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出版界,如果有十位业内人士聚会,你说:“我认识刘杲。”那九个人一定笑着说:“是么,我们也认识啊!” 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是出版署前任领导,还被誉为当代出版家、编辑家、思想家、理论家、版权专家云云。小心,这些话千万别让刘杲先生听到,否则他一定板起面孔说:“打住打住,不要胡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退休老头,你们的老朋友而已。”
那天参加“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说实话,许多年来,我一直身处出版一线,做一些具体工作,很少参加这样的高端论坛。所以,我几乎被领导和专家们的宏篇大论倾倒了、震动了。他们的研究,他们的高见,他们的评价,确实有水准,使我的眼前浮现出一群雕工高超的艺术家,将刘杲先生的学术形象、道德形象和人本形象,活生生地刻画出来。那天我没有发言,钦佩之余,心中盘算着,如果我发言,我会说些什么呢?思来想去,我真的说不出什么高深的东西,只是多年来与刘杲先生交往,留下一些平淡的故事,从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
第一次深入接触刘杲先生,是沈昌文先生的功劳。那是在一九九五年,我们一起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在组织编委会时,我们聘请许多专家学者出任学术指导,包括: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永年、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和林道群。沈先生老谋深算,他说这还不够,还要请一些“大人物”做总顾问,这很重要。他们是: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和刘杲。
为什么重要?比如陈原先生,因为我们的丛书用了当年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名义,同时提出了“追随王云五”的口号。王云五先生是一位争议人物,涉及许多政治问题,又与老商务印书馆存在许多纠葛。有陈原先生出山,自然可以平定一方事端。至于请刘杲先生,我知道他刚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名声巨大。我觉得,沈先生搬刘先生出来,一定是从官方的角度考虑,请一位权威人士站脚助威。私下里沈先生解释说,也不尽然。刘杲身居宦海,面上平和安静,其实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不得了的人物。有他的支持,我们做事情才有底气。
为了请出这些“大佬”,沈先生运用他一贯的招法,有针对性地组织一些活动,包括吃饭、喝咖啡、讲座、组稿等,初步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让他们知道俞晓群,二是让他们知道辽宁教育出版社,三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在这里,我们且按下其他先生不表,单说刘杲先生。沈先生安排第一次约见刘杲先生,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地点民族饭店,同时邀请的有萧乾、许力以、唐振常等人,还有媒体的一些朋友。见面之前,沈先生从三联书店的书库中,把我两年前出版的《数术探秘》找出两本,告诉我见面时,赠送给刘杲和许力以二位先生,以加深他们对我的印象。回忆那次见面,我确实很紧张。刘杲先生、许力以先生都是大领导,此前连听他们作报告的机会都很少,现在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怎么能不紧张呢?萧乾先生名声更大,那时又因为《尤利西斯》翻译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现在却笑嘻嘻地坐在我身旁。我一个出道不久的小社长,如果不紧张,那才是怪事。给刘、许二位先生送书时,他们让我签上名字,这下子我更紧张了,本来我就有提笔忘字的毛病,又唯恐写错,结果只是写了他们的姓:刘先生、许先生留念,名却没写上。我自知有些失礼,后来竟然在心中留下阴影,每当我再给别人赠书题字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一段往事,并且格外小心地把人家的名字写全。
此事过后很久,我翻检当时的日记,还惊出一身冷汗。日记中鬼使神差,我竟然把刘杲先生“杲”字下面的“木”字,写成了“牛”字。你说吓人不?多亏我签字时只写了“刘先生留念”,这要是把“杲”字写成那样的怪字,让人家笑话不说,这不是典型的弄巧成拙么?沈先生“隆重推出俞晓群”的苦心,不是也白费了么?
