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中英文版同时面市。中文版400页，英文版388页，随书附赠一张光盘，收录了李光耀过去50年来在公开场合讲话的录像片段。

    新加坡前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撰写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近日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发布仪式。该书讲述了过去半个世纪新加坡如何推行双语的政策进程。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李光耀当天在新书发布会上透露，之所以撰写这本“他最重要的书”，是因为他认为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

    此前，有人认为，新加坡双语政策，是李光耀消灭新加坡的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在新书中，李光耀对此全力驳斥指责，“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在新书发布会上，李光耀宣布设立1亿新加坡元的双语基金(BilingualismFund)，主要帮助接受学前教育的孩童，在年幼时就同时接触英语和母语。

    该书由《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中英文版，并同时面市。

    回顾推行双语政策的阻力

   《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回顾了新加坡几十年来推行双语政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同时凸显了这项政策作为建国基石的重要性，道出了推行“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的政策时，许多不为人知的挣扎和痛苦历程。

    新加坡采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被当成团结各种族的共同语言，并非该国任何种族母语，因此，各族人需要学习自己的母语，还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这一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反对和阻力，是该书第一部分8个章节中的主轴。

    在演讲中，李光耀指出，目前，新加坡人普遍使用英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在生活交流。起初，他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新加坡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使用方言、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李光耀视让新加坡人进行真正的和有意义的交往为己任。

    李光耀在书中写道，“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双语政策。因为这是我一直都在坚持推行的。”但他也承认，自己在华文教育的课题上犯过错误，“虽然尚未完全纠正过来，但是如果我活得更久，我一定会把它给改过来。”

    本书第二部分是个人篇，包括总理李显龙、著名歌手孙燕姿等18人谈学习双语的个人经历。这些篇章展示了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层的新加坡人，如何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走上各自的双语路。

    主导英文不是要消灭华语

    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华人占75%的岛国，不以华文作为工作语言。“我的孩子在华校读书，侄儿外甥在英校读书，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有别于堂表兄弟姐妹的特质，这加强了我对华校和英校差异的认识。我们重新安排学校的华文教育，是为确保新一代具有文化素养；我们以英文为主导的语文政策，绝不是要消灭华文教育或中华文化。”

    李光耀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新马各界华人热心筹款成立的南洋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书的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中，李光耀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语文、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南洋大学的先天不足，以及为何新加坡不能容纳这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学校。

    书中还叙述了1975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如走马灯，4个月内换了4个人——包括当时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自己。对李光耀来说，“新加坡的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此新加坡建国至今，他对教育政策高度关注，甚至多次操盘政策的执行、直接干预、开药方。

    书中，李光耀也向读者讲述了当初强迫自己放下能赢得选票的一口流利福建话，苦学华语的过程。

    不懂华语

    无法受惠于中国崛起

    早在今年10月7日，在第11届世界华商大会闭幕仪式对话会上，李光耀称，当年坚持推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双语政策，虽然让他面对巨大政治挑战，但新加坡现在所取得的繁荣经济成就，证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过他提醒华族决不能放弃华语，否则将失去华人应有的民族自信。

    “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我国要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必须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他提醒新加坡人，“我们需要有知识和技能的国民，所以国人一定要掌握好英语和华语，因为要是你不懂得华语，你将没有华人应有的民族自信，也自然无法受惠于中国的崛起。”

    中英文版本读者群不同

    在过去两年中，新加坡报业控股高级执行副总裁胡以晨，领导《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的编辑团队，和李光耀合作，完成了书的出版。“从中我领悟出新加坡的双语之路，其实是没有终点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变迁，阶段性的终点就不断出现。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讲述了一个坚韧不拔者，如何扭转、形塑一个年轻国家命运的过程。”胡以晨如此评价。

    谈到为何同时出中英文两个版本，而不像从前那样中文版是翻译版，胡以晨说：“两个版本的读者群是不同的，尤其是45岁以上的人，分别就读华校和英校，对双语政策的观点存有差异。为了和这两类读者群有效沟通，作者决定书的内容虽然大致相似，但侧重点则因读者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第一章谈到1950年代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差异，中文版在学潮和华社所面对的教育问题上的着墨，要比英文版多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