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喻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29.00元。

《尚书今注今译》，屈万里注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8月版，23.80元
 

    因为长期的宗教虚无和神祗崇拜缺失，为解决精神寄托和心灵皈依而人为神圣化世俗事物，便成为我们东方古国中特有的治世手段和文化现象。所以，很多次我们反观历史时发现，世界进化时间最长的灵长类脑颅中太多的沟回并非用于发明创造，而是痴情于用文字编织一个又一个的世俗神明，以享受一次又一次集体崇拜和自恋所带来的快感与癫狂，迷惑别人，同时也迷离自我，世界便大同了。

    前段时间看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图片展，看到大清王朝正在为那拉氏六十大寿高歌盛世普天同庆的时候，战场上真实的图景却是弓箭刀枪与坚船利炮的对决，这更加坚定了我对某类书籍敬而远之的决心———我是灵魂上的戒毒者，或者说思想上的洁癖者，怕被欺骗后灵魂掏空的感觉。

    不过，当喻中先生《风与草》一书置于案头时，不经意地翻弄之间已为之陶醉，长久以来的顾虑与禁忌却已一扫而空，一种阅读饥饿感和获知的原始冲动突袭而至。

    喻氏在《风与草》开篇即申明，这是“一系列‘读书’笔记，写下关于《尚书》的点滴体会”，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告诉读者，“尚书”是治国之篇，但本书却远离神坛，不过是读书人笔记、杂记、闲说之类的休闲文化而已，不可当回事。如若读者顺此而入，则就滑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我姑且称之为“喻氏幽默”的陷阱。

    说到此，需要对喻中先生的背景做一个交代。喻氏早在高考恢复不久的八十年代，就选择法律作为终身衣钵。离开学校后，从基层检察院调到党校再到高校，从执行者到教化者，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检察院的两进两出，学院派人士的苦心积虑，所有的这些经历，凝聚成某种通透感与圆融性。重庆有一位干部告诉笔者，喻氏在重庆市委党校工作时，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课堂堂爆满，干部群众都爱听，他把深奥的国家政策和法律道理讲成了身边的锅碗盆瓢，笑过之后也就明白了事理”。这话或许能够概括“喻氏幽默”的本质和特征。《风与草》秉承了“喻氏幽默”的一贯做派，通篇读来，话里话外，不觉作者在对某些严肃问题进行探讨或试图引导我们进行探讨，倒像一个家庭宴会之后的围炉夜话。

    也难怪乎，该书面世以来，许多读者仍坚信是又一本闲话天下之类的读物。将神圣的事情世俗化，将学术研究生活化或娱乐化，这中间无不体现了作者高人一筹的心性修养和幽默智慧，如此而论，喻氏是一个不拜神的人，《风与草》是一本不拜神的书。

   《尚书》者，上古之书。作为国粹之首，大凡敢言“读”者，必言之凿凿，非经注史学之大家莫属。汉有孔安国，著有《古文尚书传》；唐有孔颖达，著有《尚书正义》，皆为经学之大家。现代以来，再作注者寥寥，其他专业人士更是几乎不敢越雷池。此番景象，正应验哲言，当你打开一扇门的时候，也就关闭了另一扇门。《尚书》的其他专业解读之门的洞开一直是期待中的事，作为一种尝试，喻氏之《风与草》恰似填补了这一空白。且勿论作为世俗之学的“法学”之眼看“尚书”，将会如何给我们打开一个何等宏大的宽幕社会图景，也勿论法理如何引人入胜、丝丝入扣地解构当年的思想变迁与政治嬗变，就学术研究视角而言，仅凭敢为人先的勇者风范，也值得佳谕。

    然而法眼视角下解构《尚书》的行为美学，作为创新带来的另番洞天，确是不得不提。“尧的政绩到底有哪些呢？———首先是主持制定历法：他让羲氏与和氏，小心地记载天象，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编成历法，昭告天下……在这里，‘历法’就是‘立法’，主持制定历法就是主持立法。如果没有历法，任何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都无法形成，时间不能测度，历史不能记录，意义也无法凝聚”：“祭祀类似于现在的宪法序言，主要在于为政治提供正当性基础或合法性依据，舜在继位之初，还为宪法的正文规定了基本的条款：通过规定礼仪及其他象征性的贡物，确立了舜的政权与各地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历法”就是“立法”，祭祀就是立宪，通过喻氏法理解构之手，恍惚之间，《尚书》的文字世界鲜活起来，我们理解周太子东迁之纠结，也明白走下神坛的周公，在各种政治利益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焦灼与无奈。当然，对各帝王侯臣对治国之道的探讨和实践，更是有着犹如隔日的感觉。

    “眼见你建高楼，眼见你宴宾客，眼见你楼塌了”，在纵观了“法学解构主义”的朝代兴衰之后，喻氏仿佛意犹未尽。抑或是担忧你真把该书当成了一本闲话天下读本，抑或是想多少告诉你点什么，不拜神、不信神的喻氏再一次上演了黑色幽默，不过这次是给这本读本“开光”，他最后喃喃：“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仿佛化民以德，无不追随。”风是什么风，草是什么草，喻氏没有多说，想必你是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