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本杂志只适合于一个城市。10本城市杂志并不能代表10个城市，但却代表了这10个城市依然有着热诚与生命力的那一群人。

    从一本城市杂志，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城市？

    早期的《号外》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前雅痞时代的香港，就像陈冠中所说的，带点波西米亚的风味。创刊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定格的老苏州，它永远在讲姑苏的旧迹，如烟的往事，姆妈灶头那碗咸泡饭。透过2000年左右的《诚品好读》，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无数可能的台北，它或许是设计之都，也有可能是亚洲的金融中心。2010年，厦门的《搜街》，我们看到了一个二线城市的“俗搁有力”（闽南话，俗而有力）。

    作为一个城市的全面介入者，城市杂志正在思考的是：在消费主义时代，除了告诉城市人如何消费，城市杂志还能做些什么？当二三线城市都以同一种模式发展时，城市如何保持自身的本土性？一代年轻人如何自我成长，从我想要什么转变到我们这个群体想要什么？

    我们选取了十份城市杂志，以一个不全面的数量来全面搜索急速发展中的问题和答案。


    《0086》 北京的年轻潮范
    创刊时间：2007年
    受访人：《0086》前编辑部主任邢娜，现为His Life编辑部主任

    0086是中国的区号，《0086》作为一本创意生活城市类的杂志，则是希望在北京与世界呼应。创刊之初，试图向David Carson和Fantasmas工作室致敬，声称拒绝乏味的文字和平庸的图片。关注当代年轻人，创刊元老、前编辑部主任邢娜依然还记得，主编彭洪武说过一句话：永远不要瞧不起年轻人。北京城每一天都有大量年轻人拥入。年轻人向往这里，爱这里，就是觉得这里有无限可能性，随时酝酿着复兴，三里屯酒吧街前几年就没落了，但是随着village以及三里屯SOHO的出现，三里屯又迅速开始复兴了。

    《0086》关注了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最直接的就是球鞋、TEE以及快速消费品，2008年前后，也是中国的潮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1626》、《YOHO》相继出街，很多业内或者业外人士就把《0086》定性成了潮刊。而属于北京的“潮”，邢娜说，则体现在这个城市的包容性上，在北京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范儿。不时流露着某种随意感，无惧无畏，让北京的潮流也不那么物质化。

    2008年的8月，恰逢北京奥运会，《0086》推出“最北京”专题，编辑团队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最热门的地方。用“学说北京话”、北京的老艺人、“最北京”元素的插画作品来表现新一代眼中的北京。之后，《0086》经历许多变化，或许在一些读者心目中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但是《0086》曾经在某些时刻与北京一起闪耀过。


    《搜街》 厦门的“俗搁有力”
    创刊时间：2003年
    受访人：《搜街》主编王琦

    当所有的二三线城市都以同一种模式发展时，厦门如何保持本土性？

    这是《搜街》的主创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方言性和城市性格很重要性。

    所以，除了汉语普通话之外，《搜街》的栏标还标注闽南语拼音。每期都搜集闽南的民间工艺，放在卷首语前，形成一个独立的栏目。2003年创刊，2008年停刊，2010年复刊，作为一份城市杂志，在二线城市存活的《搜街》一直在寻求一个不追随“一线”的表达。

    《搜街》主编王琦说，闽南有句俗语：“俗搁有力”，就是俗而又有力的意思，这是闽南的性格特质，“俗搁有力”就是厦门在这个变平的世界中应该保有的本土味。

    《搜街》是很多外地人观看厦门的方式。以前杂志会介绍厦门的某个地方如何有趣，但是现在更想读者了解这座城市的内在性格。其中“俗搁有力”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搜街》曾经做过“市井美学”，以调查记录的方式，来呈现草根阶层“不自觉”的美学。王琦说：“那期专题中将‘市井美学’翻译成英文后写为Equal Aesthetes(平等美学)，这是媒体通常所谓的美学的纠正，因为大部分的消费类媒体所说的美学是建立在一定消费能力之上。”在他看来，其实小摊摆得可以很好看，厦门那个乱哄哄的第八菜市场也有惊人的细节之美。并且从中可以知道厦门人吃什么用什么拜什么，将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了解得清清楚楚。

