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马：第一部》，(日)司马辽太郎著，岳远坤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10月版，32.00元。


   《真田太平记》（一），（日）池波正太郎著，蔡鸣雁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8月版，30.00元。

    总觉得作年度读书总结是桩麻烦事。———我又不是只读了一本两本，从何说起啊？只谈谈看过的小说吧。

    看过日剧《坂上之云》，就对原著作者司马辽太郎很感兴趣。他的作品，第一本认真读的是《丰臣家族》。仅就情节论，倒也不算怎么惊心动魄，但叙事流畅，也有深度。虽只是写丰臣秀吉身边的一组人物，但等于从侧面写出了秀吉的形象，也写出了丰臣政权的兴灭，在体裁上甚有意味。这有那么点像金庸的《碧血剑》、《雪山飞狐》，真正想表现的是不出场的金蛇郎君和胡一刀。

    司马其实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历史，而这，也正是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吧。甚至可以说，他本质上就是一位史学家，只不过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他“随顺世缘”地借用了小说这一文体而已。因为在这个学术专业化的时代，史学早已不能不采取考据和注脚的论文样式，不要说《史记》或《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的古典写法，甚至《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近代写法，都未必能进入史学之林了；若想写出活生生的人，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写出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就不能做一个学院派史家，只好做一个学院派之外的野史家，或者一个历史小说家。在中文世界，高阳作为掌故小说家，似乎最接近司马这一文化类型；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融合了历史成分，也有一些与司马相近的气味。

    于是就将市面上司马的作品几乎全买来了，但真正能读的不多。最想读关于幕末、明治时代的题材，可惜翻译过来的偏偏最少。直到去年才出了《坂本龙马》第一部。

    岁末陆续读完《龙马》。没有想像中的精彩，感觉对龙马的描画不够自然，可能情节还未展开吧。不过司马的长处，在于对社会历史情状的掌握，比如小说中对龙马故乡土佐的阶级描述，坊间的日本史专著就未必涉及，于我却大有价值。

    可能由于司马的关系，去年也看了些其他日本名家的武士题材小说。

    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都是短篇，多以一藩之内的派阀斗争为背景，描写下级武士被迫卷入纷争，最终偶露峥嵘，一击功成，复归于平淡。写得很精细，几乎篇篇都有味道，即使从纯文学的立场，也是第一流的小说。李长声先生的译笔很干净，正跟藤泽的风格相得益彰。

    说起来，藤泽的写法与司马正成对照：他们都写出了武士时代的世态人情，但司马描画的是天下风云，是大政治；而藤泽描画的是一方波澜，是小政治。司马多塑造英雄人物，以所谓“俯瞰法”描摹大历史的场面；藤泽长于塑造上班族式的小人物，以细密画式的技法描摹日常生活的细节。

    论武士小说，绝不能忽略池波正太郎。但他的文字，我最早看的却是随笔集《食桌情景》。以饮食为主题，融入作者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写得十足生动诙谐，饮食之外，亦可见社会风情。吾国唐鲁孙、逯耀东写美食，笔下都有浓烈的怀旧感，池波正太郎亦不约而同。事实上，凡写饮食，乃至写世俗物事，多少要有一些沧桑感，有一些往日情怀，才有味道吧。张岱写明季的吃喝玩乐，余怀写秦淮的红灯区，不都是这样吗？

    池波的小说，以《剑客生涯》、《真田太平记》两大系列最闻名，可读性最强，时有软色情的片断，有点接近古龙。相对来说，《剑客》生动地刻画了武士时代的世俗风情，我更喜欢，目前只出了第一部，准备追看下去；《真田》看了两部，但共有十二部，还是打住算了。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继而兴，造就了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是日本人的最爱，也是日本历史小说家的最爱。事实上，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小说，确可谓名作迭出，各人由不同人物入手，等于自不同视角写出同一个时代的翻云覆雨。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不必说了，池波的《真田》是从信浓真田氏的角度，而隆庆一郎的《影武者》也是从德川氏的角度———不同的是，他通过虚构出一个“影武者”角色，颠覆了以往的德川历史叙事。“影武者”的意念确实极有戏剧张力，但这个创意应当来自黑泽明编剧的电影《影武者》(又作《影子武士》)，不过黑泽明原本是虚构了武田信玄的影武者，而隆庆则用到德川家康身上。

