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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21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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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年方廿二的法国作家加缪(一九一三~ 一九六〇)在一本小学生练习簿上写下:“三五年五月。我要说的是:……”,就此开启了长达近二十五年,直到他因车祸骤然殒落才终止的札记书写。这段札记中的首篇文字,不仅代表了他踏上文学之路的起点,也记录了最初使他决定借由创作来表达的意图。』
《加缪手记(共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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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 阿尔贝·加缪 著
译者:黄馨慧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一九三五年,年方廿二的法国作家加缪(一九一三~ 一九六〇)在一本小学生练习簿上写下:“三五年五月。我要说的是:……”,就此开启了长达近二十五年,直到他因车祸骤然殒落才终止的札记书写。这段札记中的首篇文字,不仅代表了他踏上文学之路的起点,也记录了最初使他决定借由创作来表达的意图。今日,当我们回头审视此段文字,我们看到是桂冠花环底下,那个自始至终都未曾悖离其创作初衷的加缪,以及他对创作理念的坚持与坚定。
加缪总共累积了九本类似的练习簿,按照时间顺序书写。 部分册子于其在世时曾交付他人缮打,而作家本人又会对部分缮打内容进行增删、修订或评注,甚至有将某些内容撕下另作他用,之后再随意夹回簿子的情况。这些笔记本除了用于记录之外,加缪亦会不时回头翻阅,可见此札记对他的重要性。这些札记的内容多元,记录了加缪二十五年来的读书笔记、思考发想、创作雏型、计划提纲和写作练习,也留下了其旅行见闻、某些当下的感受或观察、不经意听见的旁人对话、偶一为之的私人生活纪录(因不同时期有不同频率),等等多种类型与内容的文字段落。在形式上,加缪不常注明日期,或者不甚精确,以第一人称“我”书写的次数也比一般日记少很多(不过,叙事者即使是“我”也不一定代表作家本人),他甚至经常使用原型动词造出不属于任何特定人称的句子。因此,就内容或形式而言,这些札记都不能算是日记,而较属于私人笔记或杂记。然而,加缪亦非毫无方向地乱写、乱记。事实上,他给自己订下规则:规律记录,而且不准多话。这其实也正是加缪对于写作作为一种劳动活动的理念与自我期许;亦即,持之以恒,专心致志,不为任何外在眼光或为满足自身虚荣而书写,并要专注于身(行动)心(思考)之修养且在两者间取得平衡。虽然加缪后来并未做到他原先所期望的“每一天都要在这本簿子上做笔记”的目标,但已算相当规律且持续。加缪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辞世,而自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间,长达二十五年的岁月里,留下了九本簿子共二千五百余条目,没有多话,不为他人,诚实记录思考轨迹, 直到生命的最终。
这份坚持不只缘自加缪的创作理念,也来自他对自己的深刻了解。热爱生命的加缪,在青少年时期便罹患可能致命且在当时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使得他对大千世界的感受与渴望更加深刻而热切。然在追寻丰富世界的同时,对于自己出生成长的贫困街区,以及他深爱却难以透过言语沟通的半聋母亲所代表的那个赤裸、安静而封闭的世界,他始终保有完全的归属感与忠诚。加缪在佛罗伦萨市郊的修道院回廊写下:“极端的贫困可以通往这个世间的华丽和丰富”。儿时的贫困生活让他明白,世间真正的财富来自大自然无分别心且超越生死的无穷美好;而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阴影则令他使尽全力拥抱生命的每分每刻。他一方面竭尽所能地燃烧有限生命,另一方面却又渴望如修士般宁静专一的生活。《反与正》这部完成于其创作 期的文集已然清楚表达了这个贯穿加缪一生思想的根本意念: 如同世界有白昼亦有黑夜,生命有诞生亦有死亡,两者既相反又互补,皆为生命的真实面,人应平心接受并尽力维持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这个概念在加缪创作中期的《反抗者》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与现代世界一味追求极端的绝对主义相抗衡。而加缪在其创作晚期的《放逐和王国》短篇小说集中所触及的团结共济(solidaire)或追求孤独(solitaire)之大哉问,亦是沿袭此概念脉络而作之思索。加缪的情人玛丽亚•卡萨勒思曾说,加缪像悬空钢索上的杂技演员,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也许能引领他抵达目的地的绳索上,总在努力尝试着不要掉向绳索的这一边或另一边。的确,加缪的一生无论是行为、思想或创作,都在尽力维持各种相对引力间的脆弱平衡,稍一大意或一时松懈了,就可能失足坠落至绝对之恶中。然而,怠惰、安逸、选择容易的道路或是干脆放弃,是人心多么难以抗拒的诱惑!可想而知,维系这种平衡是多么困难重重,需要超人的坚持和勇气。加缪不愿意为了简化挑战而懦弱地躲避,而这是没有清明思考,或缺乏持续自省与自制能力者所达不到的。“我一定会努力将这场和自己的面对面一直延续到底,让它照见我在今生今世中的每一张脸, 即使必须付出难以负担的寂寞代价亦在所不惜。不要退让:这一语已道尽。不要妥协,不要背叛。”加缪如是说,而这段话也解释了其札记书写背后的动力。
