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城墙作为城市防御性建筑，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中一直有着广泛应用。虽然随着时间流转，城墙逐渐消逝，但它们作为中华民族艰辛劳动的成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能够图文并茂地展示中国古城墙面貌，从2011年开始，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联合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老师及相关专家，对中国古城墙进行了系统盘点。经过六年的研究、整理，2017年，《中国古城墙》正式出版。正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主任汪意云所说，《中国古城墙》作为十三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重点项目，是需要向图书馆、市场重点推荐的产品，其重要性不限于重点项目图书，更是一次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拯救和声援。

《中国古城墙》汇集中国近500座古城墙，是我国首部全面介绍中国古城墙的专业性影像文献，图文并茂地展示中国古城墙的面貌。据悉，《中国古城墙》是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也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重点项目，同时也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被译成英、德、法、日、韩五种语言出版海外。城墙作为城市防御性建筑，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中一直有着广泛应用，随着时间流转，城墙逐渐消逝。城墙是中华民族艰辛劳动的成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城墙》的出版，全面介绍中国古城墙的起源、变迁、毁损、修缮和保护，首次对中国古城墙进行大盘点，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面镜子。近日百道网采访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主任汪意云，请他畅谈编辑人如何发挥编辑力，展现对古城墙文化的敬畏、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饭桌上结缘的重点选题

《中国古城墙》出版项目发起于2011年，历时近六年时间才全部撰写修订完成，终于在2017年8月问世。《中国古城墙》六卷本，收录了中国古城墙近500座，是一部“中国城墙图典大全”。“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城墙资料，首先我们根据省市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一搜集资料，其次，我们会根据古城墙的重要性进行判别是否入选图书。部分城墙遗址已经消失，只剩下城墙资料，我们也会纳入书稿编写，整套书前后约汇集了500座古城墙。”汪意云介绍说，其中的图片来源有三类。一是文献资源。本次图书出版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一手文献，主要是古城墙规划图。二是历史图片。作者从海内外搜集历史照片整理成文，这些图片来自日本、台湾及其他地区，非常罕见。三是遗址图片。作者请专业摄影师甚至亲朋好友亲历古城墙遗址进行现场拍摄。许多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十分珍贵，极具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谈到这套书的选题缘起，汪意云兴趣盎然地说：“我和主编杨国庆老师是在吃饭时认识的，他提起自己专攻城墙研究，他的德籍夫人也对城墙非常感兴趣，那时他已经出版了《南京城墙志》，正在撰写城墙词典。杨国庆老师亲自考察过德国古城墙，是城墙研究的专家。想到杨国庆老师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大量的研究资源，我提议杨国庆老师尝试写《中国古城墙》。”

一次饭局遇到一个好的选题，让汪意云很兴奋，他津津乐道地说：“起初，杨国庆老师预感这个选题难度很大，中国古城墙涉及广阔的地域，需要庞大的作者队伍支撑。杨国庆老师有些畏难，我鼓励他先进行选题申报，然后尝试一步步地解决问题。”在汪意云的鼓励和支持下，选题得到社内领导的认可，并很快获得国家层的扶持。

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长城

《中国古城墙》的三重价值

在汪意云看来，《中国古城墙》能在社内多个重点图书中脱颖而出，有其独特的亮点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及历史价值。《中国古城墙》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出版项目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重点项目，是需要向图书馆、市场重点推荐的产品，其重要性不限于重点项目图书，更是一次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拯救和声援。

第一，《中国古城墙》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中国古城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汇集和研究大型古城墙的大型专业性影像文献。汪意云介绍说，“清代《考工典》一书汇集了我国古代的数百座城墙，但是这本书只是简要地用文字介绍城墙，没有配图。与之相比，《中国古城墙》图文结合，彩色印制，内容丰富，文化价值更高。”

第二，《中国古城墙》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目前，我国古城墙申遗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由八个城市联合的“中国明清城墙”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已经开始，另有六个城市着手加入申遗工作，这套书的出版为申遗工作增加了一枚重要的砝码。《中国古城墙》的出版处在申遗工作宣传和研究的重要节点，可以为申遗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据悉，《中国古城墙》一经面市就受到了海内外知名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对《中国古城墙》进行了专门报道；8月23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博览会上举办“海外推荐会”，国内外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进行了宣传报道。

第三，《中国古城墙》具有较高的“走出去”价值。古城墙是中国的一张名片，这套书的出版将带动“古城墙”文化走出去，具有着拉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古城墙》作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我国走出去工程的重点骨干工程，将以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韩文等五种语言形式推向世界。汪意云补充说，“《中国古城墙》是我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历史上第一次在中文版基础上，以五种语言形式出版的图书。更重要的是，这套书选题一出就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就被列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五种外邦语言的出版，向世界人民全面介绍中国城墙文化和精神内核，是一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力宣传。”