    关原之战决定了德川三百年天下的归属，是日本史上最扣人心弦的决定性时刻，而隆庆将“影武者”取代德川真身这一幕，放在关原的浓雾之中，作为小说开篇，可谓先声夺人。只是，将“影武者”传奇一直编造了十六年，也即直到真实的德川家康去世为止，同时过分美化和神化了“影武者”二郎三郎这一人物，以他与德川秀忠之间的争斗为主线重构了早期的德川历史，未免过于牵强。相比之下，黑泽明将“影武者”的扮演设定为三年，就合乎情理多了。好在故事仍有吸引力，作者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也甚多，可以让人从侧面甚至反面了解那个时代，读起来尚有收获。

    此外，池波写《真田》，隆庆写《影武者》，都特别突出了忍者角色，这是他们跟司马辽太郎的一大差别。司马式的写法可算历史小说的正宗，追求历史叙事的纪实性和思考性；而夸大忍者的作用，就跟武侠小说夸大侠客的作用一样，既增加了情节的趣味性，但也必然会削弱历史的真实性。

    既然谈小说，谈武士小说，最后也谈谈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好了。我在《羊城晚报》作年度图书总结时，将它列入“失败之书”，赞同者有之，不平者有之，在此正好可以再谈得充分些。

    对于《城邦》，原本是想看与不想看之间，后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于是就想见识一下它的“伟大”。但看完开场，就觉得气味不对，只是对其历史背景仍有兴趣，才勉强翻读全篇。

    从武侠小说的立场看，它显然太拧巴，可读性甚低，什么“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其实是“金庸之后最难读的武侠小说”才对；而从历史小说的立场看呢，它又太扯，以阴谋论的眼光，将民国以来的政治史，包括直到晚近的台湾政治史，塞进帮会江湖的背景中———简直就像把历史的大象放进张大春家里的冰箱里一样；再者，即使仅从纯小说的立场看，它也太虎头蛇尾，开头的架势煞有介事，可后面的情节根本接续不上，有些人物和线索干脆就不了了之。

    在叙事上，不妨说《城邦》是一种“索隐派”式的写法。民国时的“索隐派”是用“猜笨谜”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而张大春则是反过来，用“猜笨谜”的方法来创造小说，透露他对蒋氏政权内幕的一种臆想。作为高阳的弟子，他可以说延续了高阳对历史的臆想，只不过，高阳臆想的是明清史，他臆想的是中华民国史，高阳是旧派写法，他是新派写法。

    整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恐怕是杂乱，个人的、社会的、新闻的、掌故的，统统都一锅煮。它在主题上是重叠的，既是青春期的性幻想(个人史)，也是漕帮传说(江湖史)，又是蒋政权野史(政治史)；在写法上是缠绕的，既是自叙传，也是索隐派，又是阴谋论；在体裁上是混搭的，既是青春小说，也是武侠小说，又是政治小说。它让我想到村上春树的《寻羊历险记》和《奇鸟行状录》：同样是由于个人莫名其妙的遭际，引出一部惊人的秘密历史，而且都涉及政治的阴暗势力，尤其都涉及到某种秘密组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他若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村上的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

    论小说的风格和类型，梁羽生、金庸的武侠是算“普通青年”合适呢，还是“文艺青年”合适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张大春的武侠显然是“二B青年”。

    作为小说家，张大春当然可谓博学，但《城邦》最失败的地方，正在于他以学问设置的种种“机关”。这一点，在开头竹林杀戮那一幕就已充分暴露：万老爷子武功的细节，以及他被一枪撩倒后的布局，都极为拙劣生硬；尤其是那些藏在诗词或国画中的暗谜，更是毫无道理可言。为张大春辩护的读者会说，人家这是“炫技”，但张大春的问题其实并不在“炫技”，而在“技”还未到家。要知道，曹雪芹也“炫技”，李汝珍更是极端的“炫技”派，《红楼梦》、《镜花缘》里触目都是诗词和谜语，可他们确实有“技”可“炫”，其诗谜是完全符合“游戏规则”的。而张大春在诗词方面虽有基础，但以诗词为谜，却未得其门而入，那些东东算什么谜语呢？用过去的话讲，那只是“英雄欺人”；用今天的话讲，只是“忽悠人”罢了。

    论诗词方面的素养，金庸远不及梁羽生，有时甚至连格律平仄都搞不清———我甚至怀疑，他在小说里玩的诗词把戏，是有枪手的。可是，创造出“最伟大的武侠小说”的，正是金庸，而不是梁羽生，更不是张大春。小说固有别才，非关诗也，非关学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