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麦田里的塞林格到荒野中的波拉尼奥，西方文学算是完成了一个向度的历程：几乎不加修饰地将逆反后生的日常生活乃至各色调侃以致脏话请进文学殿堂。两者之间有过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在波拉尼奥成长的墨西哥，就有被称为“波段”的那一班作家，在中国则有王朔等人。

    客观上，“冷战”为拉美文学（其实又何啻文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边是一脉相承的语言文化传统，一边是古巴的存在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拉美作家可谓左右逢源。而同时期的欧洲和美国主流文学因为有那个本钱钻牛角尖或哼哼唧唧或标新立异，几乎被全面引入了现代主义的“片面深刻”和“深刻片面”（袁可嘉语）。此外，拉美作家几乎悉数从西方现代主义脱胎而出，并蜕变成为雄心勃勃的神话创造者。

    波拉尼奥青年时代曾在墨西哥参与“本能现实主义”诗潮。虽然这个诗潮在他成名之前几乎不为人知，但它确实是一个类似于“波段文学”的先锋诗派，其主要目标是否定以帕斯为代表的墨西哥诗坛，以便另起炉灶或者“打倒父亲，回归祖父”。这是文学革命屡试不爽的钟摆效应之一。

    与前辈拉美作家（除却博尔赫斯）相反，波拉尼奥生前否认自己是智利或墨西哥作家，并素以国际写手自居。在他有意无意地将笔触伸向墨西哥现实时，已然自觉地将自己与国别、地域划清了界限。否则他记述一个个被害女性时的那种刀劈泥巴般的冷峻也就难以理解了。同时，他对墨西哥并非毫不关心。这是他矛盾和纠结的地方，就像他有意与传统，甚至自己的过去决裂，殊不知它们也有引力，况且他所刻意拥抱的其实正在或已然成为传统，比如国际化写作。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杜甫《小至》）四季往复，人事代谢。由是，阳光下没有新鲜事物；由是，阳光下尽是新鲜事物；所有的人都被称之为人，而世上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所有的叶子都被称作叶子，而世上又分明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此等悖论及其所提供的反排中律空间蕴涵着几近无限的可能性。而文学的丰富与变迁正是这种有限与无限及其巨大中的最佳见证，盖因它一直在新与旧、实与虚、此在与彼在等等之间的取舍和推演中不断轮回、移易。但时代有所偏侧，时人有所偏爱。


    且说智利已故作家波拉尼奥的《2666》于2004年问世至今，一直好评如潮。于是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这是由人文（甚至资本）演绎的神话，由神话催生的传统。这就是说，当一个作家、一种文学被定为一尊时，它也就成了新的神话、新的传统。

    然而，《2666》就真的那么伟大吗？这也是不少中国作家、读者的疑问。

    带着这样的疑问，免不了重新阅读这部被欧美（包括拉美）作家、书评家、出版家捧上了天的皇皇巨著。

    首先需要交代的自然是一些客观或相对客观的事实。比如，当我将原版1125页的《2666》（巴塞罗那，阿纳格拉玛出版社，2004）与859页的赵德明译本（上海，世纪文景，2012）并置于书桌时，便又产生了敬畏。但这敬畏主要指向译者。老实说，接受并且高质量地完成这样的翻译任务本身就令人肃然，加之这部“天书”原本不是一般的复杂，译事的艰辛可以想见。