——《加缪手记》导读节选
内容介绍:
这套加缪手记共三卷,加缪在其中记录了他的读书杂感、生活随想、情感波动、写作构思。第一卷包含加缪1935年5月到1942年2月之间的手记,是了解加缪其人及其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记录,更是理解其创作的关键。第二卷是作者自1942年1月至1951年3月的手记,在这卷中,读者可以看到加缪如何面对《局外人》所遭逢的社会议论,《反抗者》出版后引起的激烈笔战,同时他也完成了《西西弗斯神话》《鼠疫》等重要作品,堪称加缪人生的精华时期。手记前两卷在作者去世后不久即出版。但当年还有未曝光的笔记,这正是第三卷的内容。加缪在最后这几本笔记中,与之前相比写了更多他私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希腊旅行、阿尔及利亚战争之惨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笔记刚开始只是加缪的写作工具,到后来却更像是他的日记。
【精彩试读】
谁能够说:我这八天来过得很完美。我的回忆对我这么说,而且我知道它并未撒谎。是的,这印象就如同那些长昼一般完美。这些欢愉全都来自于身体,也全都得到了心灵的同意。这就是完美,接受自己的状态,认同并尊重人性。原始而纯净的绵延沙丘!水之庆典从晨间的如许漆黑,变成正午的如许清朗,再化为傍晚的温煦和金黄。漫长的上午,就徜徉在沙丘上那些裸体之间,压垮人的正午,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动作要重复,讲那种人家已经说过的话。这曾经是青春。如今这仍然是青春,而年届30 的我,只渴望这样的青春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是……
死刑。一般认为杀人者当死,因为这种罪行会让一个人完全丧失活下去的权利。他若杀了人,就表示他已经活完了。可以死了。谋杀已将他的生命完全填满。
19 世纪以后的文学,尤其是20 世纪的,究竟和古典时期的文学有何不同呢?它仍然喜欢说教,因为毕竟还是法国的文学。但古典时期的说教是一种批判式的说教(除了高乃伊之外)──用的是负面手法。相反地,20 世纪的说教则是正面的:它会去界定某些生活形态。瞧瞧那些浪漫派的英雄,司汤达(他就是因为这点而完全属于他的时代)、巴雷斯、蒙泰朗、马尔罗、纪德等等。
孟德斯鸠:“有些蠢话已经蠢到还不如一句更蠢的话来得有价值。”
“永恒轮回”也许没有那么难懂,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某些重要的时刻会一再重复──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复制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那些人性的最高表现。意大利原始画派或圣约翰受难曲,全都在无边无际地重现、模仿,评论当年圣山上的那句“成了”。所有的失败,都和雅典被罗马蛮族攻破有点类似,所有胜利都会让人想起萨拉米斯之役等等 。
布鲁拉:“我的创作就像我的感情世界一样,一直让我有种难以启齿的感觉。”
前引书。“那种八到十人的沙龙聚会,座中每一位女性都曾经有过情夫,谈话的内容尽是些奇闻轶事,气氛融洽,晚上十二点半一到,大家还会来点薄薄的潘趣酒,这样的场合是这世上最能让我放松的地方。”
被捕焦虑:他寄月钱给儿子的时候,决定多寄一百法郎。因为他被逼得不得不慈悲,不得不慷慨。焦虑让他成了一位利他主义者。
于是这两位在城里躲躲藏藏一整天的人,一旦有说话的机会,就会变得多愁善感。其中一个在哭,说他和妻子已经两年没见了。有些城市里的亡命之徒是单独行动的,想想他们天黑之后的心情。
致J.T. 关于《局外人》。
这本书常被拿来讨论,而那种调性……是故意的。不可否认中间曾有四五次的转折,但那是为了避免单调,增加它的艺术性。面对监狱里的神父,我的《局外人》不愿为自己辩护。他还发起脾气来,这个就很不一样了。您说这样一来都是我在解释?是的,而且关于这点我还考虑了很久。我后来下定决心这么做,是因为我想通过日常事件让我的人物自然而然地来到唯一的大问题前面。这个重要的时刻必须凸显出来。不过我要强调我的人物性格并未因此而前后矛盾。他无论在这一章或书中其余的任何一处,都只是一直在回答问题。之前,是一些我们每天都会被人问到的问题──此刻,则是监狱神父提出的问题。我就是用这样的否定法在描绘这个人物。
当然,这些都只是写作技巧,而非目的。小说前后两个部分的高度相似性,是全书精义所在。结论:社会需要的是那些会在他们母亲丧礼上哭泣的人。或者:用来判我们刑的,永远不是我们自己认定的那个罪名。我还可以做出其他十个可能的结论。
