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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05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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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及其各式各样的学会始终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主题,而有学识的政策顾问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政治史、传记和治国理政丛书等的中心议题。』
《思想的掮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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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 著
译者:李刚、邹婧雅、赖雅兰、孔祥越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思想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专家则是思想的载体 。当数以万计的专家凝结在一起,这样的群体就构成 了所谓的“智库”。目前,美国有超过一千家的智库 ,而他们的政策专家影响着美国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方 方面面。詹姆斯·艾伦·史密斯编著的《思想的掮客 (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就以美国智库为中心, 以美国历届总统任期为时间线,探索了20世纪以来的 美国智库机构的发展历史,包括成立背景、研究领域 、咨询的成功与失败等内容,并着重描绘了这些智库 的重要时刻,深入揭示了政策专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 不断变化的角色。正如里根政府的顾问马丁·安德尔 森所言:“这是我读过的记述美国智库棒的著作。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总裁、研究与教育部董事,在智库和基金会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乔治城大学尼尔森慈善基金会主席、霍华德·吉尔曼基金会的董事及美国世纪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同时,他还撰写过多部学术论*。《思想的掮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赫伯特·费斯图书奖”和美国公共行政研究院的“刘易斯·布朗洛图书奖”。
李刚,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紫金传媒智库)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智库研究》编委。主要从事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精彩试读】序言
在参观巴尔尼巴比的拉格多大科学院时,格列佛认为教授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对此感到困惑,认为这许许多多的构想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无论是从黄瓜里提取阳光,从屋顶开始自上而下地建造房子,训练猪来耕地,还是别的什么。然而无论这千奇百怪的计划是多么大胆,这些设计家们(他这样定义那些科学家)又是多么具有独创性。在他参观科学院的过程中,总有些东西在困扰着他,而这些东西正是这些专家和他们的想法从根本上就缺少的。
格列佛在政治设计家学院变得尤其怅惘:这些郁郁寡欢的人(至少在格列佛看来)正在那儿提出他们的构想,他们想劝说君主根据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想教大臣们学会考虑公众的利益,想对建立功勋、才能出众、贡献杰出的人做出奖励,想知道君王们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想选拔有资格能胜任的人到有关岗位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一些狂妄而无法实现的怪念头,都是人们以前从未想过的。这倒使我更加相信起一句老话来:无论事情多么夸张悖理,总有一些哲学家要坚持认为它是真理。
对于乔纳森·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来说,拆穿拉格多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种种更为奇异的设想并不是件难事,但是他却不曾真正解释过自己惆怅的来由,尤其是当他与那些政治专家相处时。毕竟他们的想法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是因为教授们关于改革的构想而感到悲伤吗?毕竟那些构想无论是愚蠢还是合理,从根本上讲都是不切实际的。是因为社会问题过于棘手,而政府显然对合理、科学的社会改良方式置之不理,抑或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将道德真理和科学知识付诸实践?乔纳森·斯威夫特既是政治檄文的起草者,又是为辉格党和托利党服务的教士,具有着谦逊等优秀品质,对于他来说,如何将知识和权力联结起来,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理论,也关乎现实的政治抱负。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及其各式各样的学会始终是乌托邦主义者设想的主题,而有学识的政策顾问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政治史、传记和治国理政丛书等的中心议题。然而,现代政策专家和他们的研究机构所受到的关注就要少上许多,因为它们已不再是新奇的发明,而成了政治生活司空见惯的基本特征。事实上,这些机构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比拉格多大科学院明确,为其效力的专家亦然。
