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起，我们得到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中国已经是世界出版大国，中国出版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强。我们理解，这是中国出版的国家战略，作为一个出版人，对此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中国已成为出版大国的一项主要依据是，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据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0年我国出书32.8万种，其中新书18.9万种、重印13.9万种；总印张604.7亿；总印数71.4亿册（张）。

    同样根据《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我国现有出版社550家，假定平均每家出版社有一线编辑30人(实际上估计远远达不到)，那么，每个编辑一年要做新书11.45种。又假定每种图书平均为10个印张20万字（实际上远不止），假定编辑审稿只看一遍，校样一遍也不看，二审抽审书稿的二分之一，三审抽审书稿的三分之一（无法再少了），那么，每个编辑一年的审稿量最少在412万字以上。何况，一个现代编辑，主要精力不该也不会放在审稿上，他要组稿，还要关注乃至参与自己图书的营销。

    还记得25年前，我刚进入出版这一行，曹伯言先生（我当时所在出版社副总编辑）教我们怎样做编辑。讲到组稿，他说：一个选题，无论是作者自投稿还是编辑策划组稿，怎样判断它有无出版价值呢？你首先要去图书馆（当时还没有网络），把相关的图书都找来翻一翻，至少要把代表作都找来翻一翻，然后和书稿或提纲做一个比较，看看书稿有没有新东西或特点，这样你才有发言权。讲到审稿，他说：一部书稿，至少要看3遍才能发稿。第一遍粗读，观其大概；第二遍精读，究其细微；和作者沟通一次，交换意见，然后再看第3遍，改定发稿。好稿子是磨出来的。曹老师以上所讲，相当平实，代表当时出版界的普遍看法。2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认为这是编辑练好组稿、审稿基本功的不刊之论。有机会我也把曹老师的教导传授给新编辑，而且我还把其主要精神列在我所在出版社的“选题论证表”上。

    不仅如此，相应的，那时还有制度上的保证。当年一个出版社一年能拥有多少书号，主要和出版社有多少独立发稿权的编辑有关，大致是一个编辑5个书号。出版社内部管理，编辑审稿工作量考核，一般是文科编辑每年发稿70万字、理科编辑发稿60 万字。

    今天，稍有出版从业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编辑如果按照曹老师的教导去做，十有八九是完不成任务指标的；出版社如果还是按照当年的规范去管理，大多数出版社都要关门。曹老师的教导过时了吗？事实上，眼下很多出版社的选题论证过程可以简化为如下几步：

    1.这个选题政治上有问题吗？
    没有。

    2.多少万字？
    **万。

    3.出版补贴费多少？（或：包销多少册？）
    补贴**万（或：包销**册）。

    4.通过/不通过。

    至于审稿，如前所述，一个编辑，既要组稿，又要关注和参与营销，还要审读400多万字的书稿，基本上是无法完成的。但不用惊奇的是，出版社大多是按此标准分派任务，编辑也都能按次标准完成任务。能做到这一点，无非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出版社聘用了社外编辑，比如退休编辑、大学师生；或者是把初审、二审交给有合作关系的民营出版公司去做；再或者硬压给社内编辑去做。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以牺牲图书质量为代价。这些年无错不成书、垃圾书泛滥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或许有人说，那出版社为什么不少出点书或者多招聘些编辑呢?

    地理学上有 “土地承载力” 这一概念，指在一定条件下养活一个人需要多少面积的土地或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最多可以生活多少人。过此比例，要么人口迁出，要么对地力过度利用导致最终无法生存。出版社有类似的情况，不同运营机制的出版社，其对人力的需求和能养活的人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有两种出版社（不是说只有此两种出版社）

    第一种出版社，其出书方向是为满足社会发展的文化需求，是为读者出书，其出版物通过市场销售而实现价值。这一类出版社通过市场这一最有活力的平台，搭上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快车，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业绩。在这类出版社中，曹老师表述的关于选题和审稿的原则不仅没有被抛弃，还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新内涵而发扬光大。同为编辑岗位，其内部分工更具体细致，策划、组稿、审读、图文搭配、版面设计等等，更趋于专业化，又加强统筹配合。这里的编辑（除了专职审稿编辑）不会遇到年审稿任务四五百万字这样夸张的事情，这样做出来的图书，就有较高的成功率。如果我们仿照新闻出版总署，取前100位的出版社做一统计，它们出版物的市场占有率应该在85%以上。这类出版社不仅不会少做书，相反会逐年扩大出版规模，相应的，会聘用更多的编辑。

    第二种出版社，每社几十号人，年出书一二百种。书出了不少，在市场上却几乎看不到其出版物，但它们也能生存，而且还能较长期地生存下去，碰巧了，一时间还能过得有滋有味。它们的生存秘诀是：为需要出书的人出书，从中获利。（本文无意把为读者出书和为作者出书二者对立起来。客观上这二者有统一性，但在第二种出版社，这二者基本是被割裂的）至于这本书价值如何、有无市场需求、能否卖掉一本，都无所谓。这种出版目前在我国的需求非常巨大，足以常年维持几百个小型出版社的生存。举几个数据就足以说明。据教育部2011年7月发布的《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34.31万人。假定仅有三分之二的人还需要或者还想要评职称，假定每个人10年出一本书(一个高校老师，10年不出一本书是不可思议的)，那平均每年就要出版新书9万种以上；2010年全国有在读博士25.89万人，博士论文一般都要出书的，每年有8万左右的博士毕业，也就意味着有8万种书要出版；如果考虑到高校以外的科研人员、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职称也要出书，还有许多高学历的领导干部（很多还有高校的兼职）也要出书，再多出几万种新书也是很正常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高校教师已非昔日可比，出本书再也不必省吃俭用掏自己腰包，有大把的课题经费支撑。至于领导要出本书，大家都懂的。鉴于2010年中国总共出版新书才18.9万种，可见这一块出版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还大有潜力可挖。现在网上有大量的出版服务中介，也说明第二种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差了。第二种出版社和这一种出版需求之间形成了坚定牢固的共生关系。但世事总有不如意处，补贴出版和包销出版虽然需求巨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操作不统一，出版社之间必然爆发恶性竞争，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出版补贴费的互相杀价。据不完全了解，目前一本书（以25万字为基准，单色）的出版补贴费在2万元左右，如果作者自己操作印制发行，费用就更低了。这点钱，扣除成本和税收，剩余很少，要盈利，就要寄希望于卖掉一批书。但是，这类书往往很难卖，这类出版社的市场销售能力往往很差。结果是，做补贴出版，有赢利，但单本书的赢利一般很少。只好追求量的堆积，书就越做越多，工作量就越做越大，编辑就更加没有时间研究市场开发选题，也不可能精细加工书稿，于是陷入恶性循环。这类出版社，既不可能少做书，也不可能多聘编辑。

    中国是出版大国中的“出版”二字是广义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印刷复制业。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的体量还是很小很小的，即使是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一的年出书总量，其内涵和质量也未必能令人满意，比如上文所述第二种出版社每年庞大品种量的出版物。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出版的“大”还有待于质的提升。至于“做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第二种出版社的生存困境，如果没有充分有效的措施让第二种出版社真正市场化，那就更难。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中国出版在有几百家社还靠着补贴出版生存的背景下，能够真正做大做强。

    (缪宏才，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干过编辑、搞过发行；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