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美）威廉·伯恩斯坦著  符云玲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8月出版

    在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狂风骤雨之下，世界经济似乎中国这边风景独好。这很值得高兴，但也应未雨绸缪：中国怎样才能尽力保持经济繁荣的长久稳固？毕竟我们的资源承受力已很脆弱，发展方式还很粗放，经济结构还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虽然我们从社会制度上越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经济发展阶段上是越不过去的，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密码是什么？威廉·伯恩斯坦这本《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对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密码”的解析，虽然不能下“科学、系统”的结论，但启发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在伯恩斯坦眼中，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其中，财产权是最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人”天然具有利己本性，只有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财富的创造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本主义以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就是财产权的普遍缺位，遂使财富创造者没有持续的动力，“今朝有酒今朝醉”，财富的增长总走不出波浪起伏的怪圈。

    历史上的每次经济腾飞，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正是从新技术发明与使用的衰落开始的，以至于洋务运动时要大喊“师夷长技以制夷”。研究证实，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期内技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为何技术创新没有持续呢？按伯恩斯坦的分析逻辑，在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技术创新从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而我们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才开始举起“科学”的旗帜。

    关于现代资本市场这一因素的理解，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伯恩斯坦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荷兰典型案例的分析。荷兰当时对外投资的金额达到了GDP的两倍，也有了真正意义的银行，推出了海事、退休金、年金、、期权、跨国证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创新，但因为忽略了科学理性主义推动的技术创新，对金融的系统风险缺乏评估和有效监管，以至于荷兰的对外投资大多打了水漂，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没落的命运。

    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人拥有着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们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基于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伯恩斯坦在其中将交通与通信技术单独拿出来论述，而不是归到科学理性主义这一因素中去。这一点，应该格外值得我们警惕。虽然近几年我国的海、陆、空交通得到了空前发展，但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了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中国现代通信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发展，3G、4G的国标还成了世界标准，但中国的通信成本却是美国的十几倍，是韩国的135倍，日本的154倍……这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呢？

    对现代经济腾飞的这四个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教授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经济增长比作蛋糕，那么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便是面粉、鸡蛋、酵母和食糖，缺少任何一样都做不成蛋糕。没有面粉和鸡蛋，蛋糕无从谈起；没有食糖，蛋糕不会好吃；没有酵母，蛋糕不会膨胀。对于伯恩斯坦的观点，张宇燕教授的评价是“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原创，历史数据和故事无一例外地来自二手资料。但重要的便不在于理论原创和一手资料，而在于凭借已有砖瓦筑造出具有别具一格功能的房屋来。”仅就此而论，伯恩斯坦提出的系统思维，对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诸多经济问题，筹谋保持未来的繁荣，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实际上，在这四大要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中提到了，但没有作专门的论述，那就是法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人”与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利他人”如何统一，让商业社会真正变成文明社会？26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没有给出答案，在现实的探索中，世人力求以“法治”来解决。伯恩斯坦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常常直接将“财产权”置换成“法治”。

    对于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法治社会，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再清楚不过，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发展与腾飞，统统都将成为过眼烟云。无论道路如何艰难，无论有多少障碍，想要求经济的可持续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只有同步追求“富强、民主、文明”，才有可能。

    对经济腾飞带来的“现代病”，伯恩斯坦也多有论及。比如他说“这种现代多样化的贫困只与收入的分散程度相关，只有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才能使其有所改善。”对此，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说了：“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又如，他对逃离人口“马尔萨斯循环”的看法：单纯的“积极抑制”，毫无疑问会带来“刘易斯拐点”，路径只有想办法把经济增长变成集约型，把财富的增长从算数级数变成几何级数。这对我们完整思考并积极理顺我国的人口政策，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