举。

    新曲线组织了北大心理学系的18位教授作为译者，每位教授选择自己的研究专长或有兴趣的章节进行翻译。主译者王垒教授称这部教材的翻译是“北大心理学系教授们集体智慧和团队凝聚力的结晶”。能将这部经典之作译介到中国市场，教授们很欣慰，但是，有多少人会为这本书买单呢？他们为新曲线捏一把汗。全书621页，四十多个印张。教授们开玩笑：不妨就做成像原版书一样，彩印精装，定成三百多块，卖上两千册得了。在这个领域，应该找得出两千个非得买这本书的读者。刘力当然不想只卖两千册，他认为合理定价，卖上八千册是可能的。于是首版印数定为5000册，定价88元。

    书上市了，在书店里慢慢动着，因为预期很低，所以书能走得动，就觉得已经不错。出乎意料的是，它动的节奏越来越快，卖得越来越好，从一年卖上两万来册，到三四万册、四五万册、五六万册……到去年为止，这本书总计卖了近30万册。

    新曲线的心理学板块不断丰富起来，渐渐形成几大书系：心理学核心教材中译系列、原版系列、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除《心理学与生活》之外，《社会心理学》《迈尔斯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生物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对伪心理学说不》等重磅图书合力建构了新曲线在这块市场的领先地位。

    新曲线的人最怕别人把他们的书和大众市场心理励志图书搅到一块说。虽然都和心理有关，读者却少有交叉。刘力甚至认为，网上16000余种心理学图书，其实很多书是伪心理学。即便有的心理学图书内容还可以，但明显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伪书，在这些书的任何地方很难找到作者介绍，或作者介绍语焉不详。他太清楚这里的猫腻。一家图书公司的老总对他说：你那儿出的书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你的很多书我都有。刘力佩服他懂书，有做书的眼光，但区别在于两家公司是不同的做法。他看得出这些同类书都是扒拉内容进行改编的，因为会营销，别人反而比他卖得更好。刘力说，他很认同一位学者的一句妙语：“署名的译著，不算是译者的学术成果；学者的论著，却原来是不署名的翻译！”一位出版界的资深朋友对刘力戏言：你们在给他们提供基因呢！

    对此，刘力很无奈，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读者变了。2003年5月，《中国图书商报》刊登的《关于读者购书原因和购书消费的调查》让他至今难以忘怀。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影响读者购书的几个因素，排在第一的是作者，其次是书名，第三是新书推荐，第四是图书正文前的内容简介。但现在，他发现读者已经不太在乎作者是谁，而更在乎书名是什么。很多书的产生便是从书名开始的，一些出版商很有市场眼光，长于发现“主流文化的暗流”，取出一个很好的书名，按照流程，下一步是找作者编写。刘力简直无法相信，什么人可以写出命题的精品图书来？心理学科学在中国算得上新兴学科，无论是知识水平、前沿眼光，还是写作方式，国内作者的出品和国外引进的图书存在着差距，这是国内学界和精英读者界都坦然承认和有目共睹的。而即便是在欧美，真正的优品也屈指可数。同一位作家写出了一部传世之作，不见得能写出第二部。他在这个行当也是久经历练的老兵了，当然知道在这种流程下操作出来的书稿无外乎两种类型，或创作得毫无价值，不值一看；或改编得有模有样，却无视知识产权。

    伪心理学或伪书的市场大行其道，这些同行做的是金字塔底的生意。刘力说：最害怕做出一本外行的书，让内行见着笑话。这些年手头不知流过多少大众心灵励志读物或他眼中的伪心理学畅销书，但从来不为所动。

    新曲线选择在塔尖上做出版，刘力相信，那里有他们的市场、有需要他们的读者。《心理学与生活》的成功，向他证实了国内这一块市场的现实存在。这更坚定了大家对公司理念的追求。塔尖虽然窄小，却可以扎得深，扎住的就是刚性的市场。十年下来，新曲线的图书给大家形成越来越明朗的印象：高端书多，精品书多，重印书多。

    用心雕刻每一本

    在新曲线网站的右上侧，有一张古老的图片，做成动画效果，描述欧洲手工时代出版印刷的作坊场景。早期的出版很神圣，因为它们是为“神”而做，修道院的抄写员手工抄写《圣经》，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也为了印《圣经》。无论是手工还是机器，做事者无一不怀着敬虔之心。新曲线公司十年来出了几十期书目，每期书目的封面上都有类似的图样，几十张用图无一雷同，但共同反应的都是手工或早期机器印刷或装订的情形。刘力喜欢设计总监陶建胜使用的这些图片，爱它们的主题，更得其寓义——“用心雕刻”。“用心雕刻每一本”成为新曲线出版座佑铭，行业内不少人知晓这句话。

    新曲线储备了丰富的版权资源。每每谈到这些选题，人邮社的领导都会感叹：“哎呀，都是好书啊。”人邮社是新曲线的长期出版战略合作伙伴，其平台资源和发行能力在国内大社中也算名列前茅。以他们的发行能力，当然希望消化更多的产品，人邮社领导希望这些书尽可能快点儿出版，自有其道理。可刘力说：快不起来。

    按照一般的引进图书商业合同，一个版权周期通常为五年，合同中会约定最多二年内必须出书，同时授权方又很看中市场绩效。做专业学术和教材出版，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是很难的。道理很简单，出版周期短，就意味着给翻译的时间短，给编辑的时间短，品质难以保证，市场也就难以持续。很多出版社曾经大批量购进人文社科的教材版权，合同条款像一道道金牌似地催促着他们，他们将这些金牌发到译者和编辑那里，结果发现好书没做好，市场没做起来，最终啃不动拿下版权的图书，只得把版权退掉。

