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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30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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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本书汇集了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优秀的建筑师群体,这里有意味隽永的生命故事,有撼人心魄的心灵感悟,更有对中国建筑未来发展的精心创作与广义的文化思考。
罗隽:1962年生,现为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英国皇家特许资深建造师。代表作:北京国际机场 T3航站楼(英国福斯特公司中方代表之一)。著有《中国风水史》(合著)。
早就想提笔写些平淡而又浪漫的文字,记录自己留英的一些轶事,因为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时期。我对建筑学和建筑文化的热爱和深刻理解,对职业精神的认识和崇尚,对我职业生涯的丰满,对西方文化中生命力的理解和感悟,对人格眼界的开拓和宽容的品质理解,对自由心灵的向往和执着追求,等等,这段经历对我有着毫无疑问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的人生得以升华。因自小受到的家庭熏陶、后来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个人对社会生存状况的自觉和独立的观察、自省和反思的形成;这些形成了我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品质和个性,养成了崇尚诗意的建筑创作和写作文体的风格。所以,真的感谢《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的热情督促,我才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静下心来回忆那些还不算遥远的往事。
留学时光似韶华
1994年 10月底,我辞去大学的教职,自费去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UMIST)留学,攻读项目管理博士学位。
出国留学,选择攻读项目管理博士学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凭着对自己建筑设计能力的自信,再花三年时间攻读与建筑学相关的博士学位似乎没有必要,但大学时代就对老一辈留学生,如钱锺书、钱学森、杨廷宝、童寯和梁思成等非常崇敬,心中一直坚信去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一定会对自己开阔眼界、了解中国文化之外的世界有极大裨益。事实上,在曼彻斯特理工大学的学习,和在奥雅纳国际工程顾问(ARUP)、福斯特及合伙人有限公司(FOSTER)这样世界一流公司的工作经历,使我确实收获了优秀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先进的公司管理和项目运作方式,高质量标准和管理理念,以及先进的建造技术知识,当然还有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洞察力。
我选择去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英国求学,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对英国古典文学怀有的浪漫情怀:中学时代就看了许多英国古典文学名著,熟知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哈代、威廉·华兹华斯、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等一长串名字。幻想着自己是否会有一天去到那遥远的国度,亲历那延绵不断的绿色田野、神秘宏大而阴暗灰冷的古典庄园、茂密参天而青藤缠绕的古老橡树、寒风苦雨中孤独而立的乡村农舍,还有街巷如织尖塔耸立回荡着沉闷教堂钟声和广场上喧闹的车马混乱交织一起的城市景象……
当时,自费去英国留学十分不易。英国的博士学位不是以攻读课程为主,而是以研究课题为主,提交的研究课题必须通过所申请大学和国家两级学术委员会严格的审批。我提交的研究课题和发表的数篇论文得到了委员会专家们的认可,申请到了英国政府 ORS海外研究学生奖学金。记得当年从武汉到北京英国大使馆办签证时,得知从国内能直接申请到这个奖学金的,只有几个人。
