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李景端专栏】近日看到两则报道，使我更加觉得，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当作出版业实行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头一则报道是，宁波有书店“论斤卖书”。另一则报道是，新华出版社发表“废旧图书公开竞价处理公告”。

当前为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要求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要实行“去产能，减库存”。我联想到，出版业应该也有这个需要。近日看到两则报道，使我更加觉得，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当作出版业实行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重规模、轻质量的观念可以休矣

这几年，确有一批出版单位，转变以往单一出版模式，取得了可喜效果。但仍有些出版人习惯于广种薄收。

头一则报道是，宁波有书店“论斤卖书”。这虽不是头一回的新闻，但有再次敲响警钟之效应。另一则报道是，新华出版社发表“废旧图书公开竞价处理公告”。声称有412种、27.23万册图书，招标处理。要求现场切割损毁，全部报废出售。这批报废书总码洋为1117.12万元，竞标者先交5万元保证金，起拍总销价为15万元。未中标者可退还保证金。

前一则说明，书积压太多，到了只好论斤卖的地步。后一则表明，如果只能按底价中标，那么这1100多万元码洋的书，只能回收15万元。倘若竞价流标，连这点钱都收不回。

众所周知，书店和网购的图书品种不断增加，而买书的人和能够常销的书却反而呈萎缩趋势。有粗略统计，进店半年还销不出1本的新书，约占到进货的6成。有相当数量的新书，还没机会上架就成了压库书。出版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我国年出版图书1.4万种,2014年猛增至44.84万种。相比之下，近几年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维持在20万种、12万种和8万种。我国重印书中，历来都是新书比重高过重印书；但2014年新书比重竟首次低于重印书，这表明原创不足、销售不畅、产能过大状况，尚未得到有效遏止。

再看图书库存。我国书店及出版社自办发行的总库存，2004年为449亿元，2011年达到804亿元，2014年更增为1010亿元。销书退货率高达30~40%。据《人民日报》的文章报道，如今每销售1元图书，因滞退等原因，就要伴生1.77元的库存。因为库存不计入考绩指标，积压再多，出版社也无人担责，报废冲账就完事了。

常讲出版生产要转型，这几年，确有一批出版单位，转变以往单一出版模式，取得了可喜效果。但仍有些出版人，习惯于广种薄收。依赖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来弥补单种印数和盈利下降。特别是现在出版社基本上不强调专业分工，于是自家田歉收，就抢种别人地，不管是否懂行能把关，只要能赚钱，什么专业的书都敢出。不少出版社不注重发现和培养作者，舍不得在内容建设上投入，导致选题老化，创新乏力。于是只好跟风、傍名人、赶时髦、对他人成功的选题创意，来个“拿来主义”，换个包装，上市抢剩饭。做书如此偷懒，同质化的书怎能不多！特别是那些版权保护已过期的公版书,那更是低水平不断重复。例如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所谓不同译本多达几十种，有些译本，不但缺乏更新，甚至粗制滥造到了糟蹋名著的地步。2014年相比前一年，全国出书品种增长0.9%，但总印数反而下降1.51%，变化幅度虽不太大，但这个趋势，正是重规模、轻质量这种后果的反映。前一阵，许多出版社滥出五花八门的养生保健书，就是明显的教训。

出版退出机制应列为出版改革重点项目

当前出版业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包括制订和完善出版退出的机制，列为出版改革的重点项目。

出版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的原因有很多，本文着重分析两点。

一是书号控制出书品种的作用弱化了。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生前曾对我说，九十年代出版署出台出版书号管理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品种无序膨胀。起初书号管理很严格，配给每社的书号都有定额，出了问题图书，还要扣减书号，查出卖书号要受处罚，所以当时对控制图书品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现在虽未取消书号管理，出版社获得书号已非难事。没有了使用书号的约束，出书品种自发膨胀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出版生产缺乏完善退出机制。我国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对出版社的准入实行严格限制。那时对“进”，是管住了。但随着出版业逐步融入市场化，加上出版社出书范围和书号管理陆续松绑，出版社的出版能力大大提高。特别是民营出版力量的兴起，不少民营文化公司和工作室，实际上已成为不挂牌的准出版社，这更使得我国的出版能力，越加强大。事实上，“进”也松动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业至今只见“进”，不见“退”。现今的出版社，大多是计划经济年代，按地区或部门设立的。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些出版社，或因同质化严重，缺乏竞争力；或因经营管理不善，生存相当艰难。但即使这样，也不见有倒闭退出的。十多年前，日本出版了《出版大崩溃》一书，讲了因出版泡沫，一度导致日本大批出版社倒闭的情况。在国外，出版社经营亏损就倒闭，这是既正常又常见的现象。而我国出版业，何以只有进，没有退？

在我看来，现今有些出版社虽衰落犹能生存的原因，除了有的依赖行政手段给予“输血”外，主要靠打擦边球，卖书号抢教辅；傍名跟风，抢他人饭碗；行政推销，公款买书；有偿出版，给钱就能出书；把部分编辑和发行业务，发包给个人或民企，等等。还有不正当的，就是不惜搞抄袭、剽窃和造假来非法牟利。出版社还在，当然要出书。只要有钱赚，垃圾书也照出不误。

综上所述，当前出版业有必要把“去产能”、“减库存”，包括制订和完善出版退出的机制，列为出版改革的重点项目。这项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久拖不改，恐怕泡沫会越来越大。这是一项需要动体制、革弊端、推创新的文化治理工程。既要有顶层设计，也需要全体出版人，以及与出版业相关的部门，共同参与改革。特别是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老总，眼睛别只盯着“产业化”，“利润最大化”，盲目片面追求“兼并、做大、上市”，以致走偏了路，结果只落实到扩规模、促增长而出版的品质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本文编辑 诺亚）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