    许多城市杂志都在怀旧，热衷挖掘城市传统，老人老街老店放上杂志，却流于展示与卖弄，也从未经过认真反思。对于城市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搜街》杂志主编王琦认为：真正的文化延续应该是与当下的中国大背景相关，现在不是返回传统，而是传统往哪里去的问题。

    所以，厦门的传统应该是动态的记忆，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正在与外来、新的文化保持对话。本土化的传统不应该是符号，不是简单的南音、古厝。而应该是此时此地的生活风物，结合了厦门的环境、气候和时间。

    王琦说，城市文化中也有弱势与强势之分，比如郊区文化与市中心文化，《搜街》是希望多关注城市的弱势文化。《搜街》做“市井之美”专题时，曾在全厦门寻找花砖。

    花砖在80年代曾经量产，现在一下子却很难找到，不过二三十年，它们几乎被视为一种落时的审美和装饰材料在这个城市消失。

    最后，拍摄上封面的都是华侨别墅中的花砖，是1949年以前的舶来品。市井有时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悍有力。


    《号外》 香港黄金时代制造
    创刊时间：1976年
    受访人： 《号外》创刊人邓小宇

    或许再也没有杂志能有《号外》那样风光，可以标记香港的一个黄金时代。创办人之一的邓小宇（其他三位创办人分别是：陈冠中、丘世文、胡君毅）回忆说，那时候做《号外》是有某种优越感的，因为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懂，但总会有那一部分的知音存在。而且，这些知音都是香港的意见领袖。

    上世纪60年代，香港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生活安稳，生活上的享受还是很粗糙的，有电影看，也会喝下午茶，但能够享受精致生活的，只是少数上层阶级。70年代后，香港才有了大都会的雏形，中产阶级开始出现。最早留学海外的那批年轻人回流，带来一些国际化的观念。

    邓小宇说，70年代进入社会的那批年轻人算是比较幸运的。香港还没有所谓先例的束缚，经济起飞，机会丛生，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在这里尝试。只要有想象力去尝试，总是有成功的机会。这种好感觉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后来的年轻人就会辛苦一点，位子已经占满了，模式都已经产生，只能去照着做。

    但邓小宇说：“我们也不能太美化70年代。每个年代都有精彩的人。”70年代从外国回来的年轻人，在文化上并未带回来什么，香港人读理科、商科的比较多。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台湾很不同，台湾有不少文科留学生。《号外》的出现只能算是个异数，连同创办人陈冠中、邓小宇等都算香港留学生中的少数派。多数人只是带来洋派的生活方式，香港有更多的人开始懂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吃更为讲究的西餐。

    作为一本最有香港印记的杂志，邓小宇现在回忆起来，当年香港的本土意识也是受限于地理和政治环境。他说，我们就好像坐牢一样被困在香港。大陆不开放，北望什么都看不见。外出旅行须得出国，代价昂贵。就只得培养对本土的感情。“我们要订立自己的立场，比如，香港的文字中会夹有广东话，英文，自觉地对香港的潮流、人物会感兴趣。” 那时候香港娱乐圈有比较精彩的人物，看起来也热闹，不像现在青黄不接。

    进入90年代，包装中产的杂志大量出现，《号外》式微。2003年，《号外》被大陆的现代传播收购。大环境上，现在人们说得比较多的是Cankong——香港与珠三角的融合。邓小宇有朋友住到了像中山这样的广东的中小城市，空气好，生活舒适。但是他还是喜欢香港，这里有音乐厅，有国外顶尖的乐队过来，他不一定每次都会去听，但是觉得有这些东西存在是很重要的。邓小宇说：“如今与70年代相同的是，前面路怎样我们不知道，只有用心去做吧。”