    刘力说，新曲线出书慢，版权方都是知道的，却很照顾新曲线。经常是5年合同到期了，书出不来。版权方冲着新曲线认真做事的态度，网开一面，万不得已时，合同再延期，续签，或更换到最新版。刘力很清楚，新曲线较早进入引进版图书出版领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大量的好书，这么多年来，付梓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是用时间磨出来的。这些珍贵、稀缺的版权资源有很多双眼睛在后面盯着呢。争夺资源的暗战有时候比他想象的要激烈很多。像《心理学与科学》这一类书，每当国外的新版推出，培生公司就得应对国内竞争者走马灯般的游说。刘力知道，新曲线把好书做好，市场回报也尚好，别人轻易拿不走这些版权。正因为如此，他觉得对授权合作方存有负疚感，于是会要求新曲线的编辑们想想办法，“看看在编译质量不松触的硬指标下，能不能探索出提高效率的编译流程”。旁观者清，对于一家追求雕刻理念并已内生成一种公司文化的慢出版机构，对“提高效率”的探索，从它一提出来，就可以预见它可能会失败。

    比方说，新曲线选择译者，有一些硬性甚至会被认为僵硬的标准，就注定了它确实“快不起来”。译者人选要求教授，非教授者也是专业内的出类拔萃之才。刘力做了一个清点，新曲线历年图书译者百分之九十是相应学科教授。在心理学领域，由于编辑团队一半以上具有心理学学科背景，因此在选择译者时分得更细，发展心理学的内容，一定找发展心理学教授翻译；实验心理学的图书，译者人选必定落在实验心理学教授身上。给译者的翻译周期很长，比如，由郭永玉教授牵头翻译的《人格心理学》翻译两年；年内即将出版的《人的毕生发展》，由申继亮教授牵头翻译，翻译4年，中间还换了一个更新版；由王中华、黄一义教授翻译的《聪明的投资者》，翻译5年，合同到期书没出来，不得不续签；由清华大学张陶伟教授翻译的《期权、期货及其衍生产品》第6版，翻译3年……

    找到好的译者，只是图书进入编辑流程的前半截，后半截是编辑工作。刘力很骄傲新曲线的编辑能力。行业里面规定的图书差错率可以到万分之一，新典线内定了更严苛的最低标准：两万分之一，重点书是四万分之一。这无形是对自己的编辑加码，从万分之一到两万分之一，编辑的工作量不是简单的翻倍。

    出版业的每一位编辑都通晓一句话，叫“编辑是遗憾的艺术”。刘力要求编辑用心雕刻，不留遗憾。用心是态度，专业是能力。在编校的过程中，内容中有很多隐性的东西，需要专业去把握，包括用语是否是行话，语句的语感和节奏等等。“那是无底洞啊，你看不见的。我们有些书出来以后，到了译者手里，译者读了看了，不相信是自己的译稿。”编辑过程根据书的难度和厚度持续一年、两年不等的时间。《人格心理学》编辑了两年,《期权、期货及其衍生产品》第6版也经历了同样长的编辑周期。鼎鼎大名的《当代广告学》第11版，书稿已经三审通过，书号、CIP数据都有了，等着出片印刷。刘力却要通读全书稿，时钟嘀嘀嗒嗒走过了半年。刘力回想说，可能是出于对作者老阿伦斯的崇敬——他在去世之前还在为这部让他呕心沥血大半辈子的著作“银婚纪念版”而操劳，也可能是自己的完美主义毛病又犯了，硬是花了半年时间来又通读全稿。新曲线有不少图书，译者在序里面充满了对编辑工作的认可和感谢。其中一些人在书出来之前受到等待的折磨，难免会对刘力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发点难。

    这样打磨图书，投入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很大。同等规模的公司年出书品种通常会到100～150种，每个编辑一年会出七八本甚至十本以上；但新曲线的发稿编辑六七人，人均四五本书，公司每年平均出书三四十种。刘力觉得这样做值得。既然新曲线有幸在第一时间里拿到了这些领域中的绝大多数好书，如果把它们做烂了，那是暴殄天物、误人子弟，其结果是毁了公司。现在，新曲线每年受益于其与年俱增的重印书。去年的重印书达到2600多万码洋，今年可达3000万以上，占公司销售收入三分之二以上，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编辑的精力不是用来追求品种，而是用来追求品质。前期编辑成本虽然高，速度慢，但重印率高最终会分摊掉前期的高成本，“只是，开始几年确实要苦些。新曲线的经济情况现在是一年好过一年。”刘力由衷地说：“慢也不怕，慢工出细活，把好书做好了，03年的书才有可能一直卖到现在，而且愈卖愈好。”

    后记

    在这个出版周期日益缩短的年代，慢出版同样带给新曲线良好的收益。别人用数量得到的，他用质量获得。尽管如此，刘力不得不开始正视产品的营销。他承认，营销是新曲线的短板。人邮社有能力把新曲线的货铺到所有新华书店网点，但营销需要新曲线做；现在网络渠道由新曲线自己发行，这更增加了营销的紧迫性。在过去，新曲线的兴奋点和注意力重点投放在产品和编辑上，营销一直是薄弱环节。新曲线单品销售平均在两万册，但在行家眼里，这些书的销量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

    这两年，公司任命刘霆为副总主抓营销，希望从他这里开始能够见到成效，放大单品的发行数量。不过，话又说回来，刘力，这个骨子沉浸在旧式出版文化中的出版人，内心相信的是出版界的老话：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常销书不是靠营销，而是要靠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