    其次，2004年作品初版不久即蒙同道惠赠，本人也曾有过“先睹之快”。但此快非彼快。基于对作者前期作品的些许了解，且本人努力让自己的阅读不那么从众、不那么追新，拿到《2666》也只不过是随便翻了翻而已。这倒不是因为它秦砖似的厚重，而是其可分可合的结构和纷繁复杂的内容多少影响了我的阅读（曾几何时硬着头皮啃《尤利西斯》和《跳房子》的感觉尚且记忆犹新，面对《2666》这感觉又如何不会袭来？）。读书人不打诳语，自从潜心投入文学研究，阅读犹如吃饭睡觉，乃生活中不能或缺之重。凡读到好书，我等最怕的往往不是它的长、它的重，而是它的短、它的轻。虽不敢妄称饱读诗书，但无论出于嗜好还是职业的需要，我辈纵使不才，见怪不怪却也是事实。古来卷帙浩繁的史诗见过，意识流、生活流、扑克牌小说也不是没有读过。而且，毕竟我们刚刚经历了20世纪，中外文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载的潮起潮落，早已蔚然成风。但《2666》显然不是《尤利西斯》，它不是古今参照、内外契合的意识流淌；它当然也不是《跳房子》，不是前后腾挪、内外探寻的虚实相生；更不是《追忆逝水年华》，因为它远非记叙世道变迁、家族沉浮的绵绵心路。于是也便有了讨论的理由，至于如何交由同人精读并试图引发讨论则是后来的事（见杨玲《因〈2666〉而永久在场的波拉尼奥》，《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1期）。之前的事还得从《荒野侦探》说起。世纪文景一干才女于2009年推出了杨向荣先生的中译本。如果没有记错，我在发布会上的发言应该是从读者早已熟识的塞林格说起的。从麦田里的塞林格到荒野中的波拉尼奥，西方文学算是完成了一个向度的历程：几乎不加修饰地将逆反后生的日常生活乃至各色调侃以致脏话请进文学殿堂。两者之间有过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在波拉尼奥成长的墨西哥，就有被称为“波段”的那一班作家，在中国则有王朔等人。全世界此类作家多多，足可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并可能不断地由此推导其鼻祖、牵引其来者。然而，波拉尼奥的逆反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此公1953年生于智利首都一个相当普通的家庭，少年移居墨西哥。适值拉美文学全面“炸开”，以聂鲁达、博尔赫斯、帕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鲁尔福、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吉马朗埃斯·罗萨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迅速走红，并一跃而成为拉美，乃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文学的制高点或新坐标。倘使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总结“文学爆炸”，也许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客观上，“冷战”为拉美文学（其实又何啻文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边是一脉相承的语言文化传统，一边是古巴的存在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拉美作家可谓左右逢源。而同时期的欧洲和美国主流文学因为有那个本钱钻牛角尖或哼哼唧唧或标新立异，几乎被全面引入了现代主义的“片面深刻”和“深刻片面”（袁可嘉语）。此外，拉美作家几乎悉数从西方现代主义脱胎而出，并蜕变成为雄心勃勃的神话创造者。用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那一代拉美作家的共同理想是以各自的方式建构美洲的《圣经》，其宏大叙事的抱负与策略直指整个西方文学传统自不待言。而拉美现实的复杂多元始终是他们的基础和元点，也是他们难以推卸的责任、难以摆脱的梦魇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百年孤独》（乳名《大屋》）、《跳房子》、《绿房子》、《我们的土地》并非横空出世。它们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从家、从故土出发，到城、到洲、到世界。


    波拉尼奥迟到一步，赶了个晚集。他抵达墨西哥之际，恰好是“后来者”逆反开始之时。“波段作家”堪称其中的急先锋。“抓住现时，便是空前绝后。”这是“波段作家”的一句响亮的口号。顾名思义，波段原为电讯术语，上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文化的传播，墨西哥刮起了强烈的摇滚乐旋风。青少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反潮流运动（此运动稍后因与“68年学潮”汇合而达到高潮），他们无视传统，自我作古，接续了中断的先锋文艺，以“摇滚青年”为主要出发点和目标对象，主张“现实即文学”（反之亦然），追求“纯客观形式”并广泛采用“照相术”、“录音术”等“超自然主义”手法（或谓超级自然主义；就像超现实主义并非超越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而是超级现实主义），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移至小说”，催生了《坟墓》（1964）、《假撒泼》（1965）、《侧面》（1966）、《Q学》（1966）等一系列作品。叛逆青年讥嘲社会、调侃时事、忤逆师长、玩世不恭是其主要内容。《荒野侦探》（1999）姗姗来迟，却无疑是这类文学的集大成者。

