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打败法国以后，纵使奥托•冯•俾斯麦首相出于战略目的千方百计地谋求巩固与俄罗斯之间友谊的方法，但他千辛万苦的努力依然没有改变德俄关系越发冷淡的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已然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大国，而德国民众则一再强烈要求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相应的政治地位。逐渐高涨的民族情绪也刺激了对殖民地的要求，并早已觊觎东方新的“生存空间”。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后，基本不再奉行俾斯麦的“谨慎的外交政策”，而是认为要想继续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帝国的扩张就势在必行。』

【关于本书】

希姆莱家族的后人透过重重史料，以抽丝剥茧般的耐心和无与伦比的勇气还原了纳粹魔头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兄弟的生平。书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都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从家族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重要补充。

【关于作者】

卡特琳·希姆莱，1967年生于德国丁斯拉肯市，德国纳粹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大学期间主修政治学，并参与了现代史研究的多个项目，包含种族主义和跨文化交际等题目的研究。丈夫为以色列犹太人，其祖辈在波兰遭到过德国纳粹的迫害。

【精彩书摘】

第二章 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老希姆莱、安娜和他们的儿子们

多年以前，父亲曾推荐一本书给我，当时我只是草草看过——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自传小说《杀人凶手的父亲》。安德施曾在慕尼黑维特尔斯巴赫古文完全中学就读，三兄弟的父亲老希姆莱是时任校长。小说的内容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5月，即“第三帝国”成立前的几年。安德施在里面化名为弗兰茨·肯恩。有一天希姆莱校长“突袭”他们班的课堂，检查学生的希腊语语法知识，特别是班级的纪律情况。“但愿，”他对着班级里的12 个人训斥道，“你们所有人都得去服役，但愿帝国日益强大。”他对着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说：“因为在军队你就该学会什么叫纪律了。”

在这堂课上，弗兰茨想起父亲曾让他小心这个男人——毕竟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如其白衬衫一样光鲜亮丽、虚情假意而又如此清洁”。书里的老希姆莱很险恶，“卑鄙入骨”，且是一个“野心家”，企图“在慕尼黑步入上流社会”。对这样一个人必须提防。

那是值得铭记的一课，课上校长对这位名叫肯恩的同学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老希姆莱、安娜和他们的儿子们毫不客气，在众人面前让他脸面尽失——而希腊语语法知识不过关则只是个托辞罢了。校长讽刺他市侩、懒惰又无用。这节课的结束也成为在小说中化名为弗兰茨·肯恩的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学生时代的终点——他被学校开除了。

当我父亲在1980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就被书里对其祖父性格的描述弄得心烦意乱。安德施在书里把他刻画成一个自恃有古文修养的独裁者，自以为是、专横独断，并带有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味道。父亲当即拿起电话打给当时在慕尼黑的堂姐，即老希姆莱的长子格布哈特的女儿。她努力安慰我父亲说安德施的描写“完全不合事实”，而只是对他们祖父的一种令人厌恶的诽谤。她还寄给他一份报刊文章，该文章是由安德施的同班同学奥托·格利特施耐德博士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作者要为身兼枢密大臣和中学校长的老希姆莱挽回受损的声誉。多年以后，我同样也收到了格布哈特的女儿寄来的这篇文章。她说，祖父的确很严格，但是也很亲切。她认识的祖父“也只有最阳光的一面”，在散步时还经常给她糖果。

这本书出版于1980年，安德施去世后不久。它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维特尔斯巴赫中学当年的学生中间，其中还有阿尔弗雷德·安德施以前的同学。他们在《南德意志报》的读者来信板块上争论，曾经的校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一方认为，他是一个“威严、精力充沛、有很高思想水平的人”“老师和同学都很尊重他”；另一方认为他是一个“人尽皆知要往上爬的人”，一个“对上讨好对下欺压的人”。不泄气的格利特施耐德博士在2001年又果断地补充道，那本书尽是“胡说八道，谎话连篇”，它无异于是“对校长的名誉毁谤”，对“纪念逝者的诋毁”。