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是一所著名学府,被誉为英国的“麻省理工”。初到曼城,我很快适应了这里多变却又清爽宜人的气候,喜欢上了十样食物八样煮的简餐和宁静的生活,也爱上了这所位于市中心区紧凑开放的校园。我一直认为,以围墙为特征的中国大学反映了典型的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形态的社会状况,什么时候大学没有围墙了,就标志着中国转型成为一个成熟开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国家。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几乎看遍了所有与课题相关的英文著作和文章,最大的收获就是纯熟地掌握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这与在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单纯地用“阅读+思辨”的方式写论文做研究有质的区别。西方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也深入我的思想,这都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做事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6年夏是我博士研究的第二年,一位新加坡朋友介绍我到曼城一家大型建筑事务所——费尔哈斯特建筑事务所(Fairhurst)短期工作。我第一天西装革履地踏入位于曼城市中心区、紧邻中国城的那幢宽敞高大整洁的现代办公大楼时,心里有点莫名的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样的大公司上班。身材不错的金发女秘书直接将我领到了董事会主席的小间办公室,我看到一张写字台对面的角落里,一位和蔼可亲、着西装领带的老头儿正伏在一张小圆桌上画着方案草图,见我进来,微笑着跟我聊了一会儿,随后领我到楼下去见他的助理,一个长相有些女气的高级合伙人南(Lan)。南问我:“我们现在正做几个项目,一个是混合用途的工业建筑,前部分是两层办公,后部分厂房采用钢结构和金属屋面及外墙系统;另一个是公司总部,建在一个工业园里,用地十分宽裕,层数只有三层,拟用坡屋顶和空心墙外墙。你想参与哪一个?”我说我想同时参与这两个项目。南又问我:“你想做方案还是画大样和详图?”我说画详图。我想知道你们用的什么建筑技术和材料,特别是构造技术。他就笑了,说:“前年我们公司来了一位年纪较大的中国女士,她也说要画详图。”
就这样,我初步接触到了钢结构技术,细部结点设计,金属屋面系统,包括防火、防潮、防水和各种外墙体系。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英国建筑多采用清水砖墙和空心墙技术,这种技术极为成熟和有完善的配套产品体系,保温隔热效果很好。我对此技术的细节掌握极为全面。当时,国内民用建筑除了合资项目,还没有采用钢结构。我写了《90年代钢结构在英国建筑中的应用》一文发表在 1997年第 11期的《建筑》上,应该是国内最早介绍钢结构应用的文章。不比不知道,我常常感慨英国人能将建筑的细部处理得极为细腻和将建筑构造研究发展到极致的品质,日本人也是这样。而当代中国人做事的风格总是流于肤浅,不重细节,建筑质量品质低劣。曾经和友人谈到伦敦和巴黎的品格,有诸多共识:巴黎讲究场面宏大、轴线、外表和气势;而伦敦很多建筑外表平凡,城市结构随性而有机,但细部精致,耐人回味,注重内部空间体验和舒适气氛,更具内涵。
碰巧那段时间,在我居所的附近正在兴建一栋学生公寓,采用的就是空心墙技术和木结构坡屋顶。于是我隔几天就会在晚饭后溜进工地,仔细查看空心墙的构造,包括空心墙的厚度、保温隔热板的厚度及固定件、外墙通气孔的分布、排水孔的设置、钢窗过梁的构造、防水处理、外墙顶部的压顶处理和木屋架的搭接等。清水砖外墙的一个明显优点就是外墙面无须再贴面层,显露本真色彩和质感,既节省造价又缩短工期,城市的色彩基调也非常柔和。遗憾的是我国现在已摒弃了这项传统工艺和材料,据说理由是制砖取土毁坏良田,大量的砖墙外表变成了虚假的贴皮。其实,英国的空心墙技术是现代才逐步发展成熟,烧制砖块的材料也多为废渣和烂土。
从这件事可看出,中国有些决策者仍有“非此即彼”的封建农民文化意识的短视思维,若按此逻辑,当世界上汽油资源耗尽之后,我们就不用开车了,而不是去寻找和开发新的可替代能源和技术。
回国后,在建立团队的过程中,我面试了不少求职者,有刚毕业的学生,也有已在国内大型设计院工作了七八年的建筑师,我没有费尽心思地去考他们的设计,只让他们当场画两种外墙(一种涂料、一种干挂石材)的构造大样。别看这个题目简单,但能考出他们对建筑材料和构造知识、对建筑物理原理的理解,还有徒手画的能力、对比例的把握和制图通用符号的了解,结果没有一个人画对,可见国内建筑学教育的水平。
潜心一流的学术研究
留英攻读博士的最大收获是熟练地掌握了研究方法论,而且认识和体会到了研究之美,这些都是通过自学得来的。初到英国时,面对每周与导师讨论研究课题的时刻,加之英语的生涩和不知如何进入研究状态,我确实焦急和茫然。随着对“文献阅览”“文献综述”阶段的逐步深入和对研究方法的了解,我逐步从枯燥的研究格式中体会到了研究方法的结构设计和美感。在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学术体系中,把所有学科的最高学位都统称为哲学博士(医学学科除外,以前也没有工程博士学位)。英国人认为特别在博士阶段训练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方法论和其应用。哲学问题有个定义是方法论问题,在他们的概念里,当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的阶段就应该是哲学阶段了。留英三年,我深切地体悟到掌握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就好像战士有了武器,可以自信地去做任何研究!
