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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27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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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是这样分析的:“免费的复制品是你确立名望的好方法。之后,你只需要出门,就能赚到钱。总有人愿意为了见到女高音——也包括记者、诗人、数学家,甚至经济学家——而付钱。”他把这称为“名望经济”。也就是说,教授及专业人才们不应再期待靠着出书挣钱,因为电子书太容易被免费下载了。他们在名望经济时代的盈利模式是:在专业领域出名后,靠出书、写博客、写微博、上电视等种种手段制造范围更广的知名度,然后通过巡回演讲或给EMBA学生讲课挣钱。』
《不会穿衣的教授:名利场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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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莉 著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关于本书】
每个人都身处于形形色色的名利场之中,买粉丝、卖梦想,想出名又怕绯闻;女学生打扮时髦得体,男教授却邋里邋遢;职场新人要学习很多,职场老手也总是要面对转型与升职的困境……打开本书,带你参观光怪陆离的名利场,找到自己要的答案。
【关于作者】
薛莉,FT中文网生活时尚频道主编、专栏作家,赤兔、领英等职场APP特约讲师。任《大声说》《上班这点事》《洋泾一大帮》等电视节目嘉宾。
著有《毕业就该懂的事儿》《成功是个什么玩意儿》《白领极限生存》《上海在失眠》《朝九晚五》等书。书写众生百态、杯水风波、微言大义。
【精彩书摘】
微博名利场
毫无疑问,微博已成为比传统新闻发布会力度更大、速度更快的宣传阵地。对一些品牌公司来说,与其花钱租场地、替嘉宾与记者买机票、安排酒店,不如建立一个微博,然后请各意见的领袖们在自己的微博上帮忙吆喝,当然这种吆喝是有价码的,然后产品的官方博客转发、评论意见领袖们的意见,并花钱请新浪、搜狐或网易帮忙推荐自己的微博,从而获取更多的关注与传播。
突然间,成为微博界的“意见领袖”,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连我也遇到了诱惑:有公司的新产品上市,请我出席他们的媒体见面会,并在我的个人博客与微博上写有关他们新产品的文章,让我给个整体报价。考虑到自己的博客与微博堪称荒芜,并且对于如何拿捏个人博客与商品宣传之间的关系上没有把握,我拒绝了。但我的一位好友已经开始从博客和微博上获得收益。她研究两性关系,是执业心理咨询师,在探讨两性关系时,偶尔谈及避孕方式的合理使用十分自然,是推广避孕产品的绝佳人选。据说,她的一篇博客“软文”还曾获得新浪的热门博文推荐,这本该是产品微博和博客花钱买来的待遇。“意见领袖”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微博的出现让影响力有了更直观的表现。如果说在博客上还只能看到访客与点击率的数字的话,微博则以粉丝数、转发数、评论数等指标监测每一篇微博文的传播能量。而每位微博博主的粉丝数,则成为个人影响力的数字解读。以中国影响力最多的新浪微博为例,粉丝数最大的微博博主通常是大众名人,以演艺圈明星为典型,佼佼者当数姚晨,拥有粉丝(在西方叫“追随者”,follower)超过7928万人(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4月,下同),比中国任何一份畅销报纸的发行量都大;影响力次之的是知名专业人士或行业意见领袖,佼佼者如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有634万左右的粉丝;微博也给了草根百姓拥有影响力的平台,比如名为“冷笑话精选”的微博,也已拥有1590多万的粉丝,靠笑话的质量和转发率打开知名度。
如今知名微博博主已经引起电视台、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关注。我在录制上海艺术人文频道节目《大声说》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嘉宾,头衔是“知名博主”。而电视嘉宾红人石述思先生则在微博中爆料说,自己曾出席“人文浙江网络名博主笔会”。可见,名博主们已经拥有无法忽视的影响力。
既然微博成了名利场,当然也少不了名利场的浮夸与虚伪。“僵尸粉丝”“如何增加微博粉丝”等新事物也就诞生了。新浪为了区分名人博主与草根博主,特地向他们认为的VIP微博博主赠送了“V”帽子。有次跟一位新浪“V”字头微博博主吃饭,他坦白地说他接受过500个“僵尸粉丝”,算是他开通微博的赠礼。而我因“专栏作家”的身份有幸受封为“V”帽子博主,却因为半年多的时间不打理微博,被威胁取消“V”资格。这当然是因为我的VIP指数不够高。VIP指数绝对高的,比如韩寒,虽然尚未开通新浪微博,已拥有47万粉丝,就算开了张不发言,也绝对不会被威胁取消名人资格吧。可见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种商业规律即使在微博时代依然永恒,并将依然永恒下去。
