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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说到先行者,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陈翰伯身处这样的时代,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贡献非凡。
近六十余年中国出版,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不但在后三十年,也在前三十年;总之,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先生。
早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陈翰伯七十四岁的时候,就因病离开了我们。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这样评价他、怀念他,因为他的故事,依然留驻在我们心中。
一、出色的报人
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书籍出版社曾经推出“中国出版论丛”,包括当代著名出版管理者和出版家的文集,每人一册。由于这些人经历不同,才学不同,所以著作面世,外观有薄有厚,内容有重有轻。但其中最薄的一册,竟然是《陈翰伯出版文集》(一九九六)。当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多次提出意见,他认为文集太单薄,有些重要文稿未收进,内容与陈翰伯的地位不相称。宋木文几次表示,深感愧疚,因为陈翰伯已经逝去多年,更因为陈翰伯是宋的老领导,宋深知他的才学与贡献。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在校期间,他曾经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情,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做翻译。
一九三六年七月,陈翰伯从燕京大学毕业,十一月即出任西安《西京民报》总编辑,那时他年仅二十二岁。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西北文化报》编辑;一九三九年专为成都《新民报》写社论;一九四二年任重庆《时事新报》编辑;一九四五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一九四七年任上海《联合晚报》总编辑。十余年间,他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名声很大。陈翰伯逝世后,与他并称“CC”的陈原,曾经在《记陈翰伯》中回忆他们的写作交往:“陈翰伯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解放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仲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
那么陈翰伯的这些文字哪去了?他回忆说,在三十五岁之前,作为报人他一直这样忙碌着,留下大量文字。他曾经把这些文稿剪贴成十几大本,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交给上海的一位熟人保存。但在上海解放前夕,那人怕祸及自身,竟然将这些文稿付之一炬。这也是他留下文字极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优秀的出版家
陈翰伯回忆人生轨迹时,说自己是“青春办报,皓首编书”。那是因为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他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那一年他四十四岁,此后在任八年,为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为后来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可谓功勋卓著。如汪家熔在《忆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时期》所言:“商务印书馆同仁对商务的历史有一个按主持人姓名为阶段的分期习惯。一般说一位主持人主持时间稍长,同仁就这样称呼。如夏瑞芳时期、张元济时期、王云五时期。沿袭下来,人们把陈翰伯主持商务工作的时候,称之为陈翰伯时期。从一九五八年商务恢复独立建制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陈翰伯时期”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也是一个真实的评价。对此,汪家熔的文章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比如:其一,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包括名著三百九十五种;其二,经济学著作,蓝皮书四十六种,庸俗经济学和现代各流派六十六种,马尔萨斯著作就有十三种;其三,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就有九十三种;其四,历史和历史学有六十六种,除重译鲁滨逊《新史学》外,其余均作为史料价值存在的西方古代历史著作;其五,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都有词典和语法、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张谡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一文中,也谈到陈翰伯在商务印书馆的三大贡献,即制订中长期出版规划、出版一批高品质图书和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编辑和著译者队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等,均受益于陈翰伯时期的工作。
陈翰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期间,还有一点高明之处,那时商务的处境极其恶劣,经历太平洋战争和内战蹂躏,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公私合营改造,老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名实均已不在。但是,陈翰伯接手这样一个老品牌,依然懂得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珍视它的文化遗产,珍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残存分量,珍视前辈的心血积淀。奇异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据贾俊学文章记载,陈翰伯还有一百一十三篇类似文章散落民间。也因为他去世得早,未及整编面世,这也是他留下文字极少的另一个原因。
三、文化的先行者
说到先行者,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陈翰伯身处这样的时代,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贡献非凡。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周恩来亲批,将陈翰伯、陈原从干校调回北京。一九七五年,他们着手制定“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工程,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两部汉语大词典,一是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一是台湾的《中文大词典》,我们却仅有一本《新华字典》。这种“大国小词典”的局面,实在让国人脸上无光。这个规划拟定,在十年内出版中外语文词典一百六十部,其中中文三十一部,外国语八十一部,小语种四十八部。最重要的五部是《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同年,邓小平看过这个计划后,把它转给周恩来;两周后,即八月二十日,周恩来圈阅,并在批件上附言:“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那就是一九七五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亏他还有那样的雄心壮志,竟要进行这样的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词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翰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也抓住一些人不放,其中一个是我。那时,很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 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人民。十三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十三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 是现实的。然而此刻, 当大部头的中外文词书相继问世时, 翰伯却去了, 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的充满信心的声调了。”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据吴彬《我的〈读书〉十年》记载:“当时的创办者是几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在知识界、出版界工作,文化素养深厚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老前辈: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史枚、冯亦代、丁聪等,这些先生组成编委会。”创刊号发表李洪林文章《读书无禁区》,当即引起社会轰动,争议之声延续很久。直到一九八一年,《读书》一期发表《两周年告读者》,吴彬说:“此时《读书》办刊方针才明确形成,基本为:解放思想、平等待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做无结论的争论、提倡知识、注意文风,等等。这些办刊原则当时被编辑部奉为圭臬,《两周年告读者》的作者正是创办人陈翰伯先生。”
此时,陈翰伯还给沈昌文写过一个“手谕”,其中注道:“这里无甚高论,仅供改进文风参考。”这个手谕就是后来文集中《老生常谈话文风》一文,陈翰伯给《读书》提出十一条意见:要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总理、英明的领袖;不要用“千里传友情”之类看不出内容的标题;引文不要太多;少用“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之类话头;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不要用谐音式的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名称或某某编写组署名;行文中可以说“一二人”、“十一二人”,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类空话;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伯英雄排座次”等等。他还告诫沈昌文,永远不要向读者说“应当”如何如何,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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