拿破仑名言。“快乐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厄尔巴岛前:“活着的无赖比死掉的皇帝来得有价值。”
“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总是能在自己引起的事件中占到优势。”
“人除了要有求生意志,还要懂得死。”
对《局外人》的批评。“假道学”肆虐。那些笨蛋,把否定当成放弃,然而这却是一种选择(鼠疫的作者指出了否定的英雄面)。对一个失去上帝的人──其实这也是所有人的写照──来说,没有别的可能性了。还自以为在那些先知的煽动里看到力量,而爱着信仰就是伟大的表现!但这种用诗及其隐喻去进行的斗争,这种虚假的精神抗争是最不费劲的。它也没有用,这一点每一个独裁者都晓得。
没有明天
“我在思索的那种重要性超过自己,但我对它只能体认却无法加以定义的东西是什么?锲而不舍地迈向否认行动之神圣性──一种没有上帝的英雄主义──终于是纯粹的人了。所有的人类美德,包括面对上帝时的孤独。
基督教那典型(唯一)的优越性是怎么来的?基督和基督教的圣徒们──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这个作品所包含的形式,和它在徒劳地追求完美的路上所历经的阶段一样多。《局外人》是原点。同上:《神话》。《鼠疫》向前踏出了一步,并非从零到无限,而是迈向一个更深沉,有待界定的复杂体。最后出现在终点上的将是那个圣人,但他有他的算术值──像人一样可以测量。”
关于批评
三年写一本书,五行字即可加以丑化──而且引用的句子还是错的。
给文学批评家A. R. 的一封信(注定不会寄出)。
……您的评论中有个句子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不会去考量……”一个见多识广,对任何艺术作品中的精心布局皆了然于心的批评家,在解读一幅人物的画像时,怎么可能对该人物唯一对读者说出心事的告白时刻视而不见?而且您怎么可能会没有感觉到这样的结局同时也是一种收束,一个让我笔下那原先如此松散的人物,终于可以汇聚起来的理想点……
……您认为我有写实的野心。写实主义是个空洞的字眼(《包法利夫人》和《群魔》都是写实小说,但两者毫无相同之处)。对此我根本毫不在意。如果一定要说我有什么野心,我倒认为是在象征上的。这点您其实也发现了。只是您赋予了该象征一个它所不具备的意义,更有甚者,您还无中生有地把一种可笑的哲学套在我头上。您认为我相信的是自然人,说我将人比成植物并主张人类的本性和道德无关等等,老实说,这些论点在书中根本找不出任何证据。书中主角从来不会主动。您没有发现他永远仅满足于回答问题,无论是关于人生或人情的问题。所以他从来不会去肯定什么。我所给出的只是一张关于此人的负片。对于他真正的想法,您根本无从判断,除非是在您恰巧“不会去考虑”的最后一章中。
这种“尽量少说”的用意所为何来,在此我就不对您赘言了。但我至少可以对您未经深思熟虑就把那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的吧台哲学套在我身上,表达遗憾。如果我接着指出您文章中唯一的引述竟是错的(指出来并加以修正),而且还由此而衍生出一些谬误的推断,您对我所说的一定就更能体会了。也许当您写下“无人性”一词时,您的脑际还曾经掠过另外一种哲学主张。只是去揪出这个有何用?
您也许会觉得我太大惊小怪,这不过是个没听过的作者写的一本小书。只是我认为这事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因为您把自己摆在一种道德观点上,这让您无法用您那公认的才气和洞察力来做出判断。这一类的立场实在不可忍受,对此您比任何人都要了然于心。然而您的批评,和人们即将在一种专看这部或那部作品道不道德的文学风气(前车之鉴犹未远)下所会做出的那些批评,两者之间并无大不同。此话我是心平气和地对您说的,但这实在很令人生厌。无论是您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评断一本书在现下或未来是否对国家有用或产生妨碍。事实上,只要不是在如此狭隘的精神下所做出的批评,即使更严厉我亦能坦然接受,这点您若能理解,敝人定铭感五内。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这封信不要再引起新的误会。我给您写这封信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抱怨。我要请求您莫将此信中的任何内容公之于世。您不常在今天那些其实不是那么难进去的杂志里见到我的名字。这是因为我既然在那上头没什么好说的,就不想为了打知名度而牺牲。我现在出版的这些书,都是花了许多年才写出来的,我唯一的理由是我要完成它们,然后继续写下去。我不会去期待它们为我带来什么物质上的好处或声望。我只希望它们能引起注意,人们会拿对待任何良心事业的同样耐性来看我的作品。但似乎这样的要求还是太过分了。无论如何,先生,还请接纳我对您诚挚的敬意。
《局外人》的组成中包含了三个人物: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我)和一个女人。
本文编辑: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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