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在故事驱动大会的演讲中，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长邬书林在分析了网络文学十年的发展与启示之后，将其议题放到了他一直以来最关注的学术出版上。纵观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从早期的意大利，到法国、荷兰、英国，美国的迁移路径，他分析了中国学术出版的环境与机遇，并认为不丧失机遇的话，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之一。

邬书林在故事驱动大会现场与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交流

整个中国出版业，尤其是学术出版，如何在信息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里提升自己的水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但远远不是出版强国，在学术出版领域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当中国经济不强大、科研投入不多、科研成果不领先的时候，中国学术出版要走到世界前列，是不现实的，是无米之炊。反之，当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条件，再不把这件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务实地去做，就会丧失机遇，这不仅是中国出版界需要研究的大事，也是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大事。现在，中国具备了做好学术出版的良好条件，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我们缩短这种差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出版人要认真研究当下所处的态势。

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登博格在皇家学会缺乏足够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有影响的专业学术期刊《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他和当时欧洲主要科学家的通信、和皇家学会的往来，以及一系列卓有远见的认识至今影响着学术出版。而创办学术期刊的过程正是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最需要研究的。去年，全世界都在纪念现代学术期刊诞生350年，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总结的以下经验值得重视：

第一，奥登博格创办学术期刊时的争论。奥登博格认为学术出版的作用是传递科学知识和信息，其对于全世界、全人类而言都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需要使用一些经营方式来获得经济效益。当时，英国皇家学会规定会员每年都应当给《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写一篇重要的文章，或者交纳5英镑赞助。由此看出，学术期刊的经营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学术出版过程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坚持学术出版质量和市场运作并行不悖的原则。我们现在讨论“学术期刊要不要收发表费”“这个费用合不合法”，而这些问题在世界上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过去350年间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科学研究环境都变了。过去的欧洲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文艺复兴或工业革命时期的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是家里的次子。当时欧洲的传统是贵族长子有继承权，次子则会得到一部分遗产，用来从事旅游、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等，次子不能和长子争夺主业。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传统变了：贵族长子的继承权被废除，并开始征收财产税。此时，再没有哪一个家族能有厚实的条件从事像样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需要由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来推动，但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力量。即使学术期刊很重要，而且在传播知识和信息的过程中又能为社会节省大量的研究经费，但是如果不让它进行市场运作，不让它变得有利可图，又有谁会去做科学研究呢？正如司马迁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学术期刊不能为出版者带来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它是很难做的。

如今，即使在公开获取的条件下，学术出版也是需要研究机构甚至国家来支付一定的费用来保证正常运行的。现在世界上科学质量最高、影响最大、品牌最坚挺的学术期刊往往是价格最高、发表费用最高的期刊。因此，科学精神、学术出版质量和市场运作这三者可以并行不悖。

第三，学术出版、研发投入、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去年，一个研究给了我巨大冲击。研究中说，如果一个国家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其GDP的3%以上要用于科研，研发投入的1%-2%要用于学术出版。反观中国出版市场，目前中国GDP是69万亿，研发投入有2万多亿，如果其中的2%用于学术出版，则应当有400多亿。然而，中国学术出版方面的投入还不到40亿。其实，现在中国有很多重要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大大地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比如，华为去年总收入是3900亿，其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的15%。

第四，世界学术出版中心可以随经济和科学研究中心不断转移。世界学术出版中心最早是意大利，后来逐步转移至法国、荷兰和英国，现在变成了美国。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丧失机遇的话，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之一，因为中国的研发投入在快速地增长。中国学术出版的机遇和条件在哪里？我们目前存在的不足是什么？

一，中国学术出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巨大的经济规模，为我们学术出版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一直在以超乎预料的速度稳步地增长，这个态势目前仍然没有改变。哪怕中国的GDP增长降到7%左右，那也是世界大国当中最为领先的。只要我们的研发投入保持现在的2.8%，那么近70万亿的GDP带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巨大，这是可想而知的。

2，研发投入的稳步增长是发展中国学术出版不竭的内容来源。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相对较高且稳定，比如以色列研发投入高达6.8%，美国3.8%，欧洲3.5%。虽然中国的研发投入只有2.8%，但我们GDP总量大。哪怕科研效率不那么高，投入多了能不产生科研成果吗？据预测，按照目前的研发投入增长速度来看，到了2025年，中国将是世界上研发投入最多的国家。