    波拉尼奥青年时代曾在墨西哥参与“本能现实主义”诗潮。虽然这个诗潮在他成名之前几乎不为人知，但它确实是一个类似于“波段文学”的先锋诗派，其主要目标是否定以帕斯为代表的墨西哥诗坛，以便另起炉灶或者“打倒父亲，回归祖父”。这是文学革命屡试不爽的钟摆效应之一。问题是历史的相似并不意味着重复。“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荒野侦探》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便是以波拉尼奥自己和诗派中的同志帕帕斯基亚诺为原型的。小说的成就多少归功于那段真实的生活，而先它出现的几部作品如小说《大象径》（1993）和诗集《浪漫狗》（1980~1998）却似乎只是练笔。

    2009年，世纪文景推出《荒野侦探》时便已经打定主意要引进《2666》了。作为出版行为，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称道。蒙其所赐，我国读者终于可以感同身受地进入波拉尼奥的世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先说书名，虽然作者在封底说它是一个年份（这个年份将出现在被人记下并迅速遗忘的公墓），但各路评论界依然竞相猜测。有说它像箴言中的一个数字（比如世界末日）；也有说它隐含着某种秘密（比如连环谋杀案的死亡人数，一如老马笔下的“马孔多大屠杀”），更有甚者，谓其像数字密码（就像人物阿玛尔菲塔诺眼中既有限又无限的几何书或镜子书，这或许是波拉尼奥对博尔赫斯的致敬），等等。我无意猜测，因为它很可能只是波拉尼奥文学策略或游戏的一部分，一个任意拈来的符码，甚至初稿的页数也未可知。如果非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我宁可将它与上世纪60年代墨西哥作家埃利松多的一本书联系起来。后者名曰《法拉比乌夫》（1965）。尽管埃利松多并不属于“波段作家”，却从旁支持了年轻人的反叛。小说中也曾反复出现“六”这个数字，而且是汉字。它取佛教六道轮回以演绎三个场景。这三个场景都以某一瞬间为原点，第一个是“你”和“我”（有时也是“他”和“她”）在海滩漫步时看到的一张貌似刑罚的照片（时间为1901年，地点为中国某地），二人因此发生性关系；第二个是外科医生和某修女亲眼目睹照片中的刑罚（也可能是外科手术）场面；第三个是外科医生（同时也是摄影师）的一个外科手术（或施刑过程），手术或行刑对象皆是照片中的那位中国妇女。埃利松多是几可与富恩特斯和鲁尔福比肩的墨西哥作家，其代表作《法拉比乌夫》又恰好发表于上世纪60年代并轰动一时，波拉尼奥不可能不知道。至于三个“6”前面的“2”，倒更像是时间指代。《2666》作为波拉尼奥的遗作，其创作时间不难查考。也就是说，《荒野侦探》杀青之后的几年应该是他全身心投入写作《2666》的时间。世纪之交或新世纪伊始，墨西哥这个曾经的世外桃源陷入了可怕的危机，自1993年起，仅北方城市华雷斯就每年都有妇女被暗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满18岁的少女。迄今为止，罹难及失踪人数已经超过三千。这一骇人听闻的事实成为无数墨西哥文学艺术家讨伐的对象，波拉尼奥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由于触目惊心的事实占据了《2666》的不少篇幅，它既是作品（作为纪实）最夺人眼球的地方，也是它（作为虚构）最不讨好读者的部分。但它显然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或书心。作品的主要内容也许是反写实的写实，反阐释的阐释，甚至是为了解构宏大叙事的宏大叙事。

