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湖北作家方方一口气推出两部战争题材作品。一部是刊载在《上海文学》7月号头条的中篇小说《民的1911》,全景式再现百年前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波澜壮阔的经过；另一部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5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武昌城》，以攻城和守城两重不同角度回首1926年武昌城鲜为人知的一场围城战。女作家写战争，鲜有人尝试，一不小心还会落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方方此番下笔，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饱含对城与人的复杂感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担当意识难能可贵、令人动容。循着这样两部新作，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方方，洞穿时间之下、风景深处的那些故事。

    《民的1911》

    “小说的基础是一部动画片，有些人物，须得有动画特点。所以，民的父亲动不动就‘哇哇大哭’了。我也想表达，在这场革命中，成长的不仅仅是孩子，也有父亲。”

    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武昌城内悄悄进行着。那些心藏秘密的人们，脚步匆匆地行走在长街上。没有人能认出来他们是谁。他们像所有的武昌人一样，貌不惊人，或长衫或短褂，显得随意而从容。有一些就像我父亲一样普通到路人都懒得多望他一眼。

    记者：辛亥革命人人知道，但知道的通常只是结果和意义，对于过程的曲折并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要对辛亥革命做一次平易近人的普及？

    方方：写这篇小说有些偶然。去年我应邀为武汉江通动漫公司写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动画纪录片，当时曾为这家公司有这样的想法而吃惊，但觉得或许也有些意思，于是就写了。这部动画片就是《民的1911》。剧本完成后，许久没了音讯，我以为时间太紧，他们不做了。当时觉得查阅了这么多资料，也有完整剧情，浪费可惜，而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是那样曲折惊心，它真的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于是我索性把它改写成小说。后来，我知道，这部动画片仍在准备，现已到了收尾阶段。无论是剧本还是小说，在我的设想中，“民”并非一个人，他只是一个符号，我力图展现的并非民这个形象，而是起义全过程的波折，那种因无数偶然和必然的交织碰撞，令一场几乎全军覆没的起义因下层军人的绝地求生而获得大胜。

    和大家一样，对于辛亥革命我以前也是只知结果、意义以及极简单的过程，几乎完全不知其中的曲折。直到有一天，武汉大学的历史专家冯天瑜先生送给我一本由他和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冯贺二位先生梳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使得事件的走向非常清晰。正是读了这本书，我才知个中的详细原委和惊心的变化过程。你在提问里用了很好一个词：普及。这的确也是一次普及。政治教材只告诉意义，历史教材只告诉结果，但小说却可以用最感性的方式还原它的过程。人们可以在饶有兴味的阅读中，知道辛亥革命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走到了胜利的这一步。

    记者：民的父亲动不动就“哇哇大哭”的特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位父亲？最后又为什么让这位懦弱胆小甚至“无用”的父亲肩负起给黎元洪剪辫子的重任？

    方方：小说的基础是一部动画片，有些人物，须得有动画特点。所以，民的父亲动不动就“哇哇大哭”了。我也想表达，在这场革命中，成长的不仅仅是孩子，也有父亲。他们长年生活在清政府的压迫下，曾经懦弱曾经屈服曾经恐惧，但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前景，渐渐坚强。黎元洪剪辫子是真实的史实，反正需要一个剃头师傅出现，我就让民的父亲充当。尤其我需要一个细节，即父亲见黎元洪时，情不自禁要下跪，被革命者拉扯住了。我想，这是一个普通百姓最常态的表现。老百姓也在适应革命，适应新的生活。

    记者：小说中您所虚构出来的普通老百姓似乎都不仅仅是辛亥革命的旁观者，而是也亲身参与其中，比如赵裁缝参与缝制铁血旗。不过武昌起义胜利之后，民的母亲说：“你爸爸还是剃头，来剃头的也不会多给他钱，我们买米的钱也还是照样不够。”为什么会有这样看似矛盾的安排？在您看来，这场革命与老百姓的关系是什么？

    方方：当年许多武昌的百姓的确参与了这场起义。他们支持革命，支持起义者，甚至武昌长春观的道人和汉阳归元寺的和尚都参与了。当然，当时起义为了争取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强化了“反清”与“兴汉”，符合当时汉人不愿被满人统治的情绪。汉人几乎全都站在了起义者一边。这个力量完全不能忽视。起义胜利后，武昌城里四大姓满人家族几乎满门抄斩。做铁血旗的裁缝的确就是武昌城的，我只是让这个裁缝成为了赵姓裁缝而已。