在英国,我学的是项目管理,这同我本科和硕士所学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在学术上没有丝毫关联,但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关联还是蛮大的,比如,建筑设计是项目管理全过程中的一个设计阶段。所以,为了作研究,我得首先把选题研究领域内所有的英文学术出版物全部读一遍,以便了解这个学科的知识范畴、前人做了哪些研究、研究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成果,分析在哪些领域你可能去做研究或可能有哪些成果上的突破。假如这一步做得不到位,那么就很可能会不幸地做了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得出的研究成果与前人在几年或几十年前的一样,而这种重复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尽管你花了很大的气力,结果却毫无价值。
回国后,眼见一些建筑院校的师生,特别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做的一些研究非常浅显。我同这些老师谈到重视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他们不太理解:第一没接触过,第二掌握起来有一定难度。在研究方法论中,研究采取的搜集数据到最后分析数据的方式需要用统计学的原理,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当然,现在统计学的模式有很好的社会科学软件,比如SPSS,但对这些软件,研究者必须了解它分析的内容,知道搜集到的数据放到软件里采取哪种分析方法,得出来的数据化的东西还要进行解读。这一过程是以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专家教授都没有掌握的,但现在我高兴地看到,很多大学里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和博士已将这些方法逐渐融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否则,你的研究成果只会停留在一般的水平层次上,无法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
伴随着难忘的留学时光,我持续地收获了一些学术成果。第一年,我在《建筑》上发表了《现代管理获得方法与中国建筑工业改革》一文,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介绍西方项目管理获得方法的文章。该文入选“中国科协第二届青年科学家年会”,我也受邀回国参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第二年,我获得了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 CIOB的“首届研究论文国际竞赛”第二名,被授予 1997年度“创新与研究”成果奖章。我的博士课题在“国际承包——建筑合资企业管理和经营”方面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其成果丰富了国际合资企业理论在建筑业领域的理解,对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项目管理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组织结构、经营管理及成功的市场进入具有指导作用。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行业内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并在国际会议上被多次提及,其中,有两篇文章我最为得意,呈现了非常经典的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论文的格式。直到现在,国外的多所大学还有人参考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持续着这个课题领域的研究,且时常与我鸿雁传书,这就是学术界。
加入全球工程界的翘楚——奥雅纳国际工程顾问(ARUP)
1997年底,我完成了博士论文。但因为邀约外部导师的时间安排,直等到次年 5月才进行论文答辩。说来奇怪,我们系当时很少答辩有其他博士生参加旁听;但我答辩时,却来了不少人,估计是因为知道我的外部导师十分知名,加之我的内容有些新鲜。答辩一结束,我的导师就笑着走过来,冲我竖起大拇指说:“隽,我很惊异,你一点也不紧张!”几天后,经导师推荐,我进入奥雅纳的曼彻斯特公司工作,公司董事罗杰·密尔本(RogerMilburn)对我很是照顾,将我安排在英国西北部铁路系统改造项目组,有一位资深工程师指导,协助项目的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由此开始了我的专业在工作中的应用。在奥雅纳的第一年,我就重点了解和考察了公司的组织管理结构,项目运作方式和项目管理体系,全面熟悉了公司的项目管理手册和工作程序。记得刚工作不久,在罗杰主持的一次完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会议上,安排我做会议记录,这是我的第一次。像奥雅纳这样一流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会议记录有很详细的格式。我集中注意力,尽可能地不漏掉每个参会人员的观点、建议和讨论的行动要点。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整理出初稿,拿去给几个关键的参会者审看,他们都说写得很好,只稍稍做了些修改和补充,就分发和存档。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至今我都很少看到写得那么完好的会议记录。
在中国,许多人不理解为何会议记录是项目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或工具?因为,它包含了管理工作中的监督、计划、控制和行动的全部信息。我们的工作素质不知何时才能由粗放做到有序和细致?
