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研究]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岗位，编辑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对于那些追求个人成就的好编辑而言，情况则另当别论。

2012年3月3日首都图书馆尚读沙龙“《编书记》——好书背后的故事”现场。
嘉宾：沈昌文、扬之水、蒙木（右一）、马学海（左一）

    想想看，我们是如何了解一个行业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的。看行业手册？查技术标准？读市场数据？都不是。是实实在在的产品，以及它们背后的那群人。抛开所有的人名和商品名来谈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出版业的特点之一是它的产出中有无形的成分。编辑工作的迷人之处是它的弹性。一个编辑可以只是墙上普普通通的一块砖，也可以演变为一面窗，让我们看到一片新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好编辑和编辑是两个概念，就像迈克尔?杰克逊和歌手是两个概念一样。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2005年3月1日施行的新版《图书质量管理规定》里一处关键改动的行业深意。它将过去复杂的四类质量（图书内容质量、装帧设计质量、编校质量、印刷装订质量）及四种分级（优、良、合格、不合格）合并简化为只有一种质量（图书质量）和两种分级（合格、不合格）。为什么不能有“优”或“良”？很简单，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找不到合理的判别标准，况且，就算你书中一个错别字都没有，也是应该的。换句话说，图书质量有下限但没有上限。

    这其实也恰似编辑工作所面临的境遇。在最低要求之上，有一个很大的个人追求空间。好编辑往往是凭努力和机遇实现了个人成就，他们在完成日常工作、实现目标业绩的同时，留下来了一些东西，甚至最终实现了从编辑到作者的转型。

     再举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或者叶圣陶的例子，只会让人感到空洞。他们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其实在活着的人当中，典范也并不缺乏。在去年“蜜蜂出版”策划推出的《编书记》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当下的故事。

    不仅仅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即便是在编辑发挥余地最小的科技出版领域，也同样不乏行业标杆。一版再版的名著《基因》的主编本杰明?卢因（Benjamin Lewin）就是一个集科学家、作者、编辑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创办的《细胞》早就是和《自然》、《科学》齐名的顶级刊物。1999年，卢因提出离开《细胞》时，外媒曾以“一个时代的终结”为题怀念这位学者和他所缔造的学术品牌。《基因》的精简版《基因精要》的几位继任主编还特意在书的前面加上一句“献给本杰明?卢因，他为我们设定了高标准”（Dedication: To Benjamin Lewin, for setting the bar high）。

    这就是个人的价值。一个行业的高标准常常是由那些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产品来设定的。你可以说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但你无法否认个人追求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我记得在《编辑修养十日谈》里，雷群明先生将文字编辑的工作原则总结为16个字：有所作为，尊重作者，多就少改，改必有据。虽然说的是加工编辑，但作为第一条的“有所作为”同样适用于策划编辑。在很多出版社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编辑岗位被列入“创意系列”，希望这不仅仅是自己给自己贴金。

    个人成就需要机遇，但更需要积累和时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时代，很多编辑不太看重后者，这让人遗憾。想想若干年前，当沈昌文让扬之水（赵丽雅）蹬着自行车从东单一直骑到北大去看望作者金克木时，大家不会预想到这三个人名在今天的号召力。所谓不凡的成长简历，回头看都是些非常普通的场景，但坚持下来，时间会回馈你。当你著作等身的时候，你同样也会对你当过编辑津津乐道。

    如今探讨编辑价值，很多人习惯于在总体上把编辑岗位的意义夸大，这是一个行业的自恋。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少数好编辑的价值认同却又过于肤浅。在我看来，即便抛开精神层面，仅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优秀编辑所能兑现的也是巨大的收益。

    好编辑对出版社的价值源于他们是好读者

    编辑不像作家，自己并不包揽写作。一个没有大量写作经验的人，如何获得文字上的“阅历”？唯有阅读，大量的阅读。

    好读者构成了好编辑的前提。好读者对于选题决策的价值是毋容置疑的。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那些优秀的选题是怎么产生的，就会发现，市场调研固然重要，而决策的关键一步靠的则往往是编辑的“感觉”和执着。所以，选题决策过程才永远不可能被简化成一个电脑程序。

