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讯】《巨变》作者卡尔·波兰尼是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本书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在这部公认的伟大著作中，波兰尼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勾勒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要求与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福利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此书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其中所描述的欧洲文明的转型与当代世界，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似。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人们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再次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提出质疑。而波兰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写就的这本书无疑可以给予现代人以极大的启发。在这部公认的伟大著作中，波兰尼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勾勒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要求与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福利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换言之，他以自由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过程来解释自律性市场社会的建立及其衰败，亦即19世纪西方文明的崩溃。这一主题是波兰尼一生思想的总结。

此书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其中所描述的欧洲文明的转型与当代世界，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似。正如布洛克在本书导论中引用某位知名经济史学者的话对此书所下的论断，“有些著作历久弥坚”。波兰尼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是深刻的，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而言，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价此书时说，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的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本书被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誉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

作者卡尔·波兰尼是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波兰尼被认为是“实质主义”（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经济）的鼻祖，其观点在人类学、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广泛流行。他的理论最终成为经济民主化的基础。《巨变》一书也已成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

本书译者黄树民，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研究专长为台湾汉人社会、华南社会、泰北社会文化等。

【试读章节】

导论（节选）

某位知名经济史学者在回顾《巨变》一书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间从被人勉为接受到产生影响时，下了个评断：“有些著作历久弥坚！”这个说法极为贴切。虽然本书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卡尔·波兰尼成果的影响与重要性却与日俱增。今日一般出版之专著，其上架期间超过数月或数年者甚少，但在经历半世纪后，《巨变》一书仍能为我们提供诸多新见解。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了解人类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全球社会困境时，本书乃一部不可或缺之巨著。

本书的恒久意义可说明如下。《巨变》是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严峻的批评。自由市场学说认为，国家、社会与全球经济都应按自律性市场来规划运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的终结，市场自由主义——不论我们称之为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等——已垄断全球政治。但本书在1944年问世时，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加剧，因而掩盖了波兰尼的理论贡献。当时，极端对立的阵营在捍卫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双方辩论中，没有人对波兰尼细致且复杂的论证感兴趣。是以我们可说：随着冷战的终结，波兰尼的成就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

后冷战时期的主要议题就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者坚持，通信与交通科技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全球贸易与资本流通，加上接受了英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使得全球经济整合变为不可避免且必要之途。世界各地的各种学派、思潮，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批评此全球化潮流论述。有些是基于民族、宗教、国家或地区认同的观点而与之抗拒；有些则对全球合作或协调抱持不同看法。然而，不论在此争议中位处何派，应该都能从《巨变》一书中获益。新自由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均可从市场自由化的历史，以及早期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中，获得更深层的理解。

作者：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研究教授

序言（节选）

在波兰尼撰写《巨变》一书时，经济学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场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学术界中已无人会支持自律性市场必导向高效率且均匀的资源分配这一论点。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时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较为公允的立场，即承认市场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只不过市场与政府两者具体职能的分界如何，仍有争议。譬如一般学界皆接受政府管制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但至于该如何管制，却仍无定论。

当代社会提供的许多证据可以支持过往的历史经验，即经济成长也可能导致贫困。不过，我们从现代世界中较发达先进的工业国家来看，也可以看到经济成长的确为大多数人带来了福利。

波兰尼强调自由劳工市场、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货币自律机制之间密切紧扣的关系。他的著作可说是今日已成为主流的“系统论”（systemic approach）之先导，亦是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时“一般均衡论”经济学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的先驱。现在仍有些学者服膺于金本位制理论，并认为当代经济问题正是因为违背了此体制所致；但这也为倡导自律市场机制的学者带来更多挑战。浮动汇率已是今日国际金融之主流，而这可视为有利于主张自律性市场学者的观点。毕竟主导国际货币交易的市场规律，不应有异于他类市场的规律。但也正是这点，充分暴露了自律性市场的弱点，尤其是忽视此制度的社会影响所显示的问题。我们已有充分证据显示，这类市场（一如其他实物市场）常出现极端摆动的现象，但我们无法采用基本经济结构的改变来解释这种摆动。另有许多证据也显示，当价格出现巨幅变动或投资者的期待改变时，都会对经济体造成伤害。最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提醒了现今年轻人他们的祖父辈在大萧条时期已吸取的教训：自律性市场并不会像那些吹鼓手所宣称的那样顺利运转。即便是如美国财政部（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堡垒，都认为国家不应干涉货币兑换率，但是它们却从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说服力的说帖来解释何以货币市场应有异于别种市场。

波兰尼曾指出自律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最近又被重新提出讨论。它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体制或其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虽则本书论及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日趋明显，但如今我们使用的语汇却已多有改变，如吾人今日讨论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理解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长期失业、持续的高度分配不均、贫困脏乱遍地等现象，对社会和谐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引发暴力高升。我们也认知到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措施及其速度，侵蚀其社会关系、破坏社会资本，甚至引发俄罗斯黑手党及其霸权的兴起。我们也理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正值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之际，取消对粮食的补贴，加上该国原有的特殊历史考虑，自然可预期造成政治与社会动乱。上述几个例子中，经济政策导致原有社会关系（虽然原本可能已极为脆弱）的破裂，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担心将资金投入社会关系紧张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也会将资金移出，产生负面的连锁效应。

多数社会都会发展出具体方法，以照顾贫困无依者。工业时代却逐渐使得个人难以完全照顾自身。固然，一个农民有可能面临歉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也可能难以存钱以备旱涝之需，但无论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佣的工作糊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无时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若失业率高升，就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或像今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便一筹莫展。他们不一定接受自由市场吹鼓手所宣扬的弹性工资的重要性，但他们也无力推动改革，即便他们能预期未来的充分就业。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他们肯接受较低的工资，就有工作。经济学上的“效率工资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内圈外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诸多理论，均已明确指出何以劳工市场并不以自律性市场吹鼓手所宣称的方式来运作。

无论何种解释，事实就是失业并非幻觉。当代社会必须发展出自律性市场经济所未能做到者，即提出该社会能接受的应变之策（其实对此另有其他几种理论说法，但因与主题无关，故不赘述）。快速社会变迁会摧毁既有应对机制及社会安全网，但在社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前，新的需求已产生了。不幸的是，19世纪的教训，却被那些鼓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当代自由主义教条分子抛诸脑后。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出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及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本文编辑 斯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