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样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不安。可比起安德施对校长那令人十分不快的性格刻画，作者在后记中提出的那个问题则令我更加不安。他指出，“最疯狂的杀人狂魔”海因里希·希姆莱，并非成长于流氓无产阶级环境中，而是在一个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他的疑惑是：“人文主义真的不起一点作用？”几位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传记作家认为其父亲（或曾祖父）的严格和死板对海因里希日后凶残的人生道路是负有责任的。严格、纪律、正直——这一德国人的核心行为准则——在小说中对老希姆莱的孩子们影响巨大。

在一些老照片上老希姆莱看起来生硬、威严、庄重，一旁的妻子则显得娇小秀丽，在孙子们那儿她是个“亲爱的奶奶”。很多照片上二人都是坐在1900年前后流行的那种精致的客厅家具中间，周围的墙上挂着许多先辈的画像。两人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标准的角色组合：一方面需要父亲的严厉，另一方面又需要母亲的亲切作为平衡。当然也有一些照片上面的一家子都站得笔直，同样还有一些轻松愉快的照片拍摄于避暑休养的地方，从中能看出父母和孩子之间充满了爱。总体来说，老希姆莱这一家给我的印象就是合乎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老希姆莱是谁？他是如何与他的妻子认识的？他们又是从何而来？

约瑟夫·格布哈特·希姆莱，即我的曾祖父，1865年生于博登湖畔的林道市，在殷实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约翰·希姆莱学过纺织工艺，干了没多长时间又到巴伐利亚王国的军团里当了兵，希望在军队里有所建树。可在那里令他出名的并不是积极的表现，反倒是打架或“和下等女人厮混”——估计是和妓女，并且对此毫不避讳。随后几年没有他的记录，直到1844年他作为国王警卫连成员在慕尼黑再次出现。这段时间他没有结婚，和一个有房无地、名叫卡塔琳娜·施密德的农村女人住在一起。1847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康拉德，随后这个孩子合法地跟他姓希姆莱。康拉德15岁时，约翰·希姆莱离开了这个家，成为林道市的一名海关官员。几个月后他在那里与一位布雷根茨官员的女儿结婚，新娘名叫阿加泽·肯耐，比他小了24岁。他与年轻的新娘所生的孩子就是我的曾祖父。

希姆莱一家与康拉德的亲缘关系是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弄清的，在要求追根究底的大环境下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义务向党卫队方面进行说明。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这个意外的家族成员感到高兴，他在党卫队里为康拉德·希姆莱的孙子汉斯提供了帮助。1939年至1945年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奥根·寇贡在《党卫队之国度》一书中讲到，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因为这个“侄子”醉酒后泄露了关于党卫队的事，而下令将他降职。据寇贡所述，汉斯本可以再次成为前线空降兵，可海因里希·希姆莱“因为一些不满的声音”再次将他关押，并最终以搞同性恋为由将他在达豪集中营里“清理”掉了。

这段意料之外的家庭关系之所以这么晚才得以在希姆莱家族中揭露出来，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约翰·希姆莱隐瞒了与前妻的私生子。在他的眼中，也许儿子约瑟夫当时年龄尚小，不便于知道还有一个异母哥哥的存在。当约翰·希姆莱63岁去世时，约瑟夫才刚满8岁。其遗孀可能另有顾虑，她或许并不想为已逝的丈夫的前事操心。海关官员的养老金似乎并不高，单身母亲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足以养活自己和孩子。这段困苦环境中艰难成长的记忆，伴随了我的曾祖父的一生。

由于成绩优异，加上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约瑟夫在小学时就得到过经济补助，随后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在附属于多瑙河畔纽因堡的皇家师范学院的人文中学里学习了6年。

约瑟夫是个十分优秀的学生，他随后又被推荐为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基金会的奖学金候选者——该基金会至今仍是一个颇具声望的研究基金会，它承担所资助学生的大部分开支。虽然最后的名额给了另一位申请者，但约瑟夫后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由巴伐利亚皇家马克西米利安大学颁发的奖学金，并于1884年10月，即在他19岁的时候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学业。他学的是哲学专业，是当时除神学外对家庭条件不那么好的学生来说最受欢迎的学科，因为这个专业的奖学金最多。约瑟夫主修古典哲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同时也辅修一些冷门课题，如“人类学与原始民族人种学的联系”。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并一直将其用于自己的记录当中。后来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他们成年后都掌握了这种速记法并加以使用。