奥雅纳国际工程顾问曼彻斯特公司有一百二十多人,它位于市中心牛津大街上临近市政厅的一栋古典柱式老建筑内,但室内风格是很现代的工作室风范,温馨又时尚,这跟奥雅纳的艺术素养有关。世界各国的众多著名建筑师都很喜欢和奥雅纳合作,原因是他们对工程学领域的不懈追求,和为建筑师解决难题的公司文化,充满了内在的创新激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公司
罗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第 13次国际建筑双年展
常有不定期的“午间 PPT讲座”,内容是项目组和公司员工介绍正在做的新项目,或一些供应商、材料商和职业学会人员向大家介绍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法规等。这种活动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午间交流项目的平台,又让大家及时了解领域内的最新动态和进展,而且参与的时间还能汇入英国各职业学会要求的 CPD学时,并提供免费的午餐。这作为公司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很受大家欢迎。
有一次,由我们西北部铁路系统改造项目组介绍项目情况,会上演示了我为克鲁站(CreweStation)画的两张设计概念草图,大家都说画得不错。
在奥雅纳的第二年,我一边继续协助铁路组的项目管理工作,一边加入了公司组建不久的制药项目组,此项目加上我共四个人都是建筑师。项目组轻松愉快的气氛使我至今难忘。项目组经理保尔·弗伦德拉(PaulFrondella)是公司资深主任级员工,意大利人,身材魁梧,脸上时常带着迷人的微笑,跟行政、市场和秘书小姐们混得很好。他极力把我调到他的小组,对我十分器重,并经常对我说:“隽,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伟大的建筑师。”至今,每当我想起他的话都感到很羞愧:自己离伟大建筑师的目标实在相距甚远。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其实 1997年当我还在福斯特公司时,他就知道我了,那时两家公司合作准备参与世界著名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在中国无锡新建的制药设施,我是项目联合体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这个项目未能实施。另一位是他的长期合作者弗雷德
(Fred),荷兰人,长得矮胖,啤酒肚凸起,说话很风趣。更有趣的是他的姓氏罗特曼(Loterijman)发音同“彩票人”(Lotteryman)很接近。第一天保尔向我介绍他时,我忍不住就脱口而出:“我真希望能与你同姓。”这两个人的家我都去过,保尔住在离曼城市区约半小时车程的一个美丽小镇上。弗雷德的家更为独特,沿保尔家门前的路驶往他家的乡村 B级公路上,沿途是典型的醉人的英伦田园风光景色,约 15分钟来到一片绿油油的广阔田野,初秋的微风拂面而来,弗雷德家那座独栋英式乡村住宅就孤零零地耸立在那一片广阔的田野之中,周围有几颗茂密的大树。我当时就被这“绝世而独立”的景象惊住了:多么切合他睿智、安静和脱俗的人品!午后湛蓝的天空上,飘逸着一朵朵白云,纯净透明,一望无际的金色田野万籁俱寂,宛如英国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吟唱的那幅田园画面:
我们漫游的大地上,
似乎再现缥缈的仙境,
那正是你向往的地方。
这种田园风光弥漫了整个英国,是英国人一个多世纪来坚持实践霍华德田园城市规划理论的杰作,也影响、孕育和形成了我对中国城镇化未来图景的理想和实践方法。
那一阶段我的收获是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建筑类型领域——医药制药行业,学会了编写完整的制药设施项目前期策划报告,并跟着项目组做了一个试验工场和生产设施,了解了超净厂房的技术要求和设计要点;另外我还知道了制药行业是世界上最暴利的行业之一。1999年底,奥雅纳开始涉足中国机场,当年即参加了西安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国际设计竞赛。我们的团队包括了奥雅纳、英航快翼、哈克罗工程咨询公司(Hawlcrow)、英国航空航天集团(British Aerospace)、卢纬伦建筑师事务所(Llywelen-Davis)等六家一流英国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并且申请到了英国政府的海外项目资助资金。但这次投标由于英国人的固执,我们犯了两个低级错误:超了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和概算的单方造价做到了一万两千元,结果被评委做了靶子,尽管我们的方案是最好的。这次失败使我明白在项目团队里我不能再保持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所谓美德,必须由我掌握话语权。所以在我后面的职业生涯里,包括首都机场 T3航站楼国际竞赛,都由我主导和确定商务文件的数据。
