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问得有点蹊跷。

　　2009年我们还作为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呢！是的，作为亲历者，当时我很兴奋，并把这种兴奋感带回来了。但这次去，两年前的那种兴奋感没有了，我的心情，仿佛回到了1995年的法兰克福。

　　那一年，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组了一个5个人的小团，参加法兰克福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走进展场，走到展位，仿中国牌楼的设计，向世人宣示，这是中国出版展位。标准展架上，一格一格地、毫无设计感地摆放着咱们中国的图书，同一个展架上，陈列的也许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出版社的书；开展第一天，来自中国的参展人员，扎堆似的挤在自己的展位上，问寒、问暖、问什么时候到、问住哪里、什么时候回国、下一站去哪里；异国他乡，如遇故知，更是兴奋异常。展会第二天，就门庭冷落了，参展人员，多数跟旅游团走了，偶尔有些人来逛逛，多是有祖国情结的华裔，也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人。留守的参展人员，无所事事地站着、坐着，不用说谈版权，就是能用英语接待提问的参观者的人都极少。我“逛”到人家欧洲、英美展厅，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奇别致的展示设计、琳琅满目的图书、西装革履端着红酒杯侃侃而谈的先生女士，更重要的，是那些心无旁骛围着小桌洽谈的版权经理……当时的场景，对初次走进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的我，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我看到了出版的舞台是如此之大！我看到了在这个大舞台上，中文图书的位置是如此边缘！从那回来以后，我痛感自己的外语太差，回来补习英语，后来出国、攻博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一次的法兰克福之行。

　　此后10多年，我没有去法兰克福。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听说十几个部委，为参展开了无数次协调会，习近平副主席亲自出席。中国的出版者、作家、艺术家、政府官员齐聚法兰克福。主宾馆展示区，创意迭出；专题音乐会，热闹非凡；各种论坛，名家大腕云集；一场接一场的中国作家讲座，虽说听者寥寥，且多是捧场的同胞，毕竟有了动静。主宾国的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我们国家的实力。因为中西意识形态的分歧，咱们中国成为主宾国以及会前会议中间的一些活动，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正面报道的很多，负面报道的也不少。这种情形，作为一个中国的出版人，是非常自豪的，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受人关注才有商机，更何况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作为后盾，我们的底气是很足的。

　　今年又去。发现独立组团的集团或出版社不少，除了我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外，还有上海世纪、外研社、雅昌印刷集团等。独立组团，展示的是一种实力，一种进取精神，其阵势与1995年不可同日而语。较之2009年，来自中国出版界的参展团，虽没有了作为主宾国时的那种喧哗，那种人气，但还是搞了很多活动，如签约仪式、新书发布会等等，还到合作单位或有合作意向的单位去访问，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是，1995年时看到的情景，现在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比英美出版社集中的8号馆和专业出版商聚集的4号馆，我仍觉得汗颜。

　　我们的参展人员，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去法兰克福。一二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吁，参加这样的博览会，不能书是年年老面孔，人是年年新面孔。二十年过去了，世界翻天覆地。现在，书不至于年年老面孔，可是人，还是新面孔太多。这种情况，就可以想见，有多少新面孔会提前一两个月跟人预约？有多少新面孔能在博览会上有所作为？更有甚者，咱们国内还有这样的团队，以参展的名义出去，少说有一周以上吧，但在整个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只安排了半天！

　　咱们的展位，从展位面积和展位设计，虽说比1995年大多了，气派多了讲究多了，但摆出的图书，英文的，或有英文介绍的书很少，因此也就少有人来驻足浏览。这些年，虽在外成立了很多孔子学院，搞了很多的中华文化的海外推广活动，但文化的影响力，取决于太多的因素，需要长久的努力，绝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从法兰克福回来，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在我们中国参展团的展位上，看到不是签字仪式，而是三五成群的人，围着放着三五本书的小桌子，旁若无人地、轻声细语地交谈。他们没有领导规定的任务，更不会为怎样制造数字而焦虑。他们抱着书，拿着博览会前几个月就开始拟订的日程表，去赴一个接一个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