    但百姓就是百姓，百姓参加这场革命，大多并没有政治理想，而仅凭直觉。直觉认为这场革命对我是否有利，有利我就参与。他们对革命真谛完全无知。民的母亲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她甚至不知道革命，她只是一个努力讨生活的人。什么人在头顶上当家，对她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她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是再自然不过。最深刻的话往往就是通过一些最朴素的人说出来的。他们凭直觉而不凭理性，而且一说就说破了底。这也不算是不同的声音，而是社会根本就是这样按照人们的直觉行进的。

    《民的1911》，虚构了一个生于戊戌变法年（1898年）的小孩“民”。在他眼底，一个个虚构的小人物与真实的大人物交叠起辛亥革命惊心动魄的历史波澜。

   《武昌城》

    “但凡战事，都有对立的一方。而身处于任何一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敌人，他作战的理由也未见得就是从恶出发。敌人和坏人是两个概念，而自己人和好人也是两个概念。”

    自己的这一生是何等的失败。作为朋友，与他沙场共同进退的袁宗春战中受伤，他没有去救；作为男人，他全身心热爱的人却宁可爱一个软弱无能的书生也不爱他；作为亲人，他非但没有尽心尽力保护他心爱的表妹，甚至连为她报仇的办法都没有；作为军人，他背叛多年提携他信任他的上司。他想要有友谊，想要有爱情，想要有忠诚，这些都是他一生所渴望追求的，但是他却无从选择。

    记者：听说长篇小说《武昌城》是您根据几年前发表的中篇小说《武昌城》扩充而成的。选择讲述北伐战争中不为人知的这场武昌围城之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方方：其实也不是扩充。2006年我写了中篇小说《武昌城》，即现在的“下·守城篇”。可惜发表后，看到的人不多。我在东北大学教书的二哥很喜欢这篇小说，读后问我这么好的素材为什么不写成长篇。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动心将它变成长篇。

    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是一场相当惨烈的战事，让所有人受了重创，无论军民，无论身心。当年的战场，现在几乎是武昌的中心。那些地名但凡武汉人都耳熟能详。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是鲜血淋漓的战场。百分之九十九的武汉人都不知道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围城事件。当我最初读到那些资料时，因震惊以及心痛，发呆了良久，至今都还记得当初的情状。我把它写出来，也是想让大家知道。知道过后，不要忘记这些人这些事。既是教训，也要纪念。

    记者：为什么会以“攻”与“守”两种不同的角度写同一桩事件？

    方方：我对几年前完成的“守城篇”有所偏爱，在决定把武昌战役通过长篇来表现时，是在原小说基础上扩写还是另起炉灶，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不改变它的原貌，而另行构思攻城部分，并将它也当作一部独立的中篇来写。虽是独立，因围绕的是同一事件，所以其中某些人事在攻守篇中都会有勾连。这样的结构很有意思，使我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现同一事件，也让读者从不同的层面看到这一事件的过程，显得更接近原事件的真实。

    记者：《武昌城》是您第一部直接描写战争的小说？似乎您没有采用历史的黑白二分法，并不想单纯对英雄人物与战绩进行赞颂，而是注入了多元的探索与思辨，格外关切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以及城与人一起饱受的煎熬？

    方方：我的确是第一次写战争小说，因为外行，所以最初构思时，尽管题材足够大，却没胆量写长篇，怕自己控制不了。现在虽是长篇，却也是两个独立的中篇构成，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长篇有着相当的不同。

    在写作时，我很清楚，但凡战事，都有对立的一方。而身处于任何一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敌人，他作战的理由也未见得就是从恶出发。敌人和坏人是两个概念，而自己人和好人也是两个概念。所以，正义和非正义以及好人和坏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人的思想和性格是很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作为写作者，我应站在他们各自的角度、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设身处地写出各自内心深处的感受，才能更准确地表达出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我相信，无论战争哪一方，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

    记者：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下笔之前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且越是忠于史实，小说中人物、情节的发挥余地越是小，容易损失“可读性”。在您看来，创作这类小说应该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的分寸？

    方方：是有难度。所以我在写的时候，阅读了许多回忆录。我力求在小说中，大的史实和生活细节尽量真实。虚构的只是活动在上面的人物。毕竟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湖北面孔山西鼻子以及上海眼睛这样的拼接也是需要的。原始的历史资料中许多细节，经常给我莫大的启示。运用得好，几乎会成神来之笔。但要得到这些，必须翻阅大量资料，并且尽可能把资料中有意思的东西用足，尤其是生活细节。但最终写得像与不像，还是在自己的写作境界和功力。

    《武昌城》，分“攻城篇”与“守城篇”，从不同角度反映1926年整整40天的武昌围城战，不仅刻画战事，更揣摩非常状态下人性的纠结和日常生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