    《最重庆》 土火才重庆
    创刊时间：2010年
    受访人： 《最重庆》主编何洋

    朝天门码头是两江交汇的地方，一边是清澈些的嘉陵江，另一边是浑浊些的长江，就像鸳鸯火锅，这个场景后来成为《最重庆》“两江新传”的封面。主编何洋觉得这最能体现重庆，各方汇聚融合。他说，重庆人有时自嘲比较土火（土灶火锅），他理解为“土洋结合”的意思。城市也是如此，有香港般林立的高楼，都市感强烈。但是一些生意红火的火锅店会放弃每日几万的营业额，坚持放暑假、寒假。重庆女孩时髦，但是相对上海等这些城市来说，重庆人又不够精致。何洋开玩笑说：“大概重庆是最大的城乡统筹试验区，一面很城市，一面又很村镇。”

    重庆是个本土情结非常重的城市，外来的非议和怀疑总会引发重庆人的反弹。何洋说：“重庆人的自信是两方面的，在外面，对自己的东西会很保护，但是，在内部，重庆人会觉得外面的事物洋气，觉得重庆文化氛围不浓重。却又并不在意自己的文化。”这几年，重庆的年轻一代开始对老重庆发生兴趣。从蜂窝煤的《重庆语文》开始，《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失踪的上清寺》都在重庆成为畅销书。所以，《最重庆》杂志开始对重庆老文化的梳理，推出了“重庆老钱”、“寻找失踪的重庆”这样的选题，《最重庆》希望做到“比任何人更懂重庆”。掌握这座城市的根，然后去探寻这个城市的未来。


    Rice 务实的广州味
    创刊时间：2005年
    受访人：Rice杂志主编王击凡

    在广州长大，王击凡说，香港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从小客厅放着的是翡翠台，香港挂10号风球可能会比广东的红色风暴潮警报更让他关注。经常会去香港买东西，享受书店的Free Paper，很早就接触香港书店的那些独立杂志，某种程度上，见多识广也让Rice能够生存6年。

    跟许多做独立杂志的不同，王击凡很早就认识到：没有背靠大的传媒集团，也没有大笔的资金支持，又不想去钻营商业经营，Rice的每个参与者都得有自己的工作，做独立杂志只是工作之外的兴趣，才能有回旋的余地，做出来的东西不那么急切，也比较适合Rice这种温和气质。他总是强调，做Rice不是创业，也不想靠它发财，连撰稿人都是没有稿费的，其实是保证了杂志的低成本和独立精神。

    王击凡一直记得香港漫画家智海在籍籍无名时给自己漫画做推广的情景，就是把自己的漫画复印很多份，一份一份地分发。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可能。做独立杂志要懂得催款、与人谈价，也要做送货、卸货、发快递的琐事，6年来，经费、人员，所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确定的是每期印刷出来的杂志。在理想主义之外，也拿出“搵食”的耐性，这也是广州式做事的务实态度。

    Rice的前四年主要在广州发行，关注的话题也全部是广州的。关于本土化，王击凡说，怀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很多东西消失得太快，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下，Rice曾经做过一个广州仔的一天，他应该是在茶餐厅吹水，长堤吃膏蟹，在潮楼唱K。在广州，就是要踏实生活。


    《苏州杂志》 有腔调的“遗老”杂志
    创刊时间：1988年
    受访人：《苏州杂志》副主编陶文瑜

    1988年，作家陆文夫在苏州创办了《苏州杂志》。到2006年去世之前，他都会不定期地出现在青石弄内的编辑部，这里原是叶圣陶的一处旧宅。现任副主编陶文瑜谨记老先生对《苏州杂志》的定位：这本杂志就是关于苏州的文化、历史的，美食、金石、评弹、掌故、茶话不一而足。版式设计都刻意维持着80年代创刊时的样貌。在一堆现代出版物中，朴素稳健的《苏州杂志》颇具“遗老”气质。作为隶属文联的一份杂志，也曾经接到过上方的指示，要求顺应时代，做出调整。后来还是搬出了陆文夫——坚持杂志的基调是陆老当年定的，最后便不了了之。