第一学期刚开始，约瑟夫就加入了名为“阿波罗”的大学生联合会，后来他的儿子海因里希也曾加入过该联合会。该帝国时期的大学生联合会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社团，而是极具保守和爱国主义倾向。其中最主要是决斗联合会，又被称作“决斗社团”。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他们组建起对未来事业大有助益的关系网并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性格培养”对大学科学职业教育进行补充。其中就包括对专制等级制度的服从——“他们自愿效劳，以在将来获得统治地位”，在官方“酒会”强制喝酒以及规定的击剑决斗，即在监督之下二人对决。通过决斗不仅要证明勇气和自律，而且还要证明拥有 “捍卫名誉的能力”，即在“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甘愿去捍卫它。那时我的曾祖父可能由于高度近视的缘故在这种运动项目中很吃亏。1885年，他由于体弱而被认为“始终不适于”军事服役。在那个充斥着民族保守主义的年代，当后来很多男人都争相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时候，他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尽管如此，约瑟夫在这个圈子里还是很受人欢迎的。在写于1936年12月的一篇关于他的讣告中我读到，死去的“会友是我们以前阿波罗联合会组织的坚强支柱之一”。当初对他来说成为会员首先意味着有可能进入上层社会，他就是这么做的。早在大学时候他就当起了家庭教师，有时是同时兼任好几家的家庭教师。曾有一家，其男主人是巴伐利亚州的枢密大臣，另一家的男主人是巴苏斯-桑德多夫的男爵。跟他学古文的学生里还有一个人名叫恩斯特·费舍尔，是科技大学一位教授的儿子。后来恩斯特·费舍尔成为约瑟夫在阿波罗学会的会友并担任了我祖父的教父。

尽管干着很多兼职工作，约瑟夫在1888年8月还是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哲学学业，并在同一年参加了第一次教师资格考试。是年秋天，他前往圣彼得堡，于1888年11月至1890年复活节期间受雇于名誉领事拉梅灿男爵家，为男爵的两个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和费迪南德担任家庭教师。鉴于他曾在上层社会的大家族里担任过家庭教师的经历，这一切也就并不显得那么令人惊奇了。但令我吃惊的是，这竟使得他离家如此遥远。不过那时有很多德国科学家、医生、药剂师、商人以及手工业者生活在圣彼得堡，他们都是自这座城市建立以来作为外国专家由俄国沙皇聘用到这里的。圣彼得堡算是那时沙俄帝国“开向欧洲的窗口”，彼得大帝希望借此找到连接西方发达文明的纽带。德国移民在这里创建了自己的小学、报纸、剧院以及社团，可以说19世纪是圣彼得堡的德国移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鼎盛时期。这对身在德意志帝国的人们产生了强大的移民感召力，就连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在几十年后对移民俄国的想法耿耿于怀。

当德国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打败法国以后，纵使奥托·冯·俾斯麦首相出于战略目的千方百计地谋求巩固与俄罗斯之间友谊的方法，但他千辛万苦的努力依然没有改变德俄关系越发冷淡的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已然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大国，而德国民众则一再强烈要求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相应的政治地位。逐渐高涨的民族情绪也刺激了对殖民地的要求，并早已觊觎东方新的“生存空间”。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后，基本不再奉行俾斯麦的“谨慎的外交政策”，而是认为要想继续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帝国的扩张就势在必行。

