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９月版

    我所能记得的冷战结束的标志，是连续两周、每周两次去机房看录像，看一个时政教育片，名字大概是“苏东剧变始末”，可当时，我还远远没到能分清冷战黑白灰的年龄，只记得一个21寸的彩色电视机吊在天花板上，四十多人45度角仰望了一节课，把女生们都望到喉结前突。及至读中学，学到世界史时，我还跟着老师的情绪，闻美国衰则喜，闻苏联衰则悲，跟《东坡集》里记录里巷小儿聚听三国时的反应很有几分相似。

    在一个男人成长并完善的知识世界里，阴暗的政治和历史往事，本国的，别国的，海峡两岸的，哪怕只是一点常识，如果最终没能取得方寸之地，他怕是很难在成人之后拥有几分可当大任的气度。我这不是偏见，我的确对那一类庞大的是非特别在意，也对它们如何修改、细化我自己的心智记忆犹新，对它们的迷糊和清醒，曾让我在有意无意的乡愿和一时兴起的愤青之间徘徊跌宕。距离最后一次“闻苏联衰而悲”大约又过去了三年，我读了安·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我第一次读这么厚的书，也是第一次，对俄罗斯人名的长度有了恶狠狠的领教。萨沙·潘克拉托夫——希望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清明隽永的个性吸引了我，他在西伯利亚流放了那么久而不疯，仿佛有意与陷害他的人与组织比试寿命，而他那位白发的母亲也活过了三十万字的小说。雷巴科夫就成功地提醒我：一个人在莫名等待中虚掷掉十年，这样严重的事如果不是虚构，该多么可怕。

    我读俄苏的书不多，但几乎每一本都有遭禁又解冻的曲折戏码。《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日瓦戈医生》，以及最近读的中篇小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都是如此。《索菲娅》的作者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发表于1979年的回忆文章《被作协开除记》中说，她不想责备女主人公：“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有能力概括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可能真是这样的。这本小说1940年写成，过了二十余年作者才拿到确认可以发表后出版社预支的一部分稿费，但最后第一版还是在西方（法国）先面世。这又过去了多少年，在利季娅从未到过、也再也到不了的一个地方，一个读者为女公民索菲娅竟然分辨不出如此昭彰的荒谬绝伦而恼愤。

    一些苏联人的的确确是通过把自己认同为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来获得对自我的感觉的，就像小说里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她的身份与忠诚完全交给了这个政权，她的儿子科利亚从小喝狼奶，迷忠比其母犹有过之。这种迷忠的祸害在于，当儿子被打成恐怖分子入狱之后，索菲娅通过与其他受迫害者的家属划清界限来求取内心安慰，且继续维持同领袖话语的统一：她觉得其他人再怎么可怜也是罪犯的家属，而她本人（和儿子）的清白良心，终将在“误会”破除之日证明“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关押人”。

    但是，她无法将这种心理自慰去与他人分享，因为她害怕，其他妻子和母亲也会恶意揣度自己的儿子。因此，索菲娅一步步踩入绝对的孤独。索菲娅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里萨沙的母亲刚好相反，在天塌地陷的时候，她选择制造幻觉、而非面对现实来复原自己的生活：她到处传播儿子即将被无罪开释的消息，后来索性成了已经开释，只是在外休养暂时不归，以至于最后，当她真的接到自己曾经盼了很久的儿子的亲笔信——当然是一封绝望的求助信——后，都恍恍惚惚地把信烧了。她要护送自己的幻梦成真。

    雷巴科夫，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写了《正午的黑暗》的阿瑟·库斯勒，这些作家几乎不用隐喻、象征之类的手法，他们的小说里堆积起的关于大清洗的惨白事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道德破产，足以毁掉我们对这个政权的最后一丝好感，事实上也埋下了后来苏东变色的伏笔。那让我迷迷瞪瞪看了两个礼拜的时政片并没有美化什么，但它适时地提醒我们，一些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说来话长、而且牵扯出过往很多恐怖事情的事情，发生了。

    利季娅揭示了索菲娅出于在威胁下求生的本能，无意之间同恶政权之间达成的共谋——她利用政权推行的语言把自己封进一个清洁的真空里，而政权则利用了她的沉默和自我欺诈。利季娅后来写道，索菲娅的麻烦在于她既相信儿子的清白，又努力去相信迫害她儿子的人的话：“您儿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是恐怖分子，参加了恐怖行动”，两者都信，所以她几乎疯了。她儿子对那一套官方宣传不但坚信不疑，而且倒背如流，以至于我们甚至有一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他被自己所笃信的东西给背叛，并因此祸及家人。

    科利亚一判就是十年反倒让我有点释然：觉醒更待何时？或许他会因此走上萨沙之路，但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会变成《日瓦戈医生》里的红军将领帕沙·安季波夫，赤胆忠心而又走投无路。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徒劳，摆在“大清洗”那一代人面前的两条路，要么是死，要么是徒劳地活。但徒劳有大小之分：索菲娅母子徒劳地去美化那个幻景，当儿子被现实反噬之后，母亲还去为咬他的那张嘴抹口红，那是大徒劳。利季娅让我们跟随索菲娅有限的视角去看、听、行动和思考，她的疑虑、愤怒和困惑好像齿轮一样咬着我们的头脑上的沟回滚过，我们明知它们的幼稚却束手无策，只好看着它们走在那自以为很正确的方向上。在真相与分担他人的痛苦之间有一条道路，但索菲娅以及大量与她同时代的苏联人并未低头察看，他们望着天。

    “真相”，或者巴金所说的“真话”二字，在苏联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比在哪里都显得更加重浊——正如许纪霖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说：“说真话”关系到“威权社会中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利季娅本人也以一个维护真相的人自居，她写《索菲娅》的目的无关艺术，而是及时记录下尚属新鲜的现实记忆；她的大量文字，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延续回忆录传统的俄国作家：赫尔岑、帕纳耶夫、爱伦堡、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在利季娅家里借宿过的最大牌的文学人物，日后，利季娅也曾作为苏联时代独立知识分子生活最著名的见证者和疗伤者，对时任《纽约客》记者大卫·瑞姆尼克回忆往日情形：“他在一个临时房里起居、工作，床边总是放着一把干草叉，仿佛可以帮他防身似的。”他曾在冰箱上贴纸条给她留言：“你要是九点有空，我们一起听电台吧。”他每天踽踽地走园子里唯一的一条小路，利季娅问他：不觉得单调吗？索尔仁尼琴答：“不，我在监狱里习惯了。”

    索尔仁尼琴最后还是被驱逐出了国家，二十年后，当西方人也厌烦了这位伟大的文学战士，厌烦了他顽固的东正教立场时，他又回国了。利季娅和他相见，简单记录了索氏谈话的内容，笔法像墓地的护灵人一样淡然。读到这里，我想起萨沙那位隐忍的母亲了，尽管BBC的两个敬业的记者把他们的会面变成了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