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允许民营进入图书零售领域，民营书店由此开始获得飞速发展。到1987书店从无到有，发展到1多处，数量是国有书店的1.18，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提出“三放一联”，民营企业获得了二级图书批发权。

    1984年，湖北、辽宁两省科研单位与出版社合作，自筹资金出版科研类图书，被称为“委托出版”；同年，安徽科技出版社率先对省出版总社实行承包责任制。这两种做法得到主管部门肯定，打开民营参与出版策划的政策缺口，催生了第一代中国民营出版策划机构。这标志着图书发行业的开放，为民营资本进入产业链上游提供了便利。同时，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确定，和协作出版、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些编辑为完成经济任务，开始和民营书商大量合作，民营资本由此进入上游出版环节。

    在卖方市场的1980年代，是一个商品短缺而需求旺盛的年代，许多学术类图书都可以销售数万册，一般图书印数达几十万册是很平常的事情。在那个有书不愁卖的年代里，经营方式也比较简单。这一阶段，民营书业的主体是个体书商。

    最没有文化的人做最有文化的事

    据老民营出版策划人王文亮回忆，“民营书业开始没什么订货会，就是到北京找个饭店，然后给各地的经销商发订单，谁想订货就背着现款来要书。当时人民币票面最大金额只有10元钱，许多经销商用蛇皮袋背来，一摞摞钱就摆在床上。”早期的书商比较分散，到赵家楼饭店时已经相对集中了。由于当时民营出版还属非法，据点也不断受到检查与清理，中间转战过天坛体育宾馆，后来到惠侨饭店。之后全国形成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订货区域如武汉武胜路、长沙黄泥街、以及成都等。

    早期民营书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构成当时的情形，借用坊间流行一句话：“最没有文化的人做最有文化的事情”。其经营多为短期行为，带有很大的投机性。

    1987年国务院通知中明确规定，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因此时期，政策对于民营资本涉入出版环节是严厉打击的，较大的政策风险使民营书商始终处于地下状态。这一时期的民营出版策划一方面品种有限，从总量看，民营出版策划机构策划的图书占整个市场份额不大，而单品种的销量很大。
     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进入民营书业队伍。三大力量—一是北大、人大、北师大出来的学院派，二是从出版社出来的实力派，三是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的加盟，使民营书业的素质有了较大改观。一批公司制的民营文化公司诞生。

    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营分销市场放开，政府对民营出版策划机构采取了默许态度，既不承认，也不轻易否认，与第一阶段相比，政策性的风险有所降低。此阶段的民营书业呈现出迅速发展状态，民营力量介入批发环节后，规模实力进一步壮大。零售市场对个人开放，到1990年底，集体、个体售书网点就迅速发展到2.8万家，网点数量比1987年增长了156%。到1995年末，集体、个体售书点达3.3万家。到2000年，集个体书店已达3.7万家。

    网点集中批发市场形成

    同时，民营零售店的规模和实力大为增强，营业面积在 平方米以上的民营书店纷纷成立。它们的集中度不断提升，全国形成了以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西安东六路、北京金台路为核心的四大书刊批发市场。随着民营批发商的兴起，挂历、年画、年历、畅销书、教辅的发行渠道逐渐从新华书店系统中分流。民营发行从国有新华书店的“补充”，成了它重要的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

    随着图书印刷、发行环节的依次开放，下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上游环节由于垄断仍保持着较高利润，民营资本开始向上游渗透。它们改变散兵游勇的作战方式，一批公司制的民营文化公司诞生。与此同时，民营书业的主体也出现了较大变认可化，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进入民营书业队伍。三大力量—一是北 、人大、北师大出来的学院派，二是从出版社出来的实力派，三是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的加盟，使民营书业的素质有了较大改观。民营策划出版机构从最初的五、六百家，到鼎盛时期的三、四千家。如1998年，北京正源图书公司和广域图书发行公司成立，公司完全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方式组建；二是实际操作者具有国际出版业背景和经营管理经验、出版理念。

    民营书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着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除了利润诉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心存文化理想。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标志性的崇尚人文学术民营书店，如风入松、万圣书园、西西弗、晓风，等等。同时，民营文化公司的选题质量也大大提升。一些诗人和文化人进入这个领域，涌现出一些畅销书，如《格调》成为小资的入门宝典，《黑镜头》带人们走进读图时代。他们的运作机制也较具优势。

    据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徐晓在《当代中国民营出版的演变》中叙述：“1994年，当时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五卷本作品集，大江是纯文学作家，市场风险很大。引进出版需要投资几十万元，出版社无力承担风险，只好与民营公司合作。结果，这套纯文学丛书，几个月之内销售达十几万套，成为1995年书业的神话之一。”证明了民营书业的活力与效率。

     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教辅图书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回报，民营文化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如《优化设计》等。志鸿教育、星火、世纪金榜等一些民营文化公司迅速成长起来，为以后更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2 年，长沙市新闻出版局以政府名义，专门针对民营书业举办书市，并请公安局派警察站岗，不许任何人干扰，感动在场许多书商。所以，早年许多书商对长沙怀有特别的感情。此后，北京民营图书订货会经过惠侨饭店和五洲大酒店的预演，也在京丰宾馆延续下来。

    此阶段，民营书业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出版规模、出版品种，还是策划的畅销书，已经成为中国书业不容忽视的力量。
   
