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媒体见面会，本届茅奖得主张炜、莫言、刘醒龙、刘震云参加了本次活动，就本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其他文学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谈作品

    张炜：完成了一次文学马拉松

    张炜此次获奖的作品《我在高原》堪称是一部巨著，据他介绍，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仅动笔就花了22年时间，如果加上之前的准备则更加漫长。“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学的马拉松。”张炜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经历。

    由于篇幅问题，《我在高原》的获奖也引来了外界的一些争议。先前有报道指出，茅奖的61位评委中仅有十余人读完了《我在高原》，有人质疑如此评奖究竟是评功劳还是苦劳。面对这样的质疑，张炜表示能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是一件好事，说明文学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些疑问其实无法构成争议。“其实真正的读者是不会问这种问题的，而问这些问题的都是些没有读过作品的人。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有人专门负责疑问，有人专门负责阅读。”张炜幽默地说道，他认为他看到的很多质疑都还停留在表面，或者笼统地泛泛而谈，没有触及作品的品质及思想内核，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好奇或者担忧，“我更看重读者们的反馈。他们提出的问题更能深入作品的细部，形成真正的对话。”

    谈到文学质量与作品篇幅的关系，张炜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精炼是文学的重要品质，当然是否精炼不在于篇幅长短，关键要看作品有没有密致的内容。”不过在谈及今后写作计划的时候，张炜还是说要写一些短的作品。




    莫言：《蛙》是新文学理念的实践

    莫言在小说《蛙》中塑造了姑姑的形象。他介绍说“姑姑是乡村里的妇科医生，一个圣母级的人物。我，我的女儿，还有我女儿的孩子都是由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对她有一种崇拜之情。”莫言称自己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坚信姑姑这个形象一定会走进自己的文学世界。

    这部小说的获奖，也引发了一些质疑。有评论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就不如《檀香刑》等作品，认为此次的茅奖是颁给莫言这个作家，而非《蛙》这部作品。对此，莫言表示这种质疑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因为文学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东西。”但从个人角度，莫言对于《蛙》这部作品还是相当满意的。“我的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创新是写作中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而《蛙》达到了这个目标。”莫言说。

    谈到《蛙》这部小说中的创新，莫言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人物形象的创新，姑姑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不仅在自己以往的作品中未曾出现过，就是在自己阅读过的作品中也没有出现过，在一部小说中能够树立起一个人物，莫言觉得应该就算是及格了。第二是结构上的创新，虽然书信体加话剧的结构也引起了部分读者的质疑，但莫言认为这种结构与故事结合的还是比较完美的，内容与形式形成了很好的互补。第三是文学理念上的创新，莫言曾经提出过一种文学理念，那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要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无论坏人好人，都当作人来挖掘。近些年来，这一创作理念又有了新的提升，“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但我们总是习惯于拿着放大镜寻找他人身上的罪过，却很少审视自己。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把自己当作罪人来写。”而《蛙》就是这一理念的一次实践。

   《蛙》关注的是计划生育这一重大问题，依旧是宏大历史中的宏大叙事。莫言并不否认自己对宏大叙事的偏爱，他说，“在我们读书的时候，让我们难以忘记的多是这一类作品。这一类作品确实有一种壮阔之美，让我们向往。”但莫言认为宏大叙事与非宏大叙事是可以并存的，只要写得好，无论是否是宏大叙事，都可以成为杰作。“其实虚幻与真实，历史与现实在作家的脑子里应该没有明显的界限，作家应该营造出自己的文学世界。”




    刘醒龙：《天行者》营造的是心中的故乡

    谈到自己此次获奖的作品，刘醒龙认为《天行者》营造的就是自己心中的故乡。“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找不到自己的情感归宿在哪里，这让我很在意。多年来，我一直在用文学的方式寻找，终于发现我的情感之根，就是那片记忆深处的土地。”

   《天行者》关注的是乡村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群体，对于这个群体，刘醒龙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将他们称为“没有功绩的民族英雄”。据刘醒龙介绍，他１岁的时候被父亲挑进大山，到了３６岁才进入城市，他的启蒙与教育都是由那些处在底层的乡村知识分子完成的。在刘醒龙眼中，他们是这样的群体：精神上他们是高贵的，但眼神中露出的却是卑微的目光。他们的故事是感人的，正是这种感动催生了《天行者》这部作品，刘醒龙说　：“我不敢说我的作品是为民办教师树碑立传，但是我确实把全部的身心献给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乡村会不会更加荒漠化，如果缺少了他们，民族的历史将无法延续。”




    刘震云：从说话者变成倾听者

    刘震云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关注的仍然是说话这个主题，在刘震云看来，说话、交流这个问题是文学的母题之一，“我们现在生活在常识中、废话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把常识当真理的时代，而有见识的话、知心的话太少了。”刘震云觉得这其实是人们自古以来就一直面临着这个问题，“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实反证了自己的孤单，这其实是对身边人最严厉的谴责，因为在身边找不到能说知心话的人才会盼望远方的知己。”

    谈及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时最大的不同，刘震云觉得那就是自己从一个说话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他说，“在这次创作中，我认识到作者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书中的人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从说话者变成了倾听者，我觉得我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过去我总想对人说话，对别人说，也对自己说。但当我变成一个倾听者之后，好像一下子从白天进入到了夜晚，在灯下谈心，倾听对方，所说的也更加深入更加广阔。”刘震云认为书中人物的话达到了自己不曾达到的角落，这种倾听者的视角既是对书中人物的尊重，也是对读者和自己的尊重，“平等能够使一个人的情感达到前所未有的知心的程度。”