有时,由当代政策研究机构提出的构想和愿景似乎非常不切实际:它们虽然不像拉格多科学院的“奇思妙想”那般滑稽,但在政治上却是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勤恳地从事研究,并在过程中征询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然而,参观当代政策中心和机构的人可能会比格列佛还要失望。即便我们对格列佛早在几百年前就观察到的知识和政治之间的鸿沟再熟悉不过,然而一旦想起这一点,我们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怅惘(这一古老的词语恰能准确地描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地加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20世纪以来,社会就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智力资源,用于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专家咨询机构的建设中,但这没有使我们的政治理性程度显著提高,也没有使政治辩论变得更加理智,亦没能确保政策变得更为成功。
本书不是关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水平杰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比如伍德罗·威尔逊、保罗·道格拉斯或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他们通过竞选公职并最终登上政治舞台,也不是讨论知识分子的文学、哲学或理论倾向的,而是主要以数以万计的专家构成的群体为研究对象。这些专家在政府内部工作或做相关工作,xiii他们在各种官方权力体内承担顾问、咨询等工作,还乐此不疲地谈论公共事务。这个群体的成员既包括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等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也囊括了艾丽斯·里夫林、查尔斯·舒尔策、赫伯特·斯坦和米歇尔·博斯金这样的杰出经济学家。正如人们最初在19、20世纪之交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无固定组织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群体。他们为政府工作,他们的观念有时决定了政策选择,或者被纳入政府的计划之中。他们的报告和研究界定了政策辩论的边界,并通过大众传媒的放大镜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政策专家的历史和他们在美国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组成。其中历时最久的线索是始于19世纪中期的尝试,即试图创建一门“社会”科学,并视其为学术调查的方法和社会改良的实践工具。这关系到许多人的职业训练和职业道路,因为这些人正是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来赢取政治影响。第二条线索是多种多样的制度机制将专家的知识和分析技巧应用到公共服务之中。这些制度机制包括特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国会顾问人员、政府研究机构。这也是政府和类政府机构的来历,像赫伯特·胡佛的研究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许多其他机构,它们或实现了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日常联系,或使专家们为决策负责。第三条线索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即典型的美国式政策规划与顾问机构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智库——在国家正式政治程序的边缘运作的私立非营利机构。一方面,智库在角色定位上介于学院派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政府及党派政治之间,另一方面,如要探索政策专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变化,智库则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智库”这一称呼本身就表现了我们的民主社会对专家所持有的矛盾心理。它最早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军事术语,当时是指那些用于商讨计划和战略的安全(反泄密的)室。20世纪50年代时,它第一次被用于描述合同型政策研究机构,诸如战后由军方建立的兰德公司。xiv到了20世纪60年代,“智库”已进入了流行语料库,然而它的定义尚不明确,所指代的是所有私立研究组织。事实上,这个说法十分奇怪,它意味着既要把那些政策制定者与大众彻底地隔离开来,又要凸显他们在公众之中的高曝光度,就像是将一些珍稀的鱼种或爬行动物关在了水族馆或动物园的玻璃背后。
不管它们的通用标签怎样,美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之间是有诸多区别的。这些区别具体表现在财政支持、所服务的对象、研究和宣传之间的平衡、所处理的问题的广度、内部工作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实际政治经验,以及意识形态倾向等方面。包括华盛顿政策共同体的中流砥柱(如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机构能够长久地存活下来,都应该归功于基金会和公司提供的慈善援助,而随着它们与这些慈善组织的关系的变化,机构所拥有的财富也急剧变化。虽然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为数不多的几家累积了巨额捐赠基金(约9000万美金)的机构之一,与基金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在其75年的历史中也遭遇过多次财政危机。20世纪70年代,没有多少金融资产的AEI接受了来自保守派的大量慈善资助,但到了80年代早期,无论是受资助的数额,还是工作人员和预算数量都急剧减少,直到新的领导接管后情况才逐渐好转。其他包括兰德公司、城市研究所在内的机构也是由政府的研究合同催生,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合同维持运营。它们还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于研究如何解决政府机构的客户所界定的问题。而诸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及威斯康星大学的贫穷研究中心则是在大学内部运行。尽管它们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基金会、公司和个人捐助者的外部资金支持。而像传统基金会、政策研究所这样的另一类机构则是由党派人士或者是特定意识形态群体所创建的。它们的研究是受个人或基金会的支持,主要致力于更为明确的现实关怀而非学术性目标。