就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我的曾祖父接受了在德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家任家庭教师的工作。估计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从这个工作中看到了能够提升社会地位的巨大机遇。在名誉领事这里任职不仅能带给他一段丰厚的资历，而且像巴隆·冯·拉梅灿这样的雇主也能给他这样一个出身平平却满怀雄心的青年提供结识名流的大好机会。拉梅灿是拜仁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的好友，我的曾祖父就是通过他与拜仁王室建立了联系，而这种关系在他的一生中可谓影响深远。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必是给拉梅灿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36年还有拉梅灿的一位朋友向拜仁的某份地方报纸透露，我的曾祖父当时是多么受领事家的两位小公子“爱戴”。在圣彼得堡，他的职责还包括“作为德意志教育工作者，要将德意志的本质、德意志的文化深深植入到青年人的心中”。

约瑟夫在1890年的复活节回到慕尼黑，并进入路德维希中学担任了助教。但他并未就此止步。3年后由于其出众的履历，同时借助拉梅灿与维特尔斯巴赫王室之间的良好关系，他顺理成章地成为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王子的课外辅导老师，而且这一关系持续了从1893年至1897年的整整4年时间。约瑟夫这名学生的父亲就是阿努尔夫王子，拜仁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的第三个儿子。约瑟夫之所以能在私人教师的任期结束之后在维尔海姆中学取得固定教职，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位皇室东家的影响力。

1897年，约瑟夫已经32岁，社会地位已然巩固，于是他终于开始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这一年他娶了出身于商贾家庭的安娜·玛利亚·海德尔为妻。我这位曾祖母比曾祖父小1岁，成长于一个殷实之家。她的父亲阿洛伊斯·海德尔把他的第一次婚姻献给了一位年长他18岁的商人遗孀，并在这次婚姻中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安娜跟我的曾祖父约瑟夫一样，也是在8岁时就失去了父亲。

他们结婚时曾祖母已经31岁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一位早过了最佳婚龄的“大龄姑娘”。约瑟夫自从在维尔海姆中学成为一名固定教师以来，生活境况就开始蒸蒸日上，工作和社交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一帆风顺。安娜·海德尔则从娘家带来了300，000金马克的嫁妆。

1897年7月22日，两位新人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圣安娜天主教堂举行了受洗仪式。婚礼则是在位于布雷纳街的利奥波德高档咖啡厅的银色大厅举行的。多年以后，就是在同样的这条街上，正处在大学时代的海因里希选择了居住在这里；再晚些，当海因里希当上慕尼黑警察总长后，还在这里设立了一处“审问监狱”，专门用来审讯那些纳粹政权的政敌。王室代表受邀出席了约瑟夫与安娜的婚礼宴会。作为宴会的一道风景，宴会所使用的菜单也是按照当时德国贵族的习惯用法语书写的，整个宴会中美酒佳肴数不胜数，而这些都是约瑟夫在作为王子教师的那些年所见识到的。

两位新人起初住在新娘名下的一套位于市中心施泰恩大道13号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两人便搬到了不远处希尔德伽特大街上的一间更大的房屋里。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后，即1898年7月29日，他们的孩子格布哈特·路德维希·希姆莱出生了，中间的名字就是为了表达对拜仁国王的敬意。两年之后的1900年的10月7日，第二个儿子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也出生了。他的名字也来自两位王子，其中海因里希王子还成了他的教父。

1901年6月17日，老希姆莱受邀出席了海因里希王子的高中毕业宴会，因为王子顺利取得了“毕业证书”。对曾祖父来说，这绝对是件值得铭记的大事：一顿八道菜的宴会，全是精选的美酒佳肴，餐后甜点是夏洛特亨利王子蛋糕。那张请柬连同当时报道此事的一张报纸摘要一起被他保存了一辈子。老希姆莱和海因里希王子殿下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最亲爱的海因里希王子殿下”——作为当年的老师，在他们之间往来的很多信里老希姆莱就是这么称呼这位曾经的学生的。王子回信一般比较简短，通常会表达对希姆莱一家人的深切关心，并署名“真挚爱戴着您的海因里希”。

王室一家有时会在夏天度假时拜访老希姆莱一家。每年的圣诞，王室一家也会前来探访。老希姆莱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拜仁公主阿努尔夫和王子海因里希殿下的到访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已成为圣诞节的一个固定项目了。”这几天里他们“必须很听话”，即使这对贵宾“从未给他们带过哪怕一个小小的礼物”。

