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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于殿利以其专业的学术背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一步步进入了专业出版人、管理者的行列,并于2010年成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管理机构、育人著书,以其历史性的思辨看待这个产业、对待身边的人人事事。他正在践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精彩语录
·你掌握了内容这一价值核心,然后顺应市场需求,改变产品形态,这有什么难呢?这不难的。
·想要成为这个产业链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就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应发挥的做用,然后再谈利益诉求。
·技术商自己想要做内容就是更错误的认识了,别说技术商自己做内容,作者想要孤身一人做内容都是不可以的。
·商务印书馆从成立那天起就确定了其‘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立馆宗旨,但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存在。
·出版是个内容文化产业,它最根本的任务是传播价值观、是塑造人的精神灵魂。
1982年,于殿利以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8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历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使他形成了“无一字无出处”的严谨工作态度,而懂得历史性地、思辨性地看待问题,也为他在管理方面的优势打下了根基。
学术背景缔造严谨作风
1990年毕业后,于殿利没费多大周折便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的学术背景,加上对古文字的研究经历,使得于殿利十分“抢手”。“当时名著翻译中有很多拉丁文、希腊文夹杂在文中和注释中。一般译者看不懂,翻译工作就得由编辑解决。我的求职简历中写着学过拉丁语,我们的主任特别兴奋地说:‘这个人一定要留下。’”他笑着说。
就这样,于殿利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的一名编辑。 刚进入商务印书馆时, 严谨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新来的年轻编辑是不允许独立发稿的,”于殿利说,“不管你的专业水平多高,都必须经过老编审再次审稿,几经审核,以老带新。几位老编辑的言传身教、他们做编辑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方法,都让我受益匪浅。”
历史研究的专业素养,让于殿利在编辑过程中将严谨作风贯穿始终:“就是要言必有据。如果你的学术文章中充斥着‘我推测’、‘我猜测’、‘根据分析’等词句,老师看都不会看的。这也教会了我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做扎实,做编辑也是一样的。”商务印书馆扎实的编辑传统和他所学到的历史学科中的学术要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多么严格的要求,我也可以做到乐此不疲。”
进入商务印书馆两三年后的一件编校工作 “小风波”,令于殿利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魏玛共和国史》的图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稿子。”于殿利描述道,“接到稿子时,它已经要付型了,我只是接手退休的编辑看这本书的校样。我先读中文,读到不通或有疑问的时候我就回去对原文。”由于对德语只懂毛皮,于殿利只能找英文版来看。校对两三章后,有关硬伤的笔记他就写出了二十多页。于是他打了个报告给领导,表示:“稿子的质量超出我的想象,达不到付型的标准,而且不是简单的编辑加工就可以解决的,甚至需要重新进行校订。”副总编又将这份报告连同笔记发给一位德语编审,最后这位编审批文,表示于殿利的校对笔记是正确的。
于殿利说:“领导建议我接手这部书稿,但由于时间太紧,我认为恐怕很难做好。当时,我们主任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译者辛辛苦苦翻译了这么长时间,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不接手做的话,这个稿子就要退稿了。我一听这话,做编辑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在得到时间上的宽许后,我接手了这本书。后来主任和副总编对我说:‘小于同志拯救了这部书稿。’领导的这一句话,也是对当时我这样的一名年轻编辑最大的肯定了。”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情,于殿利依然很开心。
内容生产无法取代
2011年,于殿利刚刚升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年有余。在一次数字出版论坛上,于殿利开玩笑地说,自己刚接手出版社,就迎来了数字化的冲击,“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现在,再谈到数字化的时候,于殿利说:“当时的确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但是这两年想了想,也想透亮了,想明白了。”
他认为,数字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在出版领域,可以说全社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其实,数字化是一种手段的变革,再进一步说,还延伸到了产品形式、形态、使用方式的变革。所有这一切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销售方式的变革。”话锋一转,于殿利又坚定地说,“但是,不管这两方面如何变化,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变的,那就是产品的内容价值——如果它变了,出版人就不是出版人了,产业也就不复存在了。”
无论何种产品形态,它所提供的价值是不变的,而且这是它的核心,是根本。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人坚持自己内容上的创造和创新,永远都是生存的根本。“读者对你的内容不感兴趣了,换句话说,你的内容没有价值了,那我们就完了。这是根本前提。但是当产品形态和使用方式,也就是需求发生变化时,我们不去改变自己的产品形态,也是注定会走向没落的。”他说。
“你掌握了内容这一价值核心,然后顺应市场需求,改变产品形态,这有什么难呢?这不难的。印刷技术兴起后,手抄便不再被需要,这不是和我们如今的数字变革是一样的吗?对我们来说,这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对于数字化变革,如今的于殿利充满信心。