    苏州饮食四季分明，普通人家过日子，平时再俭省，也要省下钱尝鲜，从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特有的物产。春天的碧螺春，夏天的虾子酱油，秋天的大闸蟹。而到了端午这样节日，一定要吃大黄鱼。《苏州杂志》便是常常津津乐道于这些日常的风雅传统。

    但陶文瑜也不免遗憾，《苏州杂志》办了23年，涉及的内容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不过是冰山一角。随着老人的故去，城市的发展，冰山又在迅速融化。“苏州过去酿造、兴办工厂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人力去采访到。苏州的文史题材是写不完，我们又做得不够。”

    前段时间，苏州修轻轨，从干将路底下挖出几吨铜钱，都是宋代钱庄埋下的。1992年，干将路的改造是苏州古城的转折点，原来的所谓拆迁都是小修小补，干将路改造在古城中央开出一条主干道，对很多人来说，老苏州就此消失了。陶文瑜说，对一个城市来说，最好的保护就是不要建设。他一直记得上学时，走在平常的小巷里，有线广播在播新闻，走到这个窗口是一段，走到那个窗口又是一段。这是关于老苏州的美好回忆。他说，当一个社会健步如飞往前走的时候，《苏州杂志》就是让大家停下了看一眼我们走过的路，那些永不再现的过去。


    《扭秧歌》 天津的新青年
    创刊时间：2005年
    受访人： 《扭秧歌》创始人张瑞麟

    几乎所有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都有过离开他们出生地，去大城市闯荡的念头。《扭秧歌》的创办人张瑞麟说，天津就是个年轻人流失比较严重的城市。“北京有那么多机会，天津离北京那么近，去北京都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

    2005年，生活在天津的张瑞麟创办了一份杂志，把那些觉得天津乏味、老旧、没有前途的年轻人留下。在创刊号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扭秧歌》不是秧歌教科书，“扭秧歌”是New Younger的英文译音。张瑞麟说：“我们想告诉年轻人，天津也有地下摇滚乐队、涂鸦少年，次文化也能在这个城市存在，这个城市是有活力、有吸引力的，在这个城市也能圆梦。”

    当年的尝试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人对于天津的看法，似乎很难量化，但2007年，在不断贴钱《扭秧歌》停刊了。2010年，经过三年停顿后复刊，张瑞麟说，《扭秧歌》依然是新青年发声平台，但是应该是多元化的年轻人表达自己的平台。之前是强调我想要什么，现在是我们这个群体想要什么。张瑞麟对于自己所属的80后一代人很有信心，觉得在资讯相对多元化的年代成长起来，有更强的行动力，也更有希望改变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国家。


    《大武汉》的鸭脖气质
    创刊时间：2006年
    受访人： 《大武汉》杂志执行主编张庆

    最近几年，外地人眼中的武汉代表不再是武汉长江大桥，也不是汉正街，而是鸭脖子，行销全国的鸭脖子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武汉是个餐饮业发达的城市。本土的《大武汉》杂志最受欢迎也是美食版块，经常被读者撕下来按图索骥地找吃的——武汉三镇的门牌号据说一片混乱，只有依靠手绘地图才可找到目的地。《大武汉》杂志的主编张庆说，武汉在外就餐成本比别的城市小很多，人均消费三四十元就可以在中档以上的餐厅吃饭。而武汉三镇地域广阔，饭馆在绝对数量上就很惊人。武汉的美食文化有经济实惠和规模经济的意味，这一点跟卖鸭脖子有点像。

    武汉人说，这几年，自从修了三峡大坝，夏天也不那么热了。在CPI高涨之下，下馆子又没那么贵，所以，尽管这座城市没有红酒大师，也没有那么多顶尖大厨的，但是，却依然“舒服地”成为了一座符合百姓口味的美食之都。这样的野心、格局不大，却是多数人的武汉。


    《家园》 市井生活在福州
    创刊时间：2007年
    受访人： 《家园》主编郑芳

    《家园》杂志曾经做过一期选题叫“有一百个理由离开福州，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任何一个城市和城市住民都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诸多不满，但又无法轻易离开。

