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末,英国书业杂志 《书商》(TheBookseller)评选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十大人物,该刊这样形容入选的汤姆·麦奇勒:他是“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最有创意、最富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他使出版业充满魅力,他为这一行业所创造的光环,至今未曾泯灭”。
在其四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汤姆·麦奇勒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多丽丝·莱辛、聂鲁达等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也是菲利普·罗斯、库特·冯尼古特、约瑟夫·海勒、约翰·福尔斯、伊恩·迈克尤恩、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等大批英美当代重要作家的出版人,并一手创办了英语文坛重要奖项——布克奖。
在这部精彩的回忆录中,汤姆·麦奇勒以生动、幽默和坦诚的文字,带领读者领略诸多书业内幕、文坛轶事,并见证他所亲历和创造的英国出版业黄金时代。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涉足拉丁美洲文学园地完全是好得不能再好的运气所致。在古巴革命后不久,我受古巴美洲之家的邀请访问这个国家,费用全包。到达哈瓦那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被委任为年度最佳西班牙语小说的评委。我很尴尬,因为我虽然能说一点西班牙语,但并不能阅读。不过没有人和我核实这事,甚至也没有人告诉我邀请的原因。我问他们,我是否多少应该参加一些评审工作。这当然没问题。在讨论中,一部名叫《没人写信给上校》的书时常被提到。这不是长篇小说,而是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个没有名气的哥伦比亚人。他的名字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三周后,我回到伦敦,立即着手调查加西亚的情况。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是卡门·巴赛尔斯,她是大多数拉丁美洲作家的经纪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协议。我们一共签了五本书的合约。出版翻译小说是非常冒险的,而且经常没有利润,因此我之前从来都是一次只签一本书的合约。在我看来,《没人写信给上校》是本好书,但并不出彩。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前所未有的交易?其理由随后会变得十分明显。
我第一次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伦敦。我知道他在这儿已待了一段日子,因此希望他能打电话和我联系。最后他给我打了电话。我问他要在伦敦待多久,他回答三个月。然后我又问他还要在伦敦待多长时间,他这次的回答是两天。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他说这是因为他想跟我用英语交谈。但是他的英语还是结结巴巴的,所以我们很快就改用法语交谈,这样我成功地邀请他第二天共进午餐。
虽然他看上去懵懵懂懂的,但其实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历史很了解。他知道我们签了五本书的合约,而且他的书在英国卖得并不好。他说了下面这段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别担心钱,”他说,“我的下一本书一定会创造历史。它会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他这么说一点也不傲慢,他只是想表达他的信念。这是我们合约里的第五本书,它就是《百年孤独》。所以现在来看,这个合约签得棒极了。
我下一次见到加西亚的时候,《百年孤独》已经出版,就像他在朋友们心目中的那样,他已成了拉丁美洲的文学之神。他的书在书店和报摊都有销售。每个南美人都读他的书。我的意思是说,从大学教授到马路清洁工,人人都读。我还从来不知道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后来当加西亚出访英国的时候,我很高兴,他提前几天通知了我。我们可以荣幸地为他安排一次小范围的午餐。我们邀请了他和他的夫人梅塞德斯,并请他们比其他人早一点到达就餐。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趁机会给他看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是一份《百年孤独》难得一见的校样稿。我请他在上面签名,他犹豫了一下,签了字,并用他那貌似严肃的口吻补充写道,他已要求他的出版商用这本校样稿复制一万本来“终结这种蠢事”。他指着稿子对我说:“这本能值五千美元。”
我和他似乎总在赴宴,但这也正是我们惯常见面的场合。我和加西亚再次一起就餐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厅,宴会由瑞典国王主持,以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遗憾的是我和他坐得太远,但这并不能减少我的快乐和自豪。为了弥补在饭桌上的分离,第二天我不断在他的宾馆套房进进出出。我参加了由加西亚主持的常规庆祝活动。他的套房里的大多数客人是古巴人,他们弄了很多进口的西班牙风味小吃。后来,我听说加西亚没有接待其他的出版商,甚至对瑞典的出版商也没有任何表示。尽管我很荣幸地受到了特别礼遇,但仍旧为其他人感到尴尬。同时我得承认,当加西亚把我作为惟一一位出版了他所有作品的出版商(除了他的西班牙语出版商)隆重介绍的时候,我的确飘飘然了。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过去几年后,我和雷吉娜打算访问墨西哥,所以我给加西亚打了电话。几年来,我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但是没有一次能和他说上话。感谢上帝,这次是他亲自接的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去,在墨西哥城会待几天。我回答说有两天的时间。于是,他邀请我们在其中的一天和他共进午餐。他建议我中午十二点到。午宴中午一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这是我经历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顿饭。
托马斯·品钦
我所出版过的最满意的美国处女作小说不是出自约瑟夫·海勒,而是出自托马斯·品钦。就在出版《第二十二条军规》大概一年后,有人向我介绍他的作品。这两部小说都来自于我所喜欢的美国文学经纪人坎迪达·多纳迪奥。“我要推荐给你一本书。”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第二天一个大包裹就寄到了我下榻的纽约黑石饭店。这部手稿名叫《V.》,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托马斯·品钦所著。别说是作家,就连这个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他一直刻意与文坛保持着距离,自一九六一年到现在,他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让人拍过。
阅读《V.》时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与别的作品不同,它有种迷幻般的特性,使我感觉仿佛在读一本文学推理小说。这种感觉随着窗外持续不断的大雪而愈加强烈。雪下了整整一个周末,我也读了整整一个周末。这本书涵盖了许多地区,因此许多年后当我最终得以与品钦见面时,我称赞他竟能如此准确地描写了那么多国家。然而让我惊讶的是他说自己除了马耳他的瓦莱塔以外,从没有去过任何一个他所描述的地方!