2000年,我从英国调到奥雅纳多伦多公司,开始参与了一系列北美、中国的大中型机场项目。2001年参与国内第一个机场项目“重庆机场新航站区总体规划和 2号航站楼方案”国际竞赛,担任了英国联合体团队的项目经理和总规划师,我们的方案最终中标。在投标和随后承担初步设计的那段日子,我们的团队得到了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倾力支持。倚仗着年轻和有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身体,每次我从多伦多飞六个小时左右到温哥华,然后等待两三个小时,再转机飞约十一个小时到北京。第二天上午到达首都机场再等待一两个小时飞目的地重庆,连续约 24小时的行程,我仍然精力充沛。
在奥雅纳的五年半时间里,格里格·哈德肯森(GregHodkinson)和特里斯特拉姆·卡弗拉(TristramCarfrae)对我影响至深,是我的职业榜样。这种榜样不是机械和生硬地强加,而是基于紧密的共事经历,后来我常会不经意将自己与他们作比照。格瑞格将我调到美洲分部多伦多公司,并给我创造学习和适合我施展的机会;特里斯特拉姆领导着澳大利亚分部,在北京奥运水立方项目中对我的工作充满信任,并委托我代表奥雅纳澳大利亚公司签署北京奥运第一个项目水立方的设计合同。这两个人都有谦和、幽默和宽厚的品德,还有年轻健康的心态。记得一次与格瑞格回中国参加一个国际民航研讨会,发现他随身都携带着运动鞋,坚持每天清晨去健身房跑步,我真是自叹弗如。特里斯特拉姆在一次与 PTW和中建国际的联合体会议中,面对 PTW同事的过分玩笑,却用微笑平静地应对过去。我当时从心底油然而生出一股钦佩之情,感到了内心自信的强大所产生的力量。特里斯特拉姆是世界著名的结构工程师,他创造性的结构设计方案使北京奥运水立方项目得以实现。
现在,这两个人一个是奥雅纳集团董事会主席,一个是副主席,搭班领导着全球一万一千五百多名优秀员工驰骋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工程咨询和设计领域,执着地实践着“塑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宏愿。
转会英国设计界领袖——福斯特
2003年,在参与北京奥运场馆鸟巢和水立方项目的同时,我早已“盯上”了首都机场 T3航站楼项目。T3航站楼规模大,技术复杂,投标时估算就达到 160个亿,比几个主要奥运场馆的总和还多数倍。这样的项目一生中能有几次深度参与的机会?也自然会引发全世界设计巨头们激烈的角逐。然而,我有信心。凭借过去几年在机场规划设计和投标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 T3项目的国际竞赛中,从投标策略、组建联合体到方案理念、概算和商务文件数据的确定,我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亲自帮助首都机场扩建指挥部修改、起草好的国际行李系统招标的英文标书,被奥雅纳资深的行李系统专家评价为“世界上行李系统标书中最好的”之一。
当时,福斯特团队负责人莫占(Mouzhan)在项目竞赛过程中并没有深度参与,但在后期得知我们的方案入围三个备选方案之一后,几乎隔几天就从英国打电话给我,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是在当年 10月底竞赛最终结果公布的前几天,又电话给我,心情很迫切,我说:“应该再过几天就宣布结果了,我们应该是第一名,你放轻松些,别着急。”他说:“隽,我这些天寝食难安,就像十月怀胎后孩子将临出世,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理解他这种急迫的心情:他希望赢得这个国际级的项目,他需要成绩!当然,我们大家都需要成绩。