    如果编辑自己没见过好东西，他（她）又怎么可能分辨出好东西呢？靠一堆冰冷的调研数字吗？止庵在谈皮埃尔?蓬塞纳的《理想藏书》时，不忘了提示一句“我们出版界朋友应该看看，还有什么书可以出，这是一个宝库，可以提供的线索很多。”一本好书，常常就是下一本好书的线索，决策要从阅读开始。

    我们常把暗中影响着人的行为的那些主观因素称为事业导向。居于选题决策首位的恰恰是事业导向，而非市场调研。即，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编辑？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出版社？记得看过一个案例，一个很成功的出版公司让它的编辑人员和销售人员完全分开，不作沟通，就为了保持编辑的独立。当然，它能做成一定是有个前提：那是一帮有原则、足以捍卫产品个性和品质的好编辑。

    有了事业导向的把关，我们才不至于数字越多越困惑，才能把着眼点放在长远，考虑每一本书是否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这，正是图书区别于互联网的强项。出版社愿意花大力气买市场数字，也应该舍得给有潜力的编辑加加薪，留住他们，因为他们是最有眼光的读者。

    在今天，好读者是稀缺的。人们总乐于谈论书业的商战花絮，却难能坐下来看完并且看懂一本书。梁文道先生在《读者》中所描绘的“正常读者”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好的读者了。

    不久前首都图书馆有一场围绕《编书记》的沙龙活动，在回答怎样做一个好编辑这个问题时，沈昌文说：要有广泛的人脉，见作者前要多查资料多查书，这样才能更好地沟通。扬之水则更为直接，她说：很简单，拼命看书，了解的东西多了，跟作者就有得谈了，你从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学到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你帮助作者出书，但在另一方面是作者帮助你成人。

    好编辑对市场的价值源于他们是质量符号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会无休止地去追求高质量。图书的质量-收益曲线一定不会是一直往上的，质量高到一定程度，收益会急剧下降，因为投入太大。今天的经营者们无不希望在成本和质量间取得一个平衡，既把住底线，又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但问题是，怎么把握这个度。出版商会有一套质量把关流程，包括三审。但风险总会存在。普通编辑会将此归咎于制度和外因，而好编辑则会有一种超越于一般要求之上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许是源于对好书的心仪与偏爱，也许是源于个人的虚荣和好胜，但它确实能让编辑在“算账派”领导的重压下还能尽可能地追求完美。

    当然，这种责任感所换来的成绩并不能为普通读者所见，大部分读者并不知道一本书的幕后英雄，他们记住的可能只是出版社的品牌。在国外，编辑的姓名甚至都不会出现在书上（不像我们还有“责任编辑”一栏）。但好编辑依然是市场上的一个质量符号，最想寻找这类符号的是作者。

    对编辑来说，每年经手的图书多则数十种，每一本书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出版社为了提高效率，还会对选题采取差别管理，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但对写者而言，每一本书都像自己的孩子，会特别看重，总想选择一个信得过的人。在询价待市的作者眼中，出版社的门槛及编辑修养是最有吸引力的。

    当然，优秀的编辑常常不仅善于守株待兔，还乐于探寻和发现。大部分普通编辑都不愿意承担发掘的风险，而更多地是去追随功成名就者。记得某位知名作者曾在回忆中质问道，当初最需要编辑的时候，编辑们都哪里去了？

    在数字环境下，我们常常会反思出版商的核心价值。出版商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中介，但在一个发表门槛被一再降低的时代，在一个想出书的人甚至比想看书的人还多的时代，在一个替代方案层出不穷的时代，这种中介凭什么长存？一定有某种不可替代的附加值。

    这种附加值，一定是来源于某种超越于简单中介的特殊贡献，而好编辑则为这种价值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如果说好作者是作品的质量符号，那么好编辑就是产品的质量符号。

（来源：百道新出版研究院咨询月报）

    需要提醒的是，好编辑很难由出版社从零开始来“规划”或“培养”，其成长甚至没有可以复制的规律。出版社能做的是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舞台，而成就则主要是靠个人的表演和时代的机遇。正因如此，好编辑是稀缺的，也是可贵的。

(本文原载于：百道新出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