从历史变革的角度,他又进一步解释了“变革”的概念。文字产品的形态从泥板刻书、石头刻字、龟甲撰文到竹简、纸书,一步步都是革命,出版人所做的,就是顺应时代、顺应消费需求的同时不断发生改变。于殿利认为,这都不是难事,难就难在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认识的混乱——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新平台的掌握者看准了这个产业变革的机会,想要进入到产业中,但却在这个过程中错误地认识了自己在这个产业链中的角色,认为技术生产者可以取代传统的内容生产者。但是,技术变革能够取代印刷厂、取代书店,但内容生产者永远都取代不了。没有出版社的内容创造,所有的技术都是空架子。
此外,于殿利还坦率地说:“有的技术商认为离开他们就不行,以近乎掠夺的方式,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就想拿到内容,这是不可能的,生产内容是需要大量成本的。 想要成为这个产业链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就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应发挥的作用,然后再谈利益诉求。所以,所有违背这一原则的一方注定都是要失败的,是长久不了的。
“技术商自己想要做内容就是更错误的认识了,别说技术商自己做内容,作者想要孤身一人做内容都是不可以的。我敢负责任地说,所有的作品都得经过编辑加工的过程。网络带来的海量信息使得真假难辨,编辑的选择性保证了这些信息的导向性,价值观的正确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传播价值观,如果到现在为止,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还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也就做不了一个产业人。没有编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导向就会变得一塌糊涂。”
成功感我不敢有
现如今,忙忙碌碌的于殿利有很多种身份:管理者,出版人,学者……他是商务印书馆这一国内名牌出版社的“掌门人”,同时阅读书稿,制定选题方向;他著有多部学术作品,《巴比伦法的人本观》201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深入地阐述了巴比伦人本观以及巴比伦社会性质。这多重身份,无论拿出哪一种,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于殿利又是怎样将之平衡得如此好?当记者抛出这个疑问时,他的回答简单却深刻:“世界是相通的。”
于殿利说,当你弄清楚一件事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理解别的事情。当你无法对一件事情理解透彻的时候,就说明你什么都没有弄通,包括你的主业。这其中的规律性都是一样的。
1997年调入商务印书馆发行部门工作时他就曾说过,要把发行当一门学问来做,而所有学问都是相通的,研究其规律就能对其进行掌握。所谓的发行,说白了就是产品流通规律,那就去遵循它特有的规律,就能做好。
做企业就更是如此。企业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细胞,它的成长源于所有其他社会因素,企业的“好”来源于社会对它的滋养。所以,要了解企业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企业为什么生存,企业的使命是什么。“商务印书馆从成立那天起就确定了其‘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立馆宗旨,但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存在。”
当记者询问一件最令于殿利有“成功感”的事情时,他的回答令人有些惊讶:“从来没有过成功感,永远有的都是责任感。说这样的话可能有人认为我故作高尚,但的确就是这样的。”
他说,如果你做了出版,明白出版是个内容文化产业,它最根本的任务是传播价值观、是塑造人的精神灵魂,你就永远不会有成功感。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版人被赋予的使命是不断增加、变化的,出版这个工作是永远都不会间断的。“一本好书、一套丛书出版之后,我会有一种喜悦感、自豪感,但成功感不敢有。我会觉得,还有那么多的内容等待我们去做。即便倾我一生去做,我也不敢说我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从我们出版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来说。
“如果作为一名普通编辑来说,那我的成功感肯定会很多很多,做完一本书就会有一定的成功感。但由于我掌管着这样一个在中国拥有很大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同时站在产业的高度理解自身的价值。成功感,我真希望我有,但实在不敢有。”他笑着说。“这个社会赋予了商务印书馆一种期待,而我现在掌管着这个企业,就必须要不辱使命地努力打拼,这迫使着我做很多事情。这个企业的高度有多高,作为管理者,我就必须有同样的高度。”
如此高的期待、如此高的要求,为于殿利带来的不仅是压力,同时也有享受:“谁都喜欢极目远眺,看到很远的地方的那种享受。谁都不喜欢只看到眼前这一团漆黑。人的本性都是要看到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多的信息。”
为转型打造新秩序
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于殿利说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看待一切事情更有包容心了。”在采访过程中,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无所谓绝对的好坏、对错,这种评判都是以自己为核心去判断的。他说:“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要去欣赏好的东西,看到这个世界好的一面。如果拥有这样的心态,你会发觉每天都是充满信心的,充满阳光的。再麻烦的事情,你都会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找到它的破解之道。如果你本身就烦躁不堪,那你解决事情的能力也会减弱。”
谈及未来,于殿利说,希望在三五年的转型期中,能为商务印书馆确立好其新的轨道和秩序。“这不是一句空话、套话,而是我真正要做的工作。”新的秩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数字化的转型,比如转企改制。
他以一句话来总结:“为商务印书馆的未来确立好发展规划和战略方向,为了实现这个方向而确立新秩序,这就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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