    作品由五部分组成，后者相对独立（作者为生计计，准备分别发表），之间真正有机关联的只有一个人物、一个地点。地点是墨西哥的圣特莱莎（以华雷斯城为原型），人物是虚构的德国大作家阿琴波尔迪。后者的经历颇让人联想二战后期潜逃至南美的许多纳粹，但他隐姓埋名却是另有蹊跷。按照叙述者的说法，他是为了远离尘嚣才退避三舍的。他到墨西哥却是应胞妹所托，去寻找外甥，盖因后者涉嫌谋杀少女而身陷囹圄。与此相关联，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讲述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文学思想及其墨西哥之旅；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围绕智利流亡哲学家的坎坷人生并揭示书（犹如“宝鉴”）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他和女儿在圣特莱莎的遭遇；第三部分“法特”是美国黑人记者在圣特雷莎的阴差阳错的工作经历，直至他最终带着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逃离墨西哥；第四部分“罪行”以新闻报道般的逼真记叙灭绝人寰的连环杀人案；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回到阿琴波尔迪的身世。作品以阿琴波尔迪抵达圣特雷莎告终。如此，小说从评论切入，展开了创作与批评、真实与虚构、传统与鼎新、哲学与数学、此在与彼在、灵魂与肉体以及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知与行、生与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发和讨论，所涉范围之广、话题之多非2的666次方可以道尽。于是，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波拉尼奥一不小心就使其雄心溢出了《2666》。


    与前辈拉美作家（除却博尔赫斯）相反，波拉尼奥生前否认自己是智利或墨西哥作家，并素以国际写手自居。在他有意无意地将笔触伸向墨西哥现实时，已然自觉地将自己与国别、地域划清了界限。否则他记述一个个被害女性时的那种刀劈泥巴般的冷峻也就难以理解了。同时，他对墨西哥并非毫不关心。这是他矛盾和纠结的地方，就像他有意与传统，甚至自己的过去决裂，殊不知它们也有引力，况且他所刻意拥抱的其实正在或已然成为传统，比如国际化写作。远的不说，稍长于他的普伊格、阿连德等早就举步在先。如果说《蜘蛛女之吻》（1976）多少还是土生土长的，那么《天使的命运》（1979）显然已经大踏步地迈向了国际时尚，以至于其穿越（无论时空）都大大超越了威尔斯等前辈的想象。至于阿连德，她成名之后也不再拥抱家族和故土，开始大撒把，将目光投向了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屋脊——西藏。

    回到波拉尼奥及其《2666》，奇怪的是西语作家回归情节的趋势并没有在波拉尼奥身上得到体现，这就反证了他与“文学爆炸”的亲缘关系以及同普伊格、阿连德等人的距离。但我们仍不难看出他的国际化用心。小说的重要人物阿琴波尔迪是德国人，他的四位评论家则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再加上一个智利哲学家、一个美国记者（而且是黑人记者），以及墨西哥这个原本种族混杂的地方。如果他的那些“6”真的暗指《法拉比乌夫》，那可就真的是人类大杂烩的。当然，这只是表层的。深层次上，《2666》着意于探究爱情（跨国多角恋爱、跨种族爱情等）与杀戮的秘密（这又暗合了《拉比乌夫人》的主题）以及前面提到的诸多关系。同时，血腥从世纪之交回溯至法西斯主义、苏联肃反等等。人类的自私、怯懦、冷酷、仇恨和残忍掩盖了尽存的爱与恕、真与美。作品将主要笔触指向人性，并多方位地体现悲观，乃至绝望；而赤裸裸的罪行对读者的承受能力则是一种考验。这样的凉水浇背，甚至刀剜良心在世界的狂欢时代、消费时代（同时也是危机时代）自然有其讨巧之处。诚然，问题的揭示是双刃的：一方面体现了历史的循环，即后发达国家正如何亦步亦趋地步人后尘；另一方面又似乎给年轻的国际写家和那些为美加墨自由贸易欢呼雀跃，甚至恨不得将主权拱手相让的人（理由是波多黎各“过得很好”）提供了佐证。小说有趣并且入木三分地写到一个“国际马戏团”（譬如这个时代的好莱坞或NBA或多如牛毛的跨国公司等等），它由美籍墨西哥裔人士（奇卡诺）创办，吸纳了不同国别的高人、达人。而最终外国人的逃离标志着灾难的承受者必得是墨西哥人；同时，“奇卡诺们”的存在反过来昭示，甚至支持了相当一部分墨西哥人的“幸福观”：美国，不然加拿大，再不然欧洲或澳洲。富有的腆着腰包到北美或欧洲或澳洲之类的地方去移民，去繁衍，去消费，去“幸福”；钱少的千方百计让孩子留学美加欧澳，然后落地生根；实在没钱的就偷渡或硬着头皮在国内捱。