3，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为中国学术出版长远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把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相应的政策为学术出版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金额约每年260亿到280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资助17亿，专门为出版印制过程中的亏损提供的补助每年也有5.5亿。可以说国家已经为我们做学术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4，宏大的研发队伍是发展中国学术出版的生力军。现在中国有1.1亿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3000多万，今年毕业大学生748万，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已成为或将成为研发科技创新的重要新生力量。为此，科技部做了一项长达五年的中国科研工作人员研究：把两个高等学校的正教授算作一个当量（一个科研人员全日制地从事研发工作算作一个当量），四个副教授算作一个当量，完全从事研发的人算作一个当量，研究结果显示现在中国有360万人在全日制地从事科研工作。我们可以想象这么多的科研人力会产生多少科研成果。

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科研生产国，仅次于美国。虽然中国高水平的论文还不多，但近几年中国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已经快速涨到世界前四位。这些都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学术出版的潜力提供足够的证据。

6，主要科研大国发文质量比较。中国处于世界第五。

7，相对健全的传播体系是发展中国学术出版的重要力量。中国人并不是不会做出版，我们的祖先在出版领域远远领先于同期世界。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这两项都和出版工作有关。马克思把印刷术称之为人类思想创新的必要前提和推动进步的最强大杠杆，原因就在于出版业提供的知识和信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做一件事情时，使用科学方法和不用科学方法的结果是有区别的。知识因出版而广为传播，当人们可以共享知识的时候，大家就会根据科学知识来从事生活、生产和创造。虽然当代中国学术出版离世界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出版体系，而且所有重要的图书我们都已经做了，或至少知道该怎么做。中国现在已经有了44万种图书，9000多种期刊，近5000多种科技期刊；在现在的网络时代中，中国有7亿网民，2.32亿手机用户。这些正是是我们中国发展现代条件下学术出版的最深厚的资源。

8，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发展中国专业出版提供了空间。我们对学术出版现在存在的问题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做出准确的估计。需要清醒认识到： 

第一，学术出版总体质量不高。中国44万种图书当中真正拿得出手的图书只有8万种左右，因为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每年在我国国内图书采购量也就是6万到8万。

第二，高水平论文都在国外发表。现在中国学术界都以在国外知名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为荣，而且发表几篇重要的文章就有可能被评为院士。国内的论文发表评价体系是促进学术出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大家都说评价体系不好，但是简单的否定是不行的。不管怎么否定现有的评价体系，科学家仍要把重要的论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原因在于我国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打造高水平学术期刊。

第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足。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发表的有影响力的论文是少之又少。功能错位，这是中国出版界必须面对且必须克服的问题。出版是传播知识、信息和文明的，从古到今只有创新的知识才可能留下来，没有创新的文章在学术期刊上是不能发表的。但是，在中国当下，相当多的学术期刊只是用于评职称，为若干人发表言论提供场所，宣传学校自己的各方面成果……文章有没有创新性已经退居其次了。只有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好，我国的学术出版才有可能跟上世界的步伐。

认识到问题后，应该怎么办？

二，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教育提升中国学术出版水平

第一，围绕国家重大经济科技战略部署做好学术出版。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新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中央把创新再一次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学术出版作为创新的重要工具，刊登研究创新成果，学术出版要与时俱进，把握机遇。

第二，选择中国优势产业和技术领域作为专业出版的突破口，迅速提升影响力。比如，高铁、981钻井平台、特高压传输这三个产业远远领先于世界，它们都集成了大量创新技术，可以通过学术出版很好地走出去。

第三，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领域，做好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是学术出版的又一个重点。阿里巴巴在零售领域已经超越了沃尔玛，华为在通信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在这个时候，如果相关的技术信息服务跟不上的话，那是很可惜的。这就要求我们把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变成实实在在的资源，并通过学术出版来提升整体水平。

第四，关注基础研究领域的学科进展，不断提升中国专业出版的水平。建立相对完整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选择；以重点高校、科研机构为基地，努力提升中国科技方面的基础创新工作。近年，中国有几项达到诺贝尔奖水准的科学发现已经在世界上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用更简单的方法、很少的钱重新对基因编组。国外媒体评价道，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上升了一个大大的量级，中国有那么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享受了高等教育，一线城市之外的各个省区都有了大规模研究基地，韩春雨的出现是正常情况。这证明中国科学家只要静下心来做研究是完全有可能攀越世界高峰的。因此，我们在关注优势经济领域的同时，也要把基础研究的创新作为专业出版的不变的长期方向。

第五，用好信息技术进步的历史机遇，提升学术出版水平。数字化、平台化、工具化、协同化。平台化是把作者、读者、研究人员和出版者集中到一个平台上。工具化是用专门的工具来解决出版当中具体的问题，包括跟踪科研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出版工作者和知识与信息的组织者、生产者，该如何用协同的理念把各方面的人集中到一个平台上去。

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努力提升中国学术出版水平，是服务国家创新战略的需要，是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需要，既是中国出版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本文整理：陈大猷；编辑：令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