    总署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析报告”中称：在全国35.7万家新闻出版单位中，包括个体经营户在内的非公有经济单位超过了32.4万家，占到了单位总数的90.8%。非公有企业占有的资产总额、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在印刷、复制业企业当中，已经分别占到了 82.3%、83.2%、84.1%和84.7%，在出版发行企业当中，又分别占到了69%和76.2%、69.3%和80.5%。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修订《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赋予民营发行企业总发行权。在发行环节取消所有制限制，不失为一个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央也连续出台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此阶段的民营渠道得以蓬勃发展。

     在市场分销领域民营格局占优

     至2009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6万处，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近1万处，民营批发与零售网点达11万处，民营网点是国有的10倍多。全国出版物发行业从业人员71万人，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从业人员近14万人，民营批发与零售网点从业人员 43万多人，民营从业人员是国有的3倍多。

     相比于新华书店，民营发行渠道有更明确的定位细分，现已成型的有教辅渠道、少儿渠道、社科渠道、网络书店、馆配渠道、超市渠道、特价书渠道等。在同一个渠道系统内，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定位，如在教辅渠道中，专门面向大学、高中、初中、小学的渠道不尽相同。社科书店形态更是丰富，有独立学术书店万圣书园、先锋书店，有定位于区域中盘的西西弗，定位于社区中盘的光合作用，与商场结合的纸老虎，专业广告书店龙之媒……更有无数个性化的小书店，比如单向街、读易洞、时尚廊……

    经过多年积累，民营出版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广泛参与到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数字出版各领域，并在每个细分领域形成一定的品牌。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一些领域，形成了以民营书业为主导的市场格局。

     民营公司机构规模化发展

     在大众出版领域，由“中国图书商报·东方数据”提供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的销售数据中，在所有大众类图书的总榜单中，排名前5位的,100%为民营策划出品，第6~10位的，80%为民营策划出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也占60%还强的份额。在当当网，年销售超过5000万元码洋的供货商中，大多数也是民营出版策划公司。年销售最多的民营公司达1亿多元，年销售最多的出版社为6000多万。磨铁、新经典、共和联动、博集天卷、华文天下、海豚、唐码、日知、读客等一批民营社科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教辅出版领域，在政府干预较强的系统征订渠道，国有出版社仍有不小的份额，但在完全竞争的零售市场上，民营公司占有90%以上的份额。除了龙门书局部分产品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民营公司创立的。这一领域诞生了许多民营书业的巨头，多家公司年销售码洋已达到10多亿元，涌现了如志鸿、金星、星火、世纪金榜、金太阳、曲一线、经纶等一批优秀的品牌。

     在新兴的数字出版领域，基本也以民营资本为主。无论数字图书、数字期刊的运营，还是原创网络文学、新媒体，几乎都是民营资本开创和主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盛大文学、中文在线、方正阿帕比等。

     根据总署产业发展司发布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析报告”中称：在全国35.7万家新闻出版单位中，包括个体经营户在内的非公有经济单位超过了32.4万家，占到了单位总数的90.8%。非公有企业占有的资产总额、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在印刷、复制业企业当中，已经分别占到了 82.3%、83.2%、84.1%和84.7%，在出版发行企业当中，又分别占到了69%和76.2%、69.3%和80.5%。民营书业呈现出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概念，承认他们是出版环节是合法力量，并要“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从“非法出版”到“新兴出版生产力”，政策对民营出版的界定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同时，政府对民营书业的支持也在不断加大。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志鸿、金星、世纪金榜，金太阳、春雨、可一、经纶等，都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园。北京新闻出版局还主导建立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并给予园区的企业以房租、税收、书号优惠。一些地方政府设立的文化发展基金，民营书业企业也可以申请项目。2010年底，天舟科教在国内成功上市，背后更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是，该时期不得不提的是2003年~2008年的一个阶段内，由于非典导致了民营书业此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比如经销商拖帐、赖帐，社店经济纠纷不断。现金流短缺导致财务危机，引发整个产业连锁性信用危机，导致整个产业进入剧烈震荡期。民营机构由于人才储备不足、管理不规范、家族经营等先天缺陷，在市场不景气时开始充分暴露，出现两极分化。在部分机构快速发展，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壮大，出现了一批销售额过亿的公司的同时，一部分小机构不断萎缩，降低产品规模，基本上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两极分化带来的是产业的洗牌，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同时处于不同位置的民营书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选择与国有合作，有的选择继续坚守，还有的选择与资本融合，无论哪条道路都预示着一个规模化、产业化、集中化的新民营时代的到来。

     民营策划机构也在发生嬗变，一方面大量小型出版策划机构倒闭、被兼并收购，优势竞争力正在陆续朝向大型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及大出版社转移。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带来传媒业的改变，原有的编、印、发一体化的平面形态媒体变成了立体的多媒体运作，由此拆分出投资商、内容提供商、技术服务商、运营商多个环节，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将继续结构性分化。

     民营书企未来何以立身

     教育出版集团的企业化运作，可能带来整个教育出版的变局。而一波波涌起的教材维权运动，可能迫使一大批教辅企业在未来几年迁徙和转型。大众出版领域，不断刷新着国有出版集团并购民营公司的案例，旧有的机制与思维惯性制约新的生产力。

     资本的青睐与进入，让出版企业有升级转型的机会，同时，企业也面临不断需要提升业绩的压力。企业如何妥善使用资本，资本如何帮助优化产业，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随着新技术变革的纵深发展，数字阅读蓬勃兴起，图书各项功能日渐衰弱，未来图书将以何定位立身？如果说过往的30年，只是生存条件比较艰苦，那么未来的30年，可能是生态与格局的变化。在新媒体、新格局中，民营书业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杨文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