    波拉尼奥（或者还有我们身边那些热衷于国际化的写家或艺人）一定不会忘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争论。当年，也即“文学爆炸”前夕，拉美文学界、思想界有过一场围绕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大讨论。世界主义（“宇宙主义”）者认为，由于种族和文化的混杂，美洲具有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接纳一切人类文化的基础和诉求。反之，土著主义者从阶级利益出发，批评“宇宙种族”说是掩盖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谬论，并指责世界主义者的所谓人类文化也只是西方文化。虽然那次讨论无疾而终，但有关思想分明对“文学爆炸”起到了催化作用。现在重提这段历史，不仅可以让人忆起拉美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遭际（《百年孤独》象征性地选择了即时的“世界末日”），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和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语狂热。

    如今，跨国资本汹涌，全球一村的时代已然来临。甭说是连环杀人，即使再小的事情，也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一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同时，跨国资本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常常与发展中国家民族的传统及情感诉求构成矛盾。无论是自易还是被易，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介入国际化、全球化狂欢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价。墨西哥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上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和迫不及待的“美国化”几乎一夜之间使墨西哥失去了平衡。那个20世纪40至80年代初高速发展的欢乐、好客的国家顿时倾斜并面临坍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欲望空前膨胀，贩毒、爆炸、暗杀等恐怖事件层出不穷，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而且，这不仅止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源自跨国资本（如商品流动及劳动力市场和投资移民等）引发的现实矛盾、伦理危机和情感错位。总之，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而且文明的演进犹如时尚，虽系人为且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却是强制性的。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及其传统则明显具有强迫性、颠覆性与取代性。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全球化只关涉经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能与经济基础相割裂吗？而今，跨国资本正急剧地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主性、民族传统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面临威胁，而所谓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声色）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致使许多传统乃至语言化为乌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之类的命题将不复存在。呜呼！


    简言之，传统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的选择，当然取决于时人对古来（包括境外）思想、习俗、经验、常识等诸如此类的认知。汉武帝时由“黄老之学”转为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运动。太史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记述了这次巨变，从而否定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谓。魏晋玄学及众多谶纬之术的流行则多少应该归功或归咎于对释道等传统思想的借鉴或歪曲。如是，窃以为传统恰似万花筒，古来（包括外来）的那几粒碎玻璃是相对客观的（比方说我们暂且可以将我们的传统的一个重要发端设定在先秦，尽管先秦及诸子对于之前的传统也是有取舍、有推演、有鼎新的;加上佛教以及印欧或古希腊文化、两河流域或犹太-基督教文化，以及稍晚的伊斯兰文化、科学理性等等，这就已经相当庞杂），但它们应后来人等演化出的斑驳景象却主要是时世的取舍。这里不存在简单的好与不好、是与不是，关键在于弄潮儿或接受者的立场。问题是，伟大的文学传统似乎往往在鼎新中取法保守。这恰似人的情感，其基础（载体或来源或基因）才是决定性的，那便是记忆；尽管特殊的认知和时尚、价值观和审美观等等也很重要，它们总能更快地随时迁移并击败情感、左右世道人心，空留下屈原或王国维们孤雁似的悲啼在苍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