刘杲先生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那次聚会后,他真的看了我的那本《数术探秘》,并且与一些人谈论到对我的印象。湖北王建辉先生就在他的文章《同道俞晓群》(一九九八)中写道:“一次刘杲同志跟我说,俞也送了一本《数术探秘》给他,他说看不懂,好像一本天书。刘杲同志,在出版界何许人也,能经他提起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孬种。”建辉兄现为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一号人物,从他的文字中,可以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沈昌文先生的安排发挥了作用,刘杲先生确实关注了我和我们的工作;二是从建辉兄的口气中,你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心目中,刘杲先生的名字,是很有份量的。显然,这里面较少“官”的因素,他早在一九九三年退居二线,更多的是“人”的魅力。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与刘杲先生算是“真认识”了。几年中,我去过刘先生家拜访;在与沈昌文先生聚会时,沈先生还几次当着我们的面,给刘先生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但刘先生较少赴约,老伴身体不好,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照看她,陪伴她。一次沈先生半开玩笑说,他怕刘杲先生寂寞,曾经推荐他听一听邓丽君的歌,还送过去一些光盘云云。前些年,刘杲先生的夫人不幸去世,刘先生一直思念深切。今年十月三十日,刘先生在微博上赋诗《结褵五十四周年祭亡妻》:“青春结褵笼祥云,垂暮相扶我失君。何事共生不共死,年年今日泪纷纷。”读来催人泪下。
我与刘杲先生再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二零零三年。那时我刚刚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其间,我将在辽教社工作时写的一点文字,汇集成一本集子《人书情未了——一个出版人的工作手记》。当时我想请两位前辈写序,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他欣然接受,并且写了那篇有名的“怪序”《出于爱的不爱和不爱的爱》,后来《新华文摘》还转载过此文。另一位就是刘杲先生。我还是麻烦沈先生出面,代我向刘先生致意,奉上我的书稿清样,请他赐序。二零零三年六月,刘先生把写好的序《一位醉心于文化的出版人》,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沈昌文先生。在这篇千把字的文章中,主题只有一个:“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文章中还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沈先生读到这篇序言后,自己先激动起来,他给刘杲先生回邮件说:“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
我觉得,在出版圈子里,刘杲先生有两个论述最让我感动。一个是他在二零零二年,为《中国编辑》杂志写的发刊词《我们是中国编辑》。这篇文章太有名了,二零一零年,在北京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中国铁道出版社的编辑们,还集体朗诵了这篇充满激情的文字。今年,刘先生八十岁,海豚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小书以示致敬。书稿完成之后,我们请刘先生起一个书名。他思考几天之后,还是用了“我们是中国编辑”这个题目,可见这篇文章在刘先生心中的分量。刘杲先生另一个重要论述,就是那句关于出版的定义:“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他的这个命题发表,一般都认为,是在他二零零三年十月发表的文章《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位出版人的一次对话》中。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上面谈到的,在这一年的六月,刘先生在为拙著《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把这个著名的观点提来了。这也是在我心中,一直引以为幸的一件事情。
前些天刘杲先生的小女儿来电话,说她的父亲设宴为沈昌文先生庆祝八十大寿,地点在白塔寺内,有沈昌文夫妇到场,请汪家明先生与我作陪。那次与刘杲先生见面,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一是餐费由刘先生的小女儿埋单,这也是刘先生的一贯作风。不久前那次“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刘先生送给每位代表一册他的新著《我们是中国编辑》,我们海豚出版社提出,样书由我们赠送,他坚决不同意,坚持自费购买,甚至连装书用的封筒都是自己买的。再一是我们席间闲谈,说到过去二十多年出版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沈先生说,这些事情的内幕,刘杲先生知道很多,给我们说说好么?刘先生摇着头笑着说:“哪里知道什么,时间久了,都忘却了。”事后,我清理以往出版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事件的背后,经常会出现刘杲先生的影子。简述三个我亲身体会的事例:
一、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召开“青年编辑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会主任胡守文,副主任陈昕,编辑入会年龄为45岁以下。与会者的名单:胡守文,常成,曲仲,张增顺,黄允成,欧剑,王斌,马元春,成其圣,陈昕,胡光清,江淳,俞晓群,骆丹,杜辛,左健,张海潮,傅美琳,范军等。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这其中的许多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现在已经是出版界的骨干分子了。今天,每当人们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常常会带着一种惊奇的情绪设问:是谁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能在那么早的时间里,就将这样一些人聚合在一起呢?前几天,读陈昕先生文章《守护出版永远的神圣与纯粹》,文中专门谈到,当时刘杲先生刚刚从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转任编辑学会会长,就积极主张大力提携中青年编辑,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还组织、资助中青年编辑出国考察、出版专著,云云。此时我才知道,这件事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正是刘杲先生。
