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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回忆自己读经的过程,因为早年文革荒废,后来又读大学理科,没有接受文科的正规教育和训练,实际上多年研读古代典籍,都是凭着个人兴趣,以长辈为师、以友为师、以书为师的。
经史子集,我先说读经。
此前我在文章中谈到唐振常《四川军阀杂说》,他在书前题词,引苏东坡佳句:“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此中唐先生将“炉香”写为“炉手”,后来王辉兄指误,有苏东坡手书碑刻为证,“香”字正确。再者“焚香读经”也有出处,朱熹《周易本义》讲卜筮的仪式,要选一个洁净的地方,“置香炉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炉南,日炷香致敬。……筮者斋洁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当然唐先生的下一句话才是重点:“录东坡句,藉喻读书有深阅浅览之别”。他是在说读书的方法不同,读史可以“饮酒纵观”,读经却要“炉香静对”。对照恁些年读书感悟,我从读经到读史,越想越有道理,因此想把书房命名为“深阅浅览斋”,把下一本集子命名为《深阅浅览斋随笔》,甚至连一枚“深阅浅览斋”印章都刻好,嵌在新著《杖乡集》封底上。
回忆自己读经的过程,因为早年文革荒废,后来又读大学理科,没有接受文科的正规教育和训练,实际上多年研读古代典籍,都是凭着个人兴趣,以长辈为师、以友为师、以书为师的。
我自认的导师之一王充闾先生,他小时候读私塾,根底扎实,学问让我敬重。在辽宁工作那些年,我经常拜访他,倾听他的教诲。大的道理不说,即使在细微处也对我影响至深。
比如王先生曾跟我谈到两件事情:一是经典概念的滥用,像“四库”,已经是古人既定的名词,分类与内涵都是铁定的,不能异想天开,再拿出来标新立异。再一是我撰写《数与数术札记》,请王先生作序。他听闻此事,首先问我:“ 你能告诉我,《易经》与《易传》有何区别么?”我回答后他才接过书稿。王先生对我说,有些人连经传都分不清楚,就敢号称易学专家,我也是被他们弄怕了。
最初读经的书目,首推《周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作者周山才三十几岁,复旦自然辩证法专业出身,在上海社科院做助理研究员,他向我推荐台湾学者孙振声《白话易经》,还买一本寄给我。这是一本盗版书,淡粉色的书装,那一代许多青年人读过此书。
可以说,《白话易经》是我读经的启蒙著作,首先它是“白话”,便于我们这一代人阅读;其次此书的解说通晓顺达,比如孙先生说:“《易经》是简易、变易和不易的哲理。”他还说:“《易经》是周公在囚禁中完成的,所以涵义隐微,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这样的观念,对我一生的研习都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周山的著作《易经新论》也是我日常的案头书。
后来周山又推荐我读《古史辨》,他寄给我第三、第五卷,上海古籍影印版。此书对我影响极大,略列两点,一是怀疑论精神,对于古代典籍不再盲目崇拜。二是研究方法,书中收入许多名家文章,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对我影响不小。
比如《古史辨》收入梁启超先生《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谈到经书中“阴阳”二字的记载,他搜索《诗经》《书经》《周易》等书,列举一大堆例子。我后来写《数与数术札记》,翻检“十三经”中的数字,正是以梁启超的方法为依据,一点点“纪数”。再后来读到“四库类书丛刊”(上海古籍),其中清代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四库六十五种类书之一,使我大受启发,更坚定“纪数”的决心。
说一段有趣的故事:一般说来,大学问家注说经典有两种方法,一是凭记忆,靠的是根底与天赋,比如陈寅恪;再一是去查找,靠的是辛苦与认真。梁启超靠什么?我未考证,但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大量寻找“阴阳”之后,竟然在文中注道:“(右所列皆临时繙检,不慎有无罣落,希读者指正。)”呵呵,文章中留下这样的注释也是奇观,但大学问家可以任性。我好事,逐一查对一番,结果发现梁启超漏掉《系辞》中的一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和“古典名著今译读本”,也深受我喜爱。它们读着方便,品牌靠得住,因此跟随我多年。直到后来我在辽教社组织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其中杨成凯主编“古代文化书系”,横排、简体、点校,尤其是小小的平装本,阅读起来更方便,才与岳麓版交替使用。
八十年代我为郭书春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他几次对我说,阅读古代典籍,首选必须是好的影印本,重新排版的古代典籍,稍微疏忽就会出错,防不胜防。他汇校《九章算术》,我亲见他每天提心吊胆,处处小心谨慎。他在书中批评清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九章算术》错误极多,他写道:“戴震辑录《九章算术》其功甚大,由于后来《永乐大典》散失,这个功绩是不可替代的,但亦正因此,戴震辑录工作的不负责任给《九章算术》带来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亦不能谓戴震无罪。”
我受到郭先生影响,最初读古代典籍,买许多影印版。比如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版两大本,一九八〇年初版,两千七百多页。此书影印质量极佳,但字太小,再加上每天还要编辑书稿,还有电脑的出现,后来我的眼睛受不了了,弄得“飞蚊症”日渐严重,四十岁前后早早出现昏花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十三经注疏》(北大),我自认为是极好的版本,主编靠得住,出版社靠得住。全书简体横排标点,“注疏”中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竟然一字不落,都能点校、排印出来。有了这个版本,我才敢真正动手“纪数”,为我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准备。
再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小编辑时,为阅读古籍之需,每月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买一套商务印书馆四卷本《辞源》。记得那天我骑着自行车,从书店买好书回到出版社编辑室,文科老编辑魏运佳称赞说:“晓群买《辞源》,这是研究古代典籍必备的工具书,是读书的正途。”
以上是我几十年读经的一点记忆。抛开学问不谈,这种阅读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巨大。比如近日我的新书出版,恰逢我六十岁,起个什么名字呢?自然想起《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我六十岁,对号入座,故名曰《杖乡集》。
另外貌似枯燥的经书,也可以读出历史的乐趣。比如《礼记》说,子女要孝敬父母。注疏者在下面解释,子女要五天为父母烧一次洗澡水,三天为父母洗一次头。《礼记》说,男人到七十岁可以自称“老夫”,可以与妻子“同藏无间”,但如果妾未满五十岁,则“必与五日一御”。对此,注疏者又为妻妾成群的帝王,推算出一个“十五日而遍”的“御妻公式”。
还有《孝经·争臣》写道,天子应该有七个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据《汉书·霍光传》记载,汉帝刘贺被废时,曾引用此语。)父亲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注疏者抬杠说:如果父亲有十个儿子,那他就有十个争臣;而天子只有七个,“岂是天子之佐乃少于匹夫也。”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4日 《辽宁日报》
(本文原载于:2017年4月24日 《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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