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家辉约访时,他说:“书房这个话题蛮无聊的啊,不如我带你们去看湾仔附近的酒吧街吧,那里是香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相比书房,安静的外国小酒吧更是马家辉的“私人空间”。每天下班后,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开车去过他的HAPPYHOUR。“我的白天属于学校和学生,晚上属于老婆和女儿,只有这么一点真正的个人时间。虽然我喝一杯的同时往往也在忙着安排工作,但是这一个钟头对心理很重要。”
马家辉现在是香港城市大学一栋宿舍楼的舍监,与学生同住一栋楼。学校提供给他的这个住处布局狭长,客厅、玄关、书房、卧室一字排开,书架则沿着墙面贯穿这几个空间。他并不专门把书放在“书房”里。书房是马家辉的工作室,他通常在晚饭后与太太聊天,9 点多进书房。尽管不是严格的私人领地,但是门一关,“心理上的私密意义还是有的”。偶尔与太太吵架的时候,书房也是他的睡房:“总会闹矛盾嘛,闹矛盾就过来住。”他开玩笑说,有时候没有矛盾,制造矛盾也要过来住一下。
马家辉摆书的方式使他的家看起来更像一家书店。新买的书通常堆在茶几上,随手可以拿起看,过一阵子再上架。看得出他没有把书架当成一个展示自己品位的陈列柜,通俗读物与专业读物赫然并置,并不像藏书家一样把“不上台面”的书作下架处理。他说他只是一个爱看书的人,但不藏书。因为“藏书一方面意味着会挑版本,有藏必有舍,另一方面意味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恰恰相反,马家辉这两年不断在做的一件事,是把书送出去。“送了没有1000 也有800 本书了吧,送给中学、书社和宿舍楼的公共书库。”由于写专栏的缘故,马家辉会不断收到出版社寄的书,这些书他只看一小部分,其余的就送给学生,他所住的这栋宿舍楼每一层都有书架,架上的书几乎都是他捐的。
“以前对书的态度,当然是要占有,买回来的肯定比看的多,总是觉得可以等老了再看。可是这几年,第一是眼睛不好了,现在看书很累很累,比以前吃力很多。比眼睛不好更重要的是心态变了,你知道你时间不多了,接下来你只能集中精力做很少的事情。”
很多人会问马家辉,你这么频繁地在电视上露面,又有教书的工作,哪里有时间看书?他说他是通过坚决地舍弃饭局和不必要的交往,而为自己赢得更多时间。“你看我家就知道,客人来了没地方坐,长沙发对着电视机,一看就知道不是聊天的沙发,是我们一家三口看书、看碟用的。”马家辉说,他们一家有一种相似的“变态”,除了必要的工作往来,他几乎不交朋友,太太从台湾来香港15 年,一个香港朋友都没有,连19岁的女儿也整天躲在卧室看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马家辉的阅读口味越来越窄
B=《外滩画报》
M= 马家辉
马家辉的家布局狭长,客厅、玄关、书房、卧室一字排开,书架则沿着墙面贯穿这几个空间
B:除了这间宿舍,你还有其他放书的地方吗?
M:我有4个地方放书,除了这个,还有大学的办公室,另外台北和花莲各有一个,台北的书最多。因为我太太是台湾人,我在台北有个小姨子,做生意做得很大,在阳明山买了一栋别墅。做生意的人不太看书,但又喜欢有书香。我说好啊,我就把在美国读书时研究用的书放在那里。我太太也喜欢看书,是台湾最后一代“文艺少女”,17岁看《神曲》, 18岁看《追忆似水年华》,完全没有其他生活嗜好。她的书不比我少,家里的文学书大部分是太太的,我女儿的有些书也放在台北。
B:怎么会想到要把书送出去?
M:是受到李欧梵教授的启发,他三年前送了3000本书给苏州大学。我是想说,书如果不看,放在书架上,对我来说除了占有的意义以外,基本上就死在那边。但是我在大学里,特别是现在当宿舍的舍监,接触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如果把书捐出去,只要有一个学生好像当年的我,也喜欢看书,看到随便哪一本,得到一些启蒙,那么书就重新活起来了。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前一年香港有一个有钱人去世,留下一堆书给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不要了,捐给城市大学。有一些旧版书里还夹着账单,写着在上海哪个书店买的、几块钱。我想他一定是个藏书家,但是双腿一伸,这些书对小孩来说却是累赘。人家不要了,一箱一箱地捐,你何必呢?我经常跟我女儿说,反正你也不看中文,除了那些作家叔叔伯伯阿姨的签名书,万一有需要可以放到网上卖(笑),其他的我都送掉吧。
B:你现在看书有什么偏好吗?
M:我现在看的书大多和我的写作计划有关,我需要集中精力。我阅读的口味越来越窄,以前读书,说好听点像海绵吸水,什么都想知道,不知道就觉得很丢脸。年纪大了之后,就不需要这个部分来自我肯定,我不知道的,不会影响我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和我对社会的贡献。
到了一定年纪,你还会重新看以前看过的书,我去年又重看《三国演义》,已经不晓得第几遍了,每一次看都不一样。以前看《三国演义》很喜欢他们那种谋略,怎样攻城布局?? 现在看得最感动的是那些慈悲的部分、悲哀的部分,你想做的事情做不到,很无奈,比如你不知道打了多少胜仗,最后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输了,人算不如天算?? 现在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不断在计划以后怎么送书。
B:近期的阅读计划是什么?
M:我这几年的其中一个阅读重点和汉奸有关。我早就想写一本书叫做《汉奸笔记》。所以我阅读大量的汉奸材料,包括去南京档案馆看审讯汉奸的笔录。另一个阅读重点跟我创作小说的计划有关,我想写一个有关香港赌博的故事,特别上世纪40-80年代那一段。这样也够我忙的了。但我还想恶补欧洲的小说。
所以未来就是这样。以前从没想过时间是有限的,要怎么样妥善安排。我一直到40出头还不知老之将至。前两年我有一些小毛病,就是中年人的常见病,瘦了很多,又要吃药。突然就感觉到,时间是有限的,你要做妥善的安排运用。所以就有了一连串想法,写作计划要进行、书要捐掉,有点像安排身后事。梁实秋说的嘛,人过了45岁,谁先死都不知道。45岁开始,我感觉到前面的时间不多了,要好好用。这种感觉很糟糕。但是坦白讲,没这种感觉更糟糕,到时候想用都没得用了,更糟糕。
书桌上是鲁迅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