因为我的职场专栏录制成了MP3版本,被搜狐听书代理,不少朋友主动在自己的博客与微博上义务帮我宣传。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当初好好经营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不是多了条宣传途径吗?其实这大概是很多微博博主的心态吧。像姚晨那样爱写又会写的微博控,毕竟是少数。就像现实中的名利场,大多数来此溜达的人,是为了寻找机会,顺便奉献一下才艺与见解;真正有表达欲、表现欲的人反而是少数。
在微博上窜一窜,才会发现名人真多。但若你以为戴了“V”帽子就成了VIP或名人,就太天真了。就像路易·威登开派对一样,你手持请帖,不一定是名人;你没被邀请,不代表你没有影响力。归根到底,微博不过是门户网站发明的又一个名利游戏罢了,而且这个游戏还很有利可图。
名气的盈利模式
我的心理咨询师朋友吴迪在担任浙江卫视一档大型娱乐节目的嘉宾时,幸遇网络名人“凤姐夫”,得知“凤姐夫”最近也有不少电视通告要赶。在为“凤姐夫”粗粗估算了一下嘉宾费收入后,吴迪认为至少他在当月收入过万元是毫无问题的,而“凤姐夫”之前只是个普通大三学生而已。
与之相比,名气更大、成名更早的芙蓉姐姐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名转利”的路途上越走越顺。2009年2月,她出席广西南宁首届桃花节新闻发布会,并为之拍写真;2009年年底,她在陕西电视台的《碎戏奥斯卡》节目做评委;2010年2月,她为罗平油菜花节拍写真;2010年4月,宁瀛导演的电影《A面B面》中也有她的身影……有人估算她的年收入应该在50万元以上。在以盈利为目的商业行为中,芙蓉姐姐的形象是美是丑已经不重要了。请她过来,能吸引不少眼球,从而达到宣传目的才是关键。
与这些大众娱乐名人相比,隐藏在各专业领域的学者们“钱途”甚窄。就我认识的几位人文学科知名教授而言,收入无非还是学校每月几千元的工资、偶尔的讲课费以及出书的版税。而他们的书往往因为不够大众化,最多只能卖几千本。一本20万字的书,很可能连1万元的版税都拿不到。
一个学贯东西的知名教授,收入还没有知名度更普及的网络名人多。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的名气还只是停留在小众范围内,无法成为“大众消费品”。
名气,怎么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呢?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是这样分析的:“免费的复制品是你确立名望的好方法。之后,你只需要出门,就能赚到钱。总有人愿意为了见到女高音——也包括记者、诗人、数学家,甚至经济学家——而付钱。”他把这称为“名望经济”。也就是说,教授及专业人才们不应再期待靠着出书挣钱,因为电子书太容易被免费下载了。他们在名望经济时代的盈利模式是:在专业领域出名后,靠出书、写博客、写微博、上电视等种种手段制造范围更广的知名度,然后通过巡回演讲或给EMBA学生讲课挣钱。
这事实上早已成为娱乐圈明星的盈利模式。比如歌星,没人再指望能靠出唱片挣钱,但办演唱会和为商家代言可以带来挣钱的机会。而芙蓉姐姐和“凤姐”“凤姐夫”们更是名望经济的身体力行者,尽管他们的“作品”更像是一场荒谬的行为艺术,但既然这行为有爆炸性的娱乐效果,并能使他们一夜成名,他们就可以在名望经济模式中得利。
只是苦了那些不擅于娱乐大众的学者或专业精英们。保罗·克鲁格曼自嘲道:“像我们这样有一定学术志向的人,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他认为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今后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像19世纪的科学家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赚大钱。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走的就是第三条路,虽然在学术界引起一阵非议。
不过我注意到保罗·克鲁格曼自己也没有放弃第三条路。他已经在网易开通了自己的中文博客,并且早就把演讲开到了中国。而更多的不愿意娱乐大众的学术泰斗们则需要坚定意志,迫使自己习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因为把学术当成兴趣来养的方式更高贵,却也更清贫。
梦想是个什么生意
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名人堂》栏目的“80后”梦想行动派中重要的一站是去李开复的创新工场交流经验。
把“创业”和有“梦想”结合在一起的不止是北京电视台,上海艺术人文频道的《大声说》在讨论青年人梦想的一期节目中,也请来一位80后的创业者,作为梦想的代言人。在这些媒体的暗示中,创业又岂止仅仅与“梦想”有关,还意味着“远大理想”“成功”和“有作为”。在热门征婚节目《非诚勿扰》中,我看到过一位中国本土最大的IT公司之一的销售经理倍受冷遇的情景。有女嘉宾问他:“有没有想过创业,把自己的公司做上市?”“没有。”女嘉宾马上说:“我希望找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原来有一份体面工作,并且不到30岁就已经做到收入不错的销售经理,希望过和睦安稳的平静生活,倒成了没理想、没追求的典型。
用创业与否来界定梦想的有无当然是荒谬的。在我接触到的林林总总的人当中,有梦想的,不一定经营得成功;经营得成功的,不一定有梦想。比如一位法律系大学教授,曾经梦想着重塑中国司法系统,他当然没有成功,不过是一名大学教授而已;比如广东一位经营食堂的企业家,如今日进斗金,但他从来没有梦想过重整中国食堂业,创业20年中,他不知换了多少个行业,什么挣钱做什么。梦想是什么生意?有钱赚吗?