目前,美国有超过一千家的私立非营利智库,其中大约有一百家坐落于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和其他大约十几家的机构对于公众来说是相当熟悉的。尽管这些机构都给自己取了颇为宏大的名字,但大多数智库通常是小型公司,比如由行动派学者创业的企业、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政治候选人短期的竞选研究组织等,他们都会号称自己为智库,而且活跃期通常很短。“智库”一词常能够引发人们的诸多联想,比如在雅致的别墅或是超现代的办公室里,许多拥有高学位的杰出知识分子思考并描述着未来的图景。然而更为常见且真实的场景则是,在租来的拥挤的办公室里,一群研究者监控着最新的政策发展,开展短期的研究项目,组织研讨会和会议,偶尔出版些书籍或发布些报告,接受记者的采访,竭力获得基金会的拨款或者公司的支持以维持正常运营。
智库的数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迅猛增长,但它并不是一项新的发明,跟20世纪的早些时候相比,它也不见得更有影响力(事实上,由于智库数量巨大,又在博取关注的过程中引起了诸多喧嚣,这都可能分散它的影响力)。不过它们仍是美国人试图将权力和知识相挂钩的最特别的方式之一。而且,智库的存在体现了宪法中的分权思想等基本政治现实,体现了将政选抱负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历史根基的政党制度,也体现了文职部门的一项传统,即为大批人事任命创造预留空间。同样地,个人或基金会的慈善习惯、社会科学中的思想潮流、不断改变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结构、精力旺盛的知识企业家所投入的精力等因素都在影响着智库。
作为进步主义时代改革和“科学管理”运动的副产品,第一代政策研究机构在1910年前后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政府所能支配的智力资源还十分匮乏,在私人慈善捐助的支持下,这些机构得以建立并维持生存,并且它们经常敦促政府承担新的社会责任。对于较现在小上许多的公共部门来说,这些辅助机构是非常受欢迎的。第二代政策研究机构,也就是第一批被冠以“智库”之名的机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概二十年左右建立起来的——政府当时希望整合各种复杂的技术性专业知识来服务冷战背景下的安全形势和国内短期的反贫困战争。它们在合同基础上向政府提供服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代政策研究机构得以建立,它们数量更多,但是预算和工作人员却更少。xvi这些智库是过去二十年来意识形态冲突和政策混乱的衍生品,它们中很多机构都是面向政治行动和宣传,而不是面向学术的。
虽然智库大致上还是20世纪的产物,但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工作的专家顾问和知识分子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在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之地。西方的政治咨询传统最早起源于那些著名的先哲,他们教导年轻的君主,帮助他们为将来的领导身份做好准备。这份名单上的名字颇为显赫:曾教导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亚里士多德;教导了尼禄的塞内加;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他不只教导了未来的德意志国王奥托三世,还教导了法兰西国王罗伯特·卡佩;教导了威尔士年轻君主查尔斯二世的托马斯·霍布斯,以及路易十四的导师红衣主教马萨林(期间他还承担了其他职责)。正如此,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早在他们青年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直到20世纪晚期,政策专家们仍担任着导师的角色。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和智囊团的其他同僚一起,将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思想浅薄的“门外汉”打造成了一位令人敬畏的博识老练的候选人。沃尔特·赫勒也曾承认,他利用自己在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职位为约翰·F.肯尼迪提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的相关指导。而在准备1964年的减税时,林登·B.约翰逊的预算主管克米特·戈丹也为总统提供了财政政策方面的高级培训。现在,接受过施特劳斯主义训练的政治理论家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卡恩斯·洛德,作为副总统J.丹福斯·奎尔的工作人员,据说正在负责他的教育,并为副总统提供一些历史著作和伟人传记以供其学习参考。
有些领导人会采取自学的方式,独自在各种书籍中寻求指导。在成本效益分析法、简明扼要的决策备忘录或是国家委员会冗长的报告出现前,政策建议的文体形式比现在更为灵活。比如,亚伯拉罕·林肯研究了《伊索寓言》,他在寓言中发现了非常实用的政治智慧。他将作者描述为“伟大的寓言家和哲学家”,而不只是儿童故事的讲述者。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林肯广博的智慧,也能看出他从历史和文学资源中获取政治指导。虽然伊索的生平仍是谜,但据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是非常受追捧的政治顾问。而在20世纪当政的总统之中,似乎只有哈里·S.杜鲁门通过广泛阅读历史著作来在书中寻找建议。
