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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城》,方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27.00元。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5月生于南京。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运输公司当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始发小说及诗歌。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曾做过电视剧编剧、电视专题片撰稿人。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87年所发中篇小说《风景》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而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他代表作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白雾》、《桃花灿烂》、《落日》、《埋伏》等中篇小说,亦拥有大量的读者。已出版小说、散文集近七十部。
方方一直习惯接受媒体邮件采访,她认为那样方便省时。面对记者执意约她面谈,她把地点选在湖北省艺术馆旁边的咖啡厅。在那里,她从下午一直开会到晚上,直到记者到来,开会的其他人才散去。采访中,方方时有爽朗的笑声,眼光炯炯,不显疲态,不时有熟人过来和方方打招呼,她是这里的常客。
《武昌城》出版不久,就入选了2011新浪好书榜上半年榜。十一年间,方方共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所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武汉,这也是她小说明显的地域色彩,尤其是《武昌城》和她第一部长篇《乌泥湖年谱》里面都夹着一张地图,分别描绘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方方解释说,这是为了让读者有更直观的感受。
在《武昌城》里面,方方先写完的“守城篇”放在了下部,后写完的“攻城篇”放在了书的上部,用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北伐战争时期,武昌战役中的“北伐军”与“北洋军”的战斗。“守城篇”和“攻城篇”是两个独立的篇章,主人公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却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方方承认她对战争题材并不是很懂,因而大多的笔墨在描写战争中的人物关系,而不是战斗如何进行。
用文学还原百年前的战役
南方都市报:单行本的《武昌城》围城篇与之前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有改动吗?改为长篇小说时,为何选择从“攻城”“守城”两个角度来写,而不是扩充一方?
方方:我在《钟山》上面发表的是这本《武昌城》的下部,就是守城篇,我觉得城里比较好些,就先写了城里的一些遭遇,也基本没有改动。我写完守城篇之后,一些读者包括我二哥等看了都非常喜欢,我哥问我为什么不写成长篇,我就动心了。在这个守城篇基础上扩展成长篇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很老套了。实际上,攻城和守城两个是隔绝起来的,单独另写一个攻城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同一个事件,两篇小说,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写,而不是把它交叉起来混在一起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味道。有时候你写小说,肯定有构思上的考虑了。
南都:在一个和平年代,重提武昌战役,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方方:武昌战役这个事件,我在武汉生活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我是写别的书、查资料才知道的。很多人看了书跟我说,每天在大东门、小东门经过,都不知道这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我只是觉得,这样一个惨烈的斗争,历史的一个片段,用文学作品来写,才能还原得更加真实和传神。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在北伐战争中,它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但它已经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看到这些,我是很感慨的,写出来才更有意义。
南都:在这部小说里,梁克斯这样的学生是为了主义和信仰,而北伐军人大多是因为生计所迫才起身革命,这是否变现了当时理想与现实的的隔离?
方方:很多人当兵都是迫于生计,包括红军老革命,大多数人都是吃不上饭才走上这条道路的,这些是你可以推测出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造当局的反嘛,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有的。知识分子是有理想的,他们参军,除了尚武和家庭的需要,他们肯定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只是最后的结果不同。因为你选择的不同。就像写作和入党,每个人的初衷可能都不一样,在作协我就说,有的人写作是为了改变命运,有的人为了解决心理问题,当然也有人就是热爱文学,初衷不一样,但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只要他写的时候是深情去写。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追究人家革命的初衷,这是很正常的。
南都:书中着力描写北伐军围城,中间穿插几次莫正奇与罗以南的救人行动和最后牺牲惨烈,人物性格借此凸显。救人这样的情节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还是小说创作出来的?