但有梦想的人肯定过得更丰富,只是不要把梦想和“成功人士”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很多经济上成功的人,当初只是满脑子想挣钱,并且善于行动,等到家大业大的时候,接受采访的媒体多了,在媒体的启发下,就顺便为自己创业的当初虚构出一段梦想,方便媒体写出更有韵味的文章。
头脑复杂一点的“成功人士”则善于控制梦想,能够准确判断出什么想法能赚钱,什么想法不能赚钱,并且把亏本的梦想控制在有效的时间和投资范围内。这是我和多位企业家聊天的心得体会。在某些方面,他们还没我的想法多,但他们一边觉得和我聊天挺有趣,一边早就判断出我的这些想法毫无商业价值。他们的时间都用在经营企业上了,哪有时间留给梦想?
但对于事业上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有梦想是好事,只是未必需要将这个梦想付诸行动。我倒是觉得,行动上尽可以朝商业利润大的方向走,将梦想像圣人一样供起来。等到翅膀硬了,飞得高了,如果这个梦想依旧,你会欣慰地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经济实力和经验阅历来经营它。这才是理想中的“梦想行动派”吧。
跟着工作漂泊
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一次讲座上,英国建筑设计师马克·戴萨姆(Mark Dytham)讲述了自己的从业经历:1988年,他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时,凭借毕业设计获得了奖学金,决定在就业前去日本旅行,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工作。他在安藤忠雄的事务所实习过,又获得了伊东丰雄事务所的工作合约,几年后,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本来他只计划待3个月,等到奖学金花完就回英国的。这一待,就是20年,如今这个英国人自称“东京建筑设计师”。
在“逃离北上广”话题正热门时,上海有一种“硬盘”和“U盘”的说法。前者指的是死都不离开上海的人,后者则是哪里有更好的机会就到哪里去的人。我因为力挺后者,甚至宣称“即使是上海人也应该哪里有更好的机会就去哪里”,招致了不少非议。本来我以为这是相当“政治正确”的话。
直到在上海华尔道夫酒店开业时遇到不少“纽约人”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通常“纽约人”都不称自己是“American”,而是“New Yorker”。在高雅的华尔道夫酒店,我惊讶地发现那些看上去幽默谦逊的“纽约人”们,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拜托,那时已经是2012年了,中国在国际上红了这么久了,以至于GDP增长都要开始放缓了,机会越来越少了,他们居然现在才来?
正因为全世界的人才和机遇都集中在纽约,“纽约人”们才不愿意离开这块宝地,更无暇去纽约以外的世界寻找机会,即使纽约的机会在全世界人才的竞争中已经变得万分昂贵。盗用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种状况可以形容为“纽约给了我世界的视野,我却用它锁定纽约”。
这是某些“大城市人”的遗憾,同样也是某些“小地方”人的机遇。如今互联网正在打破地域导致的视野局限,一旦走出那个“小地方”,他们将收获整个世界。这应该是平等、自由的人类的普世追求的一种体现吧。
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跟着工作漂泊。有从广东漂到上海又将漂到香港去的,有从巴黎漂到上海又漂到重庆去的,还有一个荷兰人带着一家人从荷兰漂到杭州。他跟我说:因为荷兰太小,不仅要与海洋争夺土地,荷兰人也养成了走出去寻找机遇的传统。这个传统从当海盗开始。
最近看到江南春、邵亦波为猎聘网拍的视频,江南春嫌现有的猎头公司的人才池太小。他恨不得把全世界的人才都聚在一起任他挑。这应该也是全世界CEO们的想法。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事业心足够强的话,你要时刻准备着在世界各地漂泊——中国公司正在全世界并购企业,中国人才被派驻世界各个角落的机会越来越多。
而后你会发现,家庭、爱情、兴趣以及乡愁等,都需要作为“工作”的附件一起跟着转移。或者,被割舍,然后通过其他方式弥补。
大城市人当然可以选择继续当“硬盘”,只是不要慨叹机遇不光临你。毕竟“硬盘”比“U盘”更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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