豪华的招待总免不了巨额开支，但即使如此这对老希姆莱来说也显得意义非凡。这从1914年4月的一项记录里可见一斑。记录里面记述了在这样的一个周日招待宴里所需的葡萄酒、摩卡、利口酒还有雪茄。第二天老希姆莱自豪地剪下了当地两家报纸上的有关新闻。新闻报道中写道：“1914年4月26日，王子和母亲乘汽车从阿尔特廷来到兰茨贝格，看望王子以前的老师和副校长希姆莱先生，并共同享用了早午餐。”即使后来王子英年早逝，王子的母亲仍旧继续前来。我最年长的姑奶奶曾笑着向我描述她和这位公主见面的情景：“我非常惊讶！一位那么大年龄的女士，一身黑色装束，满脸皱纹——可她竟然是公主！”

1902年的夏天，老希姆莱一家搬到了帕绍市，他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出任教授一职。那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惬意，朋友和亲戚也陪伴在身边。但没过半年，小海因里希就生了一场大病。此前在慕尼黑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好，十分容易生病。在这次的病症究竟是肺结核还是肺炎这一问题上，帕绍的医生和慕尼黑的家庭医生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但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建议病人尽快去一处空气清新的地方休养。所以这家人又于1904年春搬回了慕尼黑，住到了阿玛琳大街86号。海因里希渐渐康复了，但孱弱的体质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和兄弟就分别因为伤寒和白喉相继离世。

回到慕尼黑后，格布哈特于1904年9月份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因为总是生病，所以缺了很多课。他的第一个暑假是在父母的悉心照料和课程补习中度过的，并顺利通过了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升学考试。这时，希姆莱夫人安娜再次怀孕，并于1905年12月23日在慕尼黑生下了小儿子恩斯特·赫尔曼·希姆莱，这就是我的祖父。恩斯特是家中的老幺，比他的两个哥哥分别小了5岁和7岁。生他时，父母都已经40岁了，因此恩斯特是受到父母百般呵护的“阳光宝贝”。

希姆莱一家在阿玛琳大街的住宅十分宽敞。孩子们有一间非常舒适、明亮的游戏间，那里堆满了锚牌积木，还有一列玩具发条火车和一台玩具蒸汽机。在可通向院子的客房里有一张桌子，大儿子格布哈特常常会在这里弄弄线锯再鼓捣鼓捣手工什么的，往往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紧邻的一个小屋子里，住着孩子们的保姆提尔德夫人。那里还有一个锌皮浴缸，这在当时慕尼黑的家庭中是很罕见的。当格布哈特沉迷于蒸汽机和手制缆车这类科技制作时，“小海尼”（家人里和亲朋们对海因里希的昵称）却很早就表现出了对铅制士兵玩具的独特兴趣。对他来说，礼拜天的下午在客厅可拉伸的桌子上搭建起木头城堡，然后和哥哥格布哈特一起玩士兵打仗的游戏可是最大的快乐。他们会在玩具大炮里装上玩具火药或橡胶弹、豌豆之类的东西。

孩子父亲的那间面向街道的书房里，陈列着新哥特式橡木家具和不断丰富的藏书。每到圣诞节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孩子们神秘的“圣诞室”，所有的礼物都堆放在沙发上。在孩子们被批准进入之前，他们常会荡起秋千，急切地希望能在荡到最高点的时候通过门上的天窗往“禁区”里瞥上一眼。

会客厅采用长绒布和锦缎布置，在位于角落的金色巴洛克式画架上，还摆设着一张海因里希王子青年时的画像。此外，这里还保存着先辈们的画像、遗物以及过去的年代中亲朋好友们所赠送的礼物和纪念品等。老希姆莱还收集邮票、硬币、与德国历史有关的文字资料等，并把所有的“宝贝”都用卡片认真地做了分类。

晚上，一家人会坐在一起。母亲在一旁织毛衣，父亲则从众多的图书中取出一本来阅读，还经常会讲述一些德国历史。这种教育的成果是，孩子们在10岁时就能准确说出所有重要的历史战役的名称和时间。

（本文编辑  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