南京城墙东水关内外

用心研发海内外版并行图书

《中国古城墙》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五种外国文字联合出版成为这套书对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因此，出版社在策划之初就预留了多语言开发的空间，用心研发实现海内外版并行。汪意云坦言，“用如此多的语言推出海外版图书在集团内也属首创，与其说我们是做一种书，不如说我们做了两种书。两种图书并行的难度和工作量都非常大。”

首先，海外版图书撰写难度大。汪意云说：“这套书一经选题就注定要进行多语言开发，考虑到国外读者阅读需求，我们必须在中文版基础上进行压缩制作海外版。因此，我们甄选了如长城一类的重要文化遗产，剔除部分不重要的、外国读者不感兴趣的内容，同时在文字上进行删选以适合国外读者阅读。中文版与海外版并行，在中文六卷本的基础上撰写海外简版，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工程。”据悉，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出版社在编写中文版的同时就多方搜寻译者，成立了专门的翻译小组，实现中文撰写与外文翻译工作同期进行。

第二，单位换算工作量大。《中国古城墙》是一套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因此其中的计量单位都是用古代社会的习惯进行标注的。譬如，测量城墙长度的单位“步”，还有如“丈”“尺”等等。这些古代计量单位与西方现行计量单位（如公里、米）不相容，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需要进行单位换算。

第三，数字标注习惯不同，数字转换工作繁重。中国文献中的数字都是用大写汉字表示，西方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字。要将大量的大写汉字转化为有小数点的阿拉伯数字，这也是一项大型工作。为了与国际通用标准一致，中文版图书中的数字全部用阿拉伯数字进行表示，同时兼顾国外读者的需求，在进行海外版编写时，出版社在编写中专门增加附件和说明等内容，增加作品的通用性，以便于翻译和阅读。

西安城墙东南城角

精雕细琢确保质量

《中国古城墙》六卷本工程浩大，涉及地域广泛、资料浩繁，历经了近六年的打磨才最终成书。期间，行政区划改变、资料缺失、体例统一、文稿庞杂等等都在考验着编辑力。在书稿编写过程中，出版社遇到了重重难题。

汪意云告诉记者，书稿撰写的这五六年间，我国行政区划也在不断变化，县、乡区划已经与六年前大不相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图书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出版社聘请了专门的专家学者进行把关，请他们根据国家最新标准，对书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行政区划都进行了梳理。

由于书稿需要采用大量图片，图片版权问题尤为突出，这也是编辑们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汪意云说：“我和杨国庆老师都曾多次到古城墙遗址实地考察，亲自拍摄照片，保证图片资料的原创性。当然，还有很多图片源自网络或私人珍藏或他人提供，我们会在每张图片上标注拍摄者或提供者或收藏者姓名，保障作品的版权。”

“我们在版权问题上很较真，另一方面大量的图片也增加了甄选的难度。由于图片体量过大，部分提供者就一座城墙提供了很多图片，一些知名摄影师希望自己拍摄的照片都能入选，根据编撰要求我们也只能从中选取几张，在图片的选用和删选过程中，我们和供稿者之间也有一些摩擦，需要去反复沟通协调。”

古城墙年代跨度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城墙相关文献资料不全，资料散轶缺失问题十分严重，主编和作者们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文献图，四处奔走，到全国各个图书馆找资料。资料散轶、年代久远不仅带来检索搜集的问题，还要求编辑作者必须小心求证，反复探讨，“我们和作者之间讨论最激烈的问题主要是年代问题，还有许多细碎的问题需要进行核对，比如文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名、地名需要认真细致地进行考证；比如，我国古代采用年号纪年，需要把这些纪年全部转换成公元纪年。”

汪意云说，这套书汇集了各地的专家、作者，写作队伍庞大，统稿难度可想而知，“起初从各地交来的稿件体例不统一，统稿难度很大。有的作者撰写得像通俗故事，有的作者写得像通讯稿，可谓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主编杨国庆提出了统一的撰稿要求，希望作者按照编辑方针删选文字，一一进行修改。在改稿、返稿、统稿的沟通中，出现了很多碰撞和矛盾。”

在重重波折和矛盾面前，出版社始终精雕细琢，在每一个数字、年份、图片上都不敢懈怠，六年磨砺终于问世，“我们需要在这些细碎繁复的工作中，发挥编辑的能动性和编辑技能，融入图书编写制作过程，从策划、组稿、编辑、审校到设计排版全程参与。”

（本文编辑：J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