但是对于一位有抱负的君主或总统来说,xvii专家和知识分子们所扮演的角色早就不只是私人导师了。在古代和中世纪,随着政府变得日益复杂,写作、计算等基本技能为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这些工具促使新生的政府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专家阶层。专家们在基本的顾问机构中服务,担任抄写员、文件保管者、大法官法庭和财政部的官员等职位,为统治者们提供所需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决策。这种实践经验通常为专家们提供了优势,而这种优势恰恰反映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实质关系。
例如,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和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利用他们在佛罗伦萨政府中工作的经历撰写了几本书,这些书后来成了实用手册,指导了一代又一代志向高远的政治家。事实上,很多早期关于国策的记载都可以在《君主镜鉴》中找到,它是在君主频繁地发号命令,要求顾问呈递明智建议的情况下写就的(毫无疑问,许多作者在写作时头脑中都有一套自己的资格标准)。《君主镜鉴》也为如何评判君主提供了不少示例。然而,《君主论》是此类体裁中最为著名(也是最为声名狼藉)的著作,最初也是马基雅维利用来吸引潜在庇护者,争取政治上位的作品。马基雅维利的这部作品虽然没能成功吸引到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注意,但却从根本上变革了政治理论与实践。由于它过分露骨地指出知识分子怀有为权力而非为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服务的愿望和渴望(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否认任何更高的道德目标的存在),因而永久玷污了政治顾问的名声。长期以来,这种明显以教育或指导为目的的书籍与其作者的野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与权力的近距离接触或对权力的渴望仍是激发一些作者创作此类书籍的动力,但也导致了公众对一些作者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那些希望给君主提供建议的聪明人总是会令人感到担忧。毕竟,当知识和技能成为专家追求政治影响的基础时,它们自然而然地就会遭到质疑。通常情况下,专家的权力植根于其所拥有的深奥的知识之中。有些时候,这种知识也能挑战传统权威。但通常情况下,它似乎削弱了民主选择的权利。出于一种反智主义的本能,许多美国人本能地怀疑专家,尤其是那些希望为掌权者提供建议的专家。
在民主国家,这种怀疑很容易转变成嘲笑和讥讽。苏格拉底也许是第一个构想出智库雏形的人,但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他却被戏谑地描绘为一位坐在吊框中从天堂下降下来的空想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讽刺了这位雅典哲学家和他的“思想所”,或者说是“智慧灵魂的工作室”。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悲剧确实证明了思辨思维与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即使是在自由探究被高度尊重的雅典民主政治中,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不只是尊敬之情,还有恐惧。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描述鲜明地指明了这种两难境地: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不是在权力的边缘活动,挑战那些公认的观点和政治权威(同样地,他们也要承担后果),就是试图为掌权者服务,并为某一政权提供支持和辩护。
真理与权力对话的方式有很多种。对哲学家和修道院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没有想要直接服务于领袖的雄心,因此在与权威对话时,他们就不需要歪曲真相来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或个人的野心进行辩护。对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追求真理是一切活动的中心,政治力量仅仅是附属品。然而,政治专家和顾问如果希望能够得到重用,则必须以一种政治性的方式或在官僚体系下与权力进行对话。因此,在理解他们对真理的追求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与权力的关系。虽然有些时候,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观点被权力体系之中的人利用后无意卷入政治争论的漩涡,但政策精英这个群体不仅包括了那些使用明确的措辞来处理政策问题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将自己的知识应用到政策竞技场的人。
大约四百年前,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曾写下“顾问与国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是后代许多专家的原型,在他未完成的著作《新大西岛》中,他设想了现代研究机构——所谓的“所罗门宫”,这使得他成为最早构想出现代研究机构的人之一。培根曾在剑桥大学和格雷律师学院学习治国艺术方面的知识,这对他个人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其他许多当下在华盛顿的智库工作的人一样,他对那些天赋异禀之人的长期的挫败感深有体会,毕竟他们必须吸引位高权重的人才能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培根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曾被贬黜到权力的边缘地带,之后又被詹姆斯一世提拔为大法官,然而三年后又因受贿被起诉。在他的文章《论谏议》中,他对君臣之间的咨询关系做出了最精辟的叙述,他得出结论:死人总是最好的建言者,因为“当活着的有言者畏缩不敢言时,书籍是敢于直言的”。在提出这个观点时,他因自己向君主隐晦传递的真理而感到抑郁,又为自己德行上的堕落感到愤恨。