    谈茅奖

    刘震云：我们都是民主的受益者

    本次茅盾文学奖在争议中一路走来，俨然成了一次热门的社会事件。与会作家们普遍认为这也是好事，至少让文学的受关注度有所提升。谈到自己对本届茅奖的看法，刘震云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民主。刘震云说：“我之所以能获奖是因为评奖规则的改变。实名制让茅盾文学奖更加民主，可以说这次茅盾文学奖不仅经受了文学的洗礼，也经受了民主的洗礼，我们这些获奖者都是民主的受益者。”

    莫言：完全的公正不太可能

    与刘震云首次参选就获奖不同，莫言、张炜都有过屡次入围但不能获奖的经历，此次获奖也有些“范进中举”的意味。谈到此次评奖，他认为本次茅盾文学奖搞的大评委、实名制很好，做到了公开、透明，但公正的问题则不好说。莫言幽默地说道，“不能因为我们几个得奖了，就说这个奖是公正的。那些没得奖的人也许就认为不公正。其实我也曾好几次名落孙山，也曾有过对得奖者们‘小人得志’感到不平，觉得我写得比他们都好。”但莫言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文学评价终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要做到完全公正，人人满意是不可能的，只能力求相对的公正。谈到自己的获奖感想，莫言说，“如今自己获奖了，就深知必须冷静看待。要在十分钟内把它忘掉，不过看来是不太可能了，那就十天内把它忘掉，如果十天还不行，一个月之内必须忘掉，轻装前进，好好写作。”

    张炜：遗憾在所难免

    张炜认为，茅盾文学奖要在上万部优秀作品中选出五部，有遗憾在所难免。但是文学作品的质量终究是要放到时间中去检验的，只要茅盾文学奖公正透明的机制不改变，这些优秀的作品在将来依然有很高的获奖几率。谈到对茅盾文学奖未来的期望，张炜说：“本次茅盾文学奖与过去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透明和公开，并在此基础上做到最大程度的公正。我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在透明和公开这两个方面只能加强，不要减弱。本次茅盾文学奖的改革是一个好的转折，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谈文学

    写实与想象之辩

    网络小说的参评是本次茅盾文学奖备受关注的热点之一。如今的网络小说，玄幻、穿越，各种幻想无所不用其极，而最终获得茅奖的仍然是关注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这是否代表了茅盾文学奖的偏好？是否证明现实才是文学唯一认可的途径呢？

    对此问题，张炜认为茅盾文学奖并不存在偏好，他说，“评价文学作品，关键要看它的文学性、艺术性，不能因为不同的载体而去改变文学的评判标准。反应幻想，仍然应该以现实为基础，对现实的理解与关切是文学的一个原点，这是不会改变的。”

    刘震云认为关于文学创作中写实与想象的问题，其实有一些认识需要纠正。人们往往认为一部作品，如果写的是现实生活的事情，那就是写实的，如果写的是穿越等虚构世界的事情，那就是充满想象力的，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穿越小说写的非常现实，人物、思想都没有任何突破，而相反，有些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却在现实的角落中蕴含了丰富的想象力。此次获奖的作品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但每一部作品都是想象力飞扬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实与幻想这样的概念为文学作品归类。”此外，刘震云对写实这一说法非常反感，“写实的东西没法看，不如直接去看生活。文学创作一定要认识到与现实生活不同的东西。”他说。

    刘醒龙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说：“以前前辈经常教导我们说写作像画画，画鬼容易画人难。要想写好一个人，需要更加强大的想象力。”

    文学与影视之辩

    刘震云被认为是一位很商业的作家，也是一位介入影视较多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当被问及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时，他开玩笑地说道：“在人们看来，文学好像就是一个良家妇女，一旦改编为影视就成了风尘女子。但是看看我周围，能够幸免的人不多。”

    刘震云称自己从未介入影视，介入影视的是自己的作品。“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对我来说很简单，5分钟的事。由影视界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把某部作品改编成电影，我只说行还是不行。剩下的我就不管了，他们也不想让我管，因为我根本不懂。剩下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谈价钱了。”刘震云认为文学与影视终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两者从“奔跑的姿势”到“前往的目标”都是不同的，影视是奔流的大河，而文学是大海，重要的不是表面的波澜而是水面下的暗流。要说影视对文学有什么作用，“那就是为清贫的文学工作者提供了一条补贴家用的途径，让作家活得更有尊严。”

     文学与商业之辩

    谈及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刘震云认为不仅是自己商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们都很商业。“他们的作品都卖得很好。当然，最商业的还不是我们，是孔子，从两千年前畅销至今。还有李白、杜甫、李清照……”刘震云认为好的文学一定是畅销的，这种畅销不是一时间人们趋之若鹜，而是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如果五十年之后没有人读，那就不是好作品。”

    中国文学与诺奖之辩

    同是文学评奖，但在很多国人眼中，茅盾文学奖比起诺贝尔文学奖终究还是稍逊一筹。中国文学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一块心病。不过对此，刘震云倒是看得很开，他觉得中国作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并不困难，只需要诺奖改动一条规则就行，那就是改为以中文为标准。

    “评判一盘饺子的好坏，是让一个中国人说了算，还是让一个瑞典人、或者英国、美国人来说了算。我肯定更相信中国人的评价。”刘震云如此举例说，他觉得那些西方汉学家对中文的理解是值得怀疑的。就算有一天自己真的得了诺贝尔奖，他也会怀疑这个奖不是颁给自己，而是颁给翻译的。刘震云称自己读过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他觉得自己的中国同行的作品完全可以和他们比肩。

    此外，刘震云认为真正的奖项还是在读者手里，“如果我能在街上听到有人引用我作品中的一句话，在报纸上看到《八国峰会‘一地鸡毛’》，《某某人说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标题，这才是对我真正的褒奖。没准过几十年，就变成成语了呢。”刘震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