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唐俊荣专栏】在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之际，1978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同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登。一时间，“科学怪人”陈景润成了闪耀明星，知识份子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性地第一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报告文学”这个比较陌生的文学品种推到广大读者面前。

一提到“报告文学”，文学史家就会马上想到夏衍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包身工》，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歌德巴赫猜想》面世不久，中国第一次创办了《报告文学》杂志，那个刊名就是请夏衍先生用硒笔写的，看得出那是用颤巍的手镌刻出来的沧桑。

徐迟的这篇力作的面世和《报告文学》的创刊，使报告文学在中国的阅读史上留下了热闹的瞬间，可是因为某些历史的意外，不久就淡出人们的视线，代之而起的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在读者中的印象本来就是短暂的。想当年《人民文学》发表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时，都叫“特写”。“特写”也是舶来品，是从苏联特写高手奥维奇金那里借来的。如果拿奥氏作品来套，我国的很多新闻通讯都可以叫特写。如穆欣的《南线巡回》《北线凯歌》，华山的《英雄十月》，还有穆青的很多著名通讯，既可以叫特写，当然更可以叫报告文学。

新时期最早的最红火的纪实文学作家毫无疑问该算叶永烈了。叶永烈已经出版了以纪实手段为主体的一百多部著作，过去人们把“著作等身”只是当作形容词，并不真正当成量词；而用于叶永烈，当作量词都已经远远不够。而这一百多部著作大部分是属于新时期的纪实类作品。最著名的如《红色三部曲》一百多万字，“‘四人帮’兴衰史”王、张、江、姚四部传记一百五十多万字。叶永烈的纪实作品的成功，主要在于前期功课做得扎实，占有大量的一手资料，这对历史性作品来说是何等的不易啊！1994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就是一例。叶永烈写作此书时，对毛泽东的六位秘书，直接采访过三位秘书，采访过两位秘书的夫人，采访过另一个秘书的众多知情人。所以从书店的角度看，叶永烈的书几乎都是畅销书。这本《毛泽东的秘书们》第一版印数就是11万册。

与此同时应该提到的是权延赤了。1989年昆仑出版社的“新中国纪实丛书”，第一本就是权延赤的《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印了27万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权延赤出版了二十多本纪实文学，后因几桩官司的影响戛然而止，算是来去匆匆吧！

这期间的纪实作品，几乎很多文艺社和社科社都出过，其题材倾向主要是揭露和探讨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一次就推出《中国人的关系》《中国试婚现象调查》《最高动员令——中国海关反走私纪实》等五种。1989年到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大选举》，《中国都巿的困惑》，湖南出版社的《中国婚姻大裂变》，可能是急于赶风，巿场反应平平。其中有一本书值得一提，那就是《钱，疯狂的困兽》。1986年上海《萌芽》杂志的年轻编辑谢德辉，发表了一篇关于个休经营户发展状况的纪实作品《钱，在寻找出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李一安看了之后，觉得作者想说的话并没有说完，作者手里的材料也没有用完，于是建议再写一部长篇，这就是后来的《钱，疯狂的困兽》。此书1988年5月出版，首印6万册，不到半年再加印24000册，成为出版社的一本常销书，当然更是谢德辉创作的新高度。

海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两本美国纪实作品，一本是《新婚姻报告》，一本是《把你爱的男人找回来》。可能“水土不服”，没引起什么反应。

纪实作品的题材取向，也有不同追求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纪实小说《崛起》丛书”都是严肃的政治性题材，巿场反应良好，它的第三部《邓小平在1976》第一次印数就达到10万册。珠海出版社的《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第一次印数也有两万册。

稍后一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流浪金三角》，曾经又一次掀起纪实文学的高潮，连续追印两次达8万册。四川作家邓贤1998年独自一人自费深入金三角采访，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将金三角五十年的怪异历史作了全景实录。这种坚韧执着的冒险精神来自何处，邓贤的回答是：我热爱文学，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