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明朝那些看得见的事儿
作者:刘旭俊 时间:2011年10月06日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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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英)柯律格 黄晓鹃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42.00元
谈起明朝历史,总能引起后人的满腹狐疑。张岱在《石匮书序》里如是讽刺明史——“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世界。”既然正史不可靠,于是,研究者自然就要另辟蹊径,纷纷跑去《金瓶梅》和“三言二拍”里挖掘明代的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文化研究学者在文学文本里找到突破口,弥补了历史文献的疏漏。面对着大量艺术品存世的明代,艺术史家自然也可以如法炮制。正所谓“眼见为实”,从艺术品实物的图像意义而非考古学价值出发研究历史,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一书就旨在论述关于如何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彼得·伯克的方法论受惠于图像学。图像学源自19世纪在欧洲美术史研究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图像志研究,它所关心的是艺术品的主题内容以及题材背后延伸的深层内涵。简言之,如果说艺术史关心的是“怎么画”,那么,图像学更关心“画什么”。
柯律格(Craig Clunas)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和《图像证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者从印刷术与商业的双重繁荣出发,强调了图像在明代日趋充盈的理由——印刷术赋予图像以可复制性,商业促使图像成为可流通的商品。这二者在图像制作(picture-making)层面上提供了保障,而图像从制作到流通的过程使得明代社会迅速形成“视觉经济”。在另一个维度上,柯律格也考察了明代的图像观赏(picture-viewing)。当然,这种观赏并非出自艺术的审美需求,而是文化中的心理认同机制。
譬如,张路《东坡玉堂宴归图卷》中一路贬谪的苏轼荣归翰林院,这无疑满足了怀才不遇的士大夫将仕途与抱负寄托于明君的美好愿望。又譬如,明代社交生活中礼物的赠送量急剧增多,礼物的炫示性意义波及到了盛放礼物的盒子,由此形成了漆器上的精美图案与纹饰。再如,逐渐增多的肖像画,它的形成也有诸多潜在原因。儒家文化里男尊女卑,男性处于祭祀礼仪的中心地位,祖宗肖像的出现受到朱熹《家礼》的理论支援。与之相对的是,《金瓶梅》中西门庆雇人为李瓶儿画遗像的例子暗示着,女性肖像(俗称“美人图”)充满了色情意味,成为男性注视下的欲望傀儡。此外,另一个在明代迅猛发展的图像类型就是“春宫图”。遗憾的是,对此,柯律格的描述只停留在现象层面,并未触及本质。依旧没有超越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在《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中的见解。
然而,瑕不掩瑜。无论如何,在浩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中,《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以图像学的研究路数令人眼前一亮。毕竟,在一个诬妄的历史话语中打捞起艺术碎片,并由此重组成为一个“看得见”的艺术世界,这不仅需要艺术史的视野,更在于作者如何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施展一套华丽的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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