这个作家令我如此钦佩,却又无法与之见面甚至取得联系,这真是令人发疯的一件事!很显然坎迪达知道品钦所在之处,于是我恳请她告诉我。但她守口如瓶,说品钦不想让她告诉任何人他的住处,仅此而已。惟一能令我安慰的是(如果这也能算是安慰的话),与此同时他的美国出版商维京出版社也还没有见过他。《V.》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英格兰却毁誉参半。尽管许多人推崇这本书,但否定的声音至今也都还存在。我们又出版了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号》,随后还有一部非常深奥的《万有引力之虹》。这部被认为是他的旷世之作的书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然而品钦保持了他的一贯作风,没有出席颁奖典礼。
有一天——离我们出版《V.》足有十五年了——我们在贝德福德广场办公室的接线员帕特茜告诉我,有个叫托马斯·品钦的人打电话找我。我怀疑她是不是出于本能地觉得这事有点特殊。我告诉她:“你确定他叫这名字?把他的电话接进来。”我甚至说得有点匆忙,惟恐他挂断电话。
我的第一句话是“您在哪儿?”他说在大英博物馆。“那就在拐角旁边嘛,”我回答说。
“我知道。”他说。大英博物馆离我办公室只要步行五分钟。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我问道。
“现在怎么样?”他建议说。困扰了我那么多年的难题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如此简单,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无法描述自己在等待时心中的那种激动之情。
这五分钟似乎是无限的漫长,直到我看见了一位高个、瘦削的英俊男士以一种略显古怪的姿势被带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看上去很轻松,仿佛我们彼此认识已经很久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何来伦敦。托马斯告诉我说,他正在写一部以两名英国工程师梅森和狄克森的生活为基础的小说,而在大英博物馆可以找到许多调查材料。这两名工程师去了美国,梅森狄克森铁路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虽然我还想了解更多,但是还有另一个预约在等着我。由于他有名的低调作风,我毫无底气地问他能否和我们在饭店共进晚餐。我解释说我那时的妻子费伊是伦敦首屈一指的饭店评论家,因此随时都很方便安排宴请。托马斯很乐意并记下了地址。这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我忍不住问他为何这么多年都不现身,他礼貌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托马斯准时到达了约定的地方。用餐时我问他是否愿意第二天晚上再和我们一起就餐,他再次愉快地同意了,这些都完全不符合他隐士般的形象。两天后我大胆地邀请他来我们家吃饭,如果同意的话,他是否在乎我另外再邀请我的几个——仅仅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他也爽快地答应了。我打了电话给几个朋友,当然都是热情的品钦仰慕者。他们都难以置信自己就要见到他本人了。那个晚上一切都很成功,只是刚开始时我希望托马斯在一本《V.》上签名,但他拒绝了。“我很抱歉。”他说。不过饭后我再次请求,于是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本作者签过名的《V.》了。
在托马斯完成了新作《葡萄园》的手稿后,他特别指出这部书不能提供给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原因是他在《纽约时报》上得知,兰登书屋的拥有者塞缪尔·欧文·纽豪斯最近刚刚买下乔纳森·凯普出版社。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打击。当时托马斯刚刚娶了他的美国经纪人梅拉妮·杰克逊,于是我打电话给梅拉妮,托她向托马斯说说情,但毫无成效。托马斯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与兰登书屋有任何牵连,哪怕付出任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