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阅读报告:赵勇---2011:我的文学阅读
作者:赵勇(学者) 时间:2012年02月09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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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上),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36.00元。
《丁玲办〈中国〉》,王增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29.00元。
2011年,我的文学阅读是从史铁生开始的。史铁生的作品我并不陌生,但能够系统地去阅读他,起因有二。一是他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溘然长逝,阅读他的作品或许是缅怀这位作家的最好方式。二是就在我阅读史铁生的时候,忽然接到央视《子午书简》栏目一位编辑的电话,她说这一栏目正在改版,想邀请一些人去栏目中讲文学作品。为慎重起见,我在我的办公室与这位编辑和策划解如光聊了一个多小时。我提出要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们虽然觉得讲散文既有难度,效果也不一定会好,但还是同意了。于是,整个正月我完全沉浸在史铁生的世界里。那篇《我与地坛》虽然此前已读过许多遍,但依然需要重读,而他的其他作品也一本一本进入我的视野。这一次阅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已确立了他写作的基本主题———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后他的写作基本上是对这一主题的展开、深化或回响。有时候,他仿佛已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他终身的疾病又不断把他投入新的思考中,以至于这一问题不断膨胀,生出了许多新的枝叶。史铁生终身活在一种终极追问中,看上去很不洒脱,但也正是这种执着,成就了他的散文艺术。
这样的阅读让我对《我与地坛》有了一种整体把握,甚至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于是我写出了那篇讲稿———《〈我与地坛〉面面观》,两万字。但《子午书简》那边却没消息了,我也一笑置之。因为我读的是史铁生的作品,不吃亏。
除了史铁生,2011年我还读过哪些文学作品呢?让我想想。应该有施林克的《朗读者》,那自然是看过电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我对“音读”与“默读”问题的一种文学寻找。我还读过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麦克尤恩(《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一些小说,那显然是补课。有几天时间,我读的是赵瑜的报告文学《篮球的秘密》。还有一段时间,我读了阎连科与张学昕的文学对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这本书让我对阎连科的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纯粹是因为偶然读到了《沈从文与赵树理》一文,引起了我对沈从文书信的浓厚兴趣。于是我把《沈从文全集》书信卷(18-23卷)借回来,开始了对沈从文的阅读。这些书信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就我读过的两三卷来看,1950-60年代的沈从文在其书信中反复谈论的主要有两件事情:生病与重新写作。沈从文血压偏高(高压常在200左右),心脏不好,他便在书信中不时会絮叨起自己的身体状况。与此同时,他重新写作的念头又不时浮起,于是他不断向他的妻子、大哥、学生(汪曾祺)倾诉他的想法。但他又担心自己无法适应那些新的创作方法,遭到批评家的指责,其念头便只好浮起来又摁下去。他时时生活在这种心灵的交战与挣扎中,终于没写出任何东西。那种不甘心却又常常怀疑会不会写的复杂心境,看上去实在是让人心酸。
沈从文1988年去世,他的晚年应该是寂寞的。而1986年去世的丁玲,其晚年却风风火火。在《丁玲办〈中国〉》一书中,丁玲当年的秘书王增如为读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说:“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除写作以外耗神费力最多的一件事情,……为了《中国》的出世、生存与生长,年过80的老太太四处奔走、呼号、奋争甚至求告,而《中国》回报给他的,却是一个紧接一个的麻烦、难题、纠葛,是重重迷雾,险象环生……”李锐认为,一个八十老妪不该办刊物,而应该去写回忆录。但即便丁玲不办刊物,她能写好回忆录吗?因为当牛汉劝丁玲写回忆录,希望她把对历史、革命和世界的真实看法写出来时,丁玲说她不敢写。这就是丁玲的复杂性。她晚年办《中国》,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人们对她的看法,但她依然不敢面对自我心灵深处最真实的一面。
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增订本)是李建军兄推荐给我的,而这本书我也在万圣书园买过五本(另四本送人)。彭小莲是一位电影导演,其父彭柏山当年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人,后来被迫害致死。许多年后,女儿写父亲,我既佩服作者对父亲历史真相的执着寻找,也惊异于作者把这本书写出了那么高的文学性。何满子在序言中说:“时空的圆熟、灵动的交错尤其显出其电影蒙太奇方法的熟谙,使叙事和抒情交绢得绰约流畅,具有独特的风姿。”此说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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