    理想的城市杂志应该就是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让城市人更了解生活其间的城市，拥有更便捷的生活，才可产生切实的依存感。这也是《家园》杂志的主编郑芳作为一个外来人的经验，她在此生活了11年，觉得福州是一个舒适的小城，内敛而市井，初看没有文化，缺乏趣味，其实是藏龙卧虎。

    《家园》便是想在市井生活里表现这个城市，找到福州的趣味所在。“散步福州”那期封面专题，找来五位福州人做导游在大街小巷散步，感受城市的气脉：建筑美不美，阳光好不好，街坊里有没有住着有趣的人，住宅区附近的早餐店是否美味，便利店、小书店、咖啡馆、碟片店又是怎样的。一座城市会不会留在你的记忆里，是看这个城市的记忆是不是也是你生活的记忆。现代化不是福州的优势，繁荣的民间传统文化才是。

    《家园》杂志探访了福州七类老手作人，让这个城市有了具体的细节和情感。从2007创刊到现在，关于《家园》最大的变化是，主编郑芳说，2010年，在杂志创办的第五年实现了自负盈亏。


    《诚品好读》 另类的台北特产
    创刊时间：2000年，前身为1992年创刊的《诚品阅读》
    受访者：《诚品好读》主编蒋慧仙

    从诚品书店内的一份赠阅书讯到关注城市潮流、设计趋势的人文创意杂志，《诚品好读》成为可带走的台北文化，是独特的“台北特产”。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4月，《诚品好读》休刊，它再度验证了：在商业社会，做一份人文类的纸质杂志是昂贵的，昂贵到随时可面临生死。

    《诚品好读》曾经努力地突破某些人文杂志固守的传统，做过许多设计、创意方面的尝试和创新，作为一份推广阅读文化的人文杂志，它不自居菁英，一直十分关注社会议题、次文化与世代间的差异，与台北、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保持着一致性。蒋慧仙从2000年开始接手主编《诚品好读》，她说：“2000年前后，台湾和平经历了‘大选’后的政党轮换，台北的文化自信度很高，它在现代化、自由化方面是走在大陆城市前面的，好像有机会在亚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更关注自己的竞争力与大陆城市的状况。”这一时期，《诚品好读》开始更多的关注大陆新锐媒体的力量、华文出版的趋势。也开设了“摩登中国”和“两岸通讯”等栏目，想做一个两岸对话的平台。

    从2000年到现在，大陆与台湾都经历了很多变化，两岸的交流更加频繁。除了生意人，很多创意人士也离开台北去往大陆发展。在北京、上海大拆大建急速发展时，台北却以一种缓慢宜居的城市形象被重新认识。就像台湾建筑师黄声远说的，大概想赚钱的人都去了大陆，留在台北的就是想安静生活的。

    《诚品好读》休刊之后，蒋慧仙来往于大陆城市与台北，她则更进一步感受到了台北的“自由”，“这个城市对多元文化是包容的。在这个大氛围之下，台北就会让人比较安心，只要积极、主动地创造，就没有强制剥夺的事情发生。大家的价值观不会集中在发展速度或者某一种品味上，以致其他不同类型的事物难以发展。台北现在的发展速度比较慢，其实会比较容易找出自己的价值。以地形学來比喻，最年轻的河川总是会比较湍急，而发展成熟的流域会比较平缓。”

    如今在台湾，《诚品好读》曾经关注过的“回乡务农”、“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的潮流似乎愈演愈烈。在蒋慧仙看来，从经济发展方面，大陆应该有更大吸引力，台湾怎样找到自己的价值？农业、永续的生活方式或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其实不光是务农这种形式，蒋慧仙说，很多人离开台北，来到中南部小城、乡村中去做一些连结城乡的、切实有益的事情。而她现在正在做“上下游 News&Market 新闻市集”，便更关心人与人、人与地方的连结，以及友善土地的食物与生活方式。很多个体新的生活方向的选择对于台湾社会来说，或许就是一种新的生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