培根心中所想的那些书——过世已久的顾问们留下的历史、寓言、谚语和乌托邦小说等,当然不是当代决策者们最先参考的资料。现代顾问不再植根于早期的教育,也不再以彻底的历史反思、道德训诫或广泛的治国原则为基础。现在,提供建议是专家们的职责,具体主要包括帮助官员列出政策选择,做出一定的决议,并说明这些选择背后的理由。事实上,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政府外部的研究机构,这都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功能。顾问机构不仅仅是乌托邦文学的奇妙发明,更是真实且忙碌的行动领域,它们的发展壮大是有理可循的。无论是民选官员做出决策,还是公民在投票时做出的决策,它们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更多的知识。同时,一个社会组织知识的方式和将之应用到公共服务之中的方式,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当代咨询关系表明:无论是顾问的作用,还是政治领袖的作用都较之以往发生了变化。顾问们提供更多专业的建议,而政治领袖们更加依赖专家。专家制定政策目标、跟踪政策方向、监测结果,并在第一时间体察公众意见后设计能够打动选民的语言。虽然现在的总统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古代和中世纪的君主通常并不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靠专家来起草他们所演讲的内容,并需要专家研究和概述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中世纪那些依靠顾问的君主有时会被认为是“懦夫”。但是和其他政治官员一样,现代的总统们可以说是更加脆弱了。随着政府变得越来越复杂,领导者也就变得更加依赖顾问——不只是那些直接顾问,还有那些分散在官僚体系内的专家。
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在20世纪50年代短暂地担任过外交政策特别助理,服务于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曾经召集了一群学者来讨论国家的长期国际目标。在这群专家中,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的亨利·A.基辛格协助了此次和后来的政策评析。在基辛格的回忆录《白宫岁月》的第一卷中,他描述了热切的顾问们和热情的洛克菲勒的首次会见的场景,洛克菲勒亲切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并拍了他们的后背以示欢迎。
会议中,在每位教授发表其在官僚策略、政治操控和微妙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精明的实用建议时,洛克菲勒始终不动声色。这些曾被华盛顿召集过的专家们认为这场会议需要一些客观且实际的建议。在听过所有建议后,洛克菲勒说:“我召集各位来不是为了告诉我在华盛顿怎样使用策略,那是我的工作。你们的工作是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事实上,基辛格把这本书献给了洛克菲勒——这一举动让人想起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顾问,他们也会把自己写的政治小册子(较之要薄得多)献给他们的资助人或是君主。在书中,基辛格总结道“在我所见过的所有政治人物之中,他是最为相信思想的力量的,这令人感动”。
思想的确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民众会受其左右或误导,还会因其丧失行动力。政治领袖们可以利用思想来鼓舞士气、传递错误信息,或是服务个人抱负。专家顾问们、大臣们和官员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挑战权威、谄媚上级,或者来深化我们对政治和人事的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专家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知识与野心总是相伴而生的。很少有知识分子或专家不怀有浮士德式骄傲,也就很少有人不会私下里认为他们比那些通过选举或者任命产生的官员更有资格制定政策。因此,专家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引出了到底是谁在统治谁的问题。正如斯威夫特在描写曾为之顾问的牛津的伯爵时,颇为愤怒地写道“如果我们让这些大臣们伪装得太多,就无法控制他们了”。类似的,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也就是公民主体和专家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地模糊。而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一定会问专家阶层是否利用了晦涩的术语、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模型和专业的工具,来将他们自己置于公民和他们所选举产生的领袖之间。
在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和私立咨询机构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而任何对美国知识和政治之间联结方式的考察都只能是尝试性的。这种尝试并没有比格列佛的航程更为彻底或具有决定性,毕竟任何一位旅行者不可能探访大海上的每一座岛屿,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在研究一些国家级智库时,我没有试图详述它们的历史,而是将重点放在它们的成立阶段及繁荣时期,因为这些时期最能说明政策专业知识不断变化的本质和功用。同时,我也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专业知识是十分有用的,xxi即以美国历任总统任期为切入点。因为历任总统任用专家的方式不尽相同,这使我们既可以猜测他们对政治知识的看法是如何变化的,也可以追踪实际咨询机制的演变过程。
虽然当格列佛在描述巴尔尼巴比的废墟时,他描述和拆穿了许多设想家的想法,然而我却既没打算将专家们的政策想法纳入一个完整且详细的目录之中,也不准备赞美或是指责他们。虽然专家们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但我的想法却有别于斯威夫特,我并不认为现代专家会带领我们走向毁灭。不过,专家、领袖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确实还有许多使人困扰之处,这也使美国政治比其应有的状态相对缺乏远虑和智慧,其多级分化和碎片化现象也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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