莫占是英籍伊朗人,在英国留学完成学业后就进入福斯特工作,曾参与和领导了福斯特团队香港国际机场项目的设计工作,十分勤奋上进。记得T3航站楼刚中标不久,我们一起同车陪来京的诺曼·福斯特勋爵去北京院,当我们尾随诺曼的车沿长安街驶过东方广场时,他开始鼓动我加入福斯特,说福斯特是英国最好的建筑师事务所,诺曼有很高声誉很成功的人生。听得出来他对诺曼十分钦佩。我问他:“你现在在福斯特工作怎样?”他说:“当然不错啊,但我想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当时,他已经是公司的董事和设计三部的负责人。我心里暗想:他真是个极有抱负的人。果然,在我离开福斯特不久,他就成为高级合伙人并被诺曼任命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公司也由我加入时的约六百人发展到约一千二百人。遗憾的是,去年听在福斯特时的一位同事说他已经离开了公司。我一直对他推荐我加入福斯特心存感激,真心祝福他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再创辉煌!
2003年 10月 29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第 26次常务会议上,选定荷兰机场咨询公司(NACO)、福斯特、奥雅纳联合体提交的T3航站楼方案作为实施方案。我们终于赢得了竞赛,随后与业主开始了设计合同的谈判,并计划在当年 12月初正式开始方案深化修改。其时,由于我在 T3航站楼项目中的突出表现和莫占的极力推荐,得到了诺曼的赏识。2003年 11月的一个早上,应邀来北京与业主交流方案的福斯特夫妇和莫占邀请我到他们下榻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一起共进早餐。席间,诺曼向我发出了加盟的邀请:“隽,你是建筑师,为什么要在奥雅纳呢? T3项目中标了,我们要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你能否到我们公司来?”当时诺曼已经 72岁了,但依然神采奕奕,面无倦容,身体健硕,步履轻盈。莫占看着我笑,我感受到了他办事的高效率,犹豫了一下还未回答,老先生马上就接着说:“你别担心,我会给鲍勃打电话。”鲍勃·爱默森(BobEmmerson)当时是奥雅纳国际工程顾问全球集团董事会主席。
福斯特公司是英国几十年来在设计声誉上一直排名第一的建筑事务所,鲍勃本人更是因为成就卓著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称号。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天气晴朗稍有寒意,我就在首都机场宾馆接到了莫占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说:“隽,诺曼已经跟鲍勃打了电话。他现在跟我在一起,要跟你讲话。”随后,我就听到远在万里之遥的电话那端传来诺曼的声音,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隽,欢迎你加入我们团队!”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奥雅纳东亚分部董事会副主席彼得·艾耶(PeterAyres)打来的电话。他说:“昨晚接到鲍勃的电话,他说诺曼给他打了电话,要你加入福斯特。我们刚刚中标 T3项目,也非常需要你。你怎么想?”我平静地说:“离开奥雅纳确实舍不得,但经过慎重考虑,我觉得加入福斯特会更好地发挥我专业的特长。”彼得说:“我理解了,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感谢你在奥雅纳做出的杰出贡献,祝你未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就这样,我以公司董事和福斯特北京首席代表的身份加入了福斯特公司。
留学英国,并且在奥雅纳和福斯特工作数年是我难得的人生体验和职业经历。“十年浩劫”的终结使国家和人民获得了重生,也砸碎了强加在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大学时代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里读到的那些遥远而陌生的著名人物、公司和作品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朝一日出国去亲身经历。所以,我一直十分感恩父母帮我选择了大学专业,让我今生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也使得我随后经历了这些跟建筑学和建筑文化相关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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