二、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国内最有钱的出版社,大都是教育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的钱太多了,纷纷跳出出版的专业分工,大规模地组织出版一些重头的出版项目。比如那时的三大奖项: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教育出版社的图书,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我在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处身那样的潮流之中,一面拼命做事,一面心中涌动着疑惑的波涛。二零零六年,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堂吉诃德精神万岁!》,在文章中,我一面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一面设问,为什么国家会允许那么几个教育出版社的小社长,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文化上呢?为什么会允许教育出版社破坏专业分工,出版那么多大部头的书呢?是领导们不清楚,还是什么原因?《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改名为《出版界需要堂吉诃德精神》。香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杨锦麟先生还读了此文。说明一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一个习惯,每写好一篇文章后,就会通过电子邮件,先发给沈昌文先生审阅。沈先生说,这样给他发文章的,还有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他还说,他经常会把这些文章转给刘杲先生看。在一般的情况下,刘先生是只看不回话的。但是这一次例外,他读过《唐吉诃德精神万岁!》之后,立刻回了一封邮件,他写道,怎么会不知道呢?当时许多教育出版社越界出书的事争议很大,告状的人很多。甚至是否允许这些书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是否允许参加评奖,都是有争议的。当时我们抓住繁荣出版与支持出好书这两条主线,顶住了那些声音,不然绝对不会有那样的局面。
三、近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界,极端商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尤其是伴随着集团化、转企改制等项工作的深化,我们的认识,一时还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许多思想混乱的现象纷纷涌现出来。比如在“做大做强”的旗帜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情绪,在出版领域迅速蔓延,严重影响了文化出版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更推助了出版业的焦躁情绪。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的思想意识,也时常陷于混乱之中,在文化理想与商业现实之间摇摆,十分苦恼。直到二零零五年末,我从网上读到刘杲先生的文章《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我确实产生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刘先生的文章写道:“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可以看出,对出版业提‘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并不能鼓舞士气,只能激发浮夸风气。我建议,出版业的‘十一五’规划,只提‘平稳较快发展’,不要再提‘跨越式发展’。”这话说得多好啊!此后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正是根据刘先生观点,阐释了极端商业化对于文化事业的危害。写好之后,我请一些同事们看,他们说写得太重了,与眼下群情激昂的“赚钱”形势相悖,还是别发表了,免得惹人家不高兴。但是,当此文经沈昌文先生转给刘杲先生之后,刘先生两次询问:“为什么还没发表呢?”
最后,在我的心中,刘杲先生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一位善良的老者?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一位像父亲一样的前辈?一位洞明世事的先知?一位智慧超群的导师?还有许多遐想,让我一时难下定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刘先生的智慧,让我对他的教诲,有着由衷的信任感。因为每当一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众说纷纭,而刘先生的见解,总会高人一筹。所以,每当我遇到困扰的时候,总希望能见一见刘先生,倾述之余,听一听他的意见,作为我未来行动最重要的参考。比如二零零九年下半年,我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重操旧业,又回到出版一线工作。来到北京,出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当时,针对我的举动,说什么的都有。我去向刘先生请教,他肯定地说:“太好了。出版社不在大小,要坚持做下去,这才是出版人的正途。”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201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