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老更成,健笔意纵横。”近日,八旬学者资中筠的五卷自选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的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和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作家
阎连科这番幽默又沉痛的话传达出对资中筠先生的敬仰。
资中筠先生是一位越老越美丽的女人,也是一位退休之后影响反而超过退休之前的学者。资中筠先生是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退休后涉猎更广,从外交到历史,从国际关系到社会变革,还有民间组织的发展,还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捍卫正义的文章。她又积极参与扶贫事业,贡献她对民间机构发展的知识。
资中筠说,最不喜欢人家老介绍她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好像这样就算是抬高身价,是一种恭维,“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一个人的身价不会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作出的贡献”。
她翻译的《廊桥遗梦》出版时,热度出人预料,与此同时,她花费多年写就的“正业”著作的命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她几乎不愿承认自己是译者,拒绝接受所有媒体的采访,事后,她解释“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是译者,是因为它太热了,而我不愿以此出名。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哪本书都比这本重要。”
虽然被后学者称赞是让“腰痛作家”挺直脊梁,资先生却说:“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她认为先贤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早就讲明白了事情,我们还在辩得没完没了。在她看来,当下中国亟须再启蒙,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照亮被蒙昧的心志,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有人可能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对此,资中筠说,“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她还谦称自己并非胸怀大志,只是不得不为。
2010年,她发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透彻的分析,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文中,她呼吁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节,发扬士的担当精神,捍卫自由道统。电视剧歌颂大汉天子,资先生专门研究了《汉书》,列出有名有姓、地位比较高的大臣有多少被皇帝杀害,是怎么死的,寻找原因。
《士人风骨》卷所收文章贯穿始终的核心是,围绕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梳理古今文化传统的递变,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紧迫性。她说:“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并转化为对时弊的批评和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
推荐
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
我和资中筠是三十多年的至交,有通家之好。她学贯古今中外,胸怀天下黎民,勤奋好学,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思想常新,很值得我们学习。她对属于正业的国际问题研究造诣很深,特别在美国某些专题的研究和中美关系上,有不少突破。近些年来,她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扩大了境界,更加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捍卫正义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诸多名人激赏,在社会上和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
——何方
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
——余世存
我胸无大志,只是欲罢不能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20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译著:《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
讲到启蒙的问题,我应该先向大家表示一下,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做一些什么事情,救国救民,没有这样的意思,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宣传小册子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人的生活好许多,没有说别人没有医疗保险,我放弃医疗保险。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我也确实想过。比如1958年,我和先生陈乐民都在国外,听说国内炼钢,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结果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先生以及另外的同事,一块向领导提出来,坚决要求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在国外那么养尊处优,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吵翻了。回去之后我们真的吃不饱饭,眼睛浮肿。那个时候下放,我们也是主动要求的。我们真的是差点饿死。有一次晚上陈乐民被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不深,但是他爬不起来了,他没有力气,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
可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是一种光荣,我要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但是从来也没有问过为什么挨饿。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愚昧。当然,那个时候有不愚昧的,他们被压下去了。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可以不这么想了,非常容易了解问题、非常想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
所说的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比如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实行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哪儿呢……(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媒体逻辑表述不清)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考虑清楚了,就变成了启蒙。启蒙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引导。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说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但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我自己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得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事实都写出来。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我明明已经了解了,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我欲罢不能,我就得写这些。
何方老师也是自己过得好好,他级别比我高,待遇好一点,但是他就说,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不能无动于衷,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痛点比较低或者痛点比较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有这样痛的心情。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逻辑。
我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所谓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所以,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
我写的《君王杀人知多少》,就是关于汉武帝的那篇文章,我这也不是凭空的,完全有历史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看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光是三级以下的干部,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还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题字,我就题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
根据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