方方:这是推测的,但是这里面也有现实的成分。真实中曹渊(武昌攻城中的奋勇队队长)的死法就是我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就是被子弹打死的,他当时有个给叶挺的留言条(“天已露晓,进城无望,我营仅剩下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我一个字都没改,这都是史料里面有记录的。人撤回来之后,晚上确实是有手下貌似去抢尸体,而且过程中还牺牲了人。这些东西,《李宗仁回忆录》和郭沫若的回忆录里面都提到。这就是个真实的事情,他的战士不忍心他暴尸野外,连夜去把他抢回来。
他们可以冒死去抢救曹渊的尸体,那么我就推测出,他们也有可能冒死去抢救受伤的同伴。我当时看郭沫若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就是受伤的战士趴下城门洞下,有一个人是坐着,头垂下来,已经死了。这些人受了伤,从城墙下爬到这里,但是根本没有活路,只有等死。郭沫若当时看到这种场面热泪盈眶,我看了他的书之后印象特别深,就把它结合起来,写这样一个营救受伤战友的故事。
文学是人学,不是阶级学
南都:主人公罗以南从最初的徘徊到参军,几经生死,最后出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位复杂而懦弱的人物作为“攻城”篇的主线?
方方:我认识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罗以南这样的,他可能比较自私、不关心别人,主人公梁克斯和他形成鲜明的对比。闹革命的都是梁克斯这种类型的,没有梁,革命是没有一点生气的,年轻人就是要冒失、要热血,才充满生气和活力,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才出了很多错。他们两个的这种性格不是个案,是很有代表性的。罗以南比较懦弱,他不会去欺负别人,别人欺负他,他就尽量往后躲,躲在别人拳头打不到的地方,除非有特别激怒他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想活着,跟革不革命没有太大关系,从头到尾他就是想救梁克斯,其他事情不在他的考虑之内。是梁克斯把他带到革命的道路上去,后来也可以说,他为了梁克斯有贡献,放弃了当和尚的想法,随着部队走了。实际上最后是革命不要他了,被政治运动打压,才去当和尚了。
南都:“守城”篇里的马维甫最后也是牺牲,主人公都是悲剧结尾,这是代表了战争的残酷还是革命的悲观?
方方:战争对双方都是残酷的,北洋军阀这边也是老百姓当兵啊,双方的立场不同,初衷可能是很相同的,最后的结果不一样,人们的评价就不一样。像马维普,他做北洋军阀的连长,也是为了战乱平息、过更好的生活,只是这支军队的走向和他的意愿不一样,他也是有人格的,他也忠诚,这个时候他就很纠结的,他不赞成学生来闹,认为是他们闹才把事情闹坏的,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个人的品格要和他的政治观点区分开来的,不见得一个人政治观点好,他就不是一个流氓,我只是想把人本身的东西给揭示出来,文学是人学,不是阶级学,也不是某一个派系的学,也不是一个党学。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很多评论家说,这个小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话语空间,就是这样的人物,一个个分析起来,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正常人。
南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百年前的题材,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虚构人物情节,这中间写作中的困难是什么?得心应手的是什么?
方方:我之所以没有展开,就是因为历史太久远了,资料比较少,很难把整个战争场面给描述出来,男作家可能会写北伐一路从广州誓师、打下江西湖南,我就没有办法那样写。太宏大了,怕掌握不了,当然我自己认为的立足点就是武昌战役这一仗,为了让条理更清楚,主要写三个城门的战事,其他的门也有战事。我也没有想写战争的过程,并不是很详细,我详细写的是,怎么去救他们战友,这也可能是我比较取巧的一个地方。作为女性,我不会用武器,很难把这细节写得像,而且不知道他们战场的布局,比如怎么跨过壕沟,没法写,因为你确实不知道。要是有一个战争爱好者一点点去推敲你的作品,你这仗是打不下去的。我有个同学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写了一个评论,说把那个梯子搭到壕沟上面当桥,太不可信了。后来我也去查了一下资料,壕沟几米宽,梯子可能真的不够那个长度。后来我就不做声算了。
南都:你之前的《乌泥湖年谱》里面就印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信度就显得很高。
方方:《乌泥湖年谱》里面的主人公原型就是我父亲,我说把我家贡献出来算了,兄弟姐妹都是参照我自己的家庭的三个哥哥和我自己,很多东西都是我父亲的笔记,包括反右开始后的很多检讨、开会记录,都是真实的文本,我觉得应该把它留下来。当然我把人名改了一下,专业的东西基本都是我父亲的,我基本不懂。我觉得长篇小说不能虚构得漫无边际,包括《武昌城》,包括我另外一本长篇《水在时间之下》,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只不过把它换了一个方式,按照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样会让我的小说稳稳地在一个地方,而不是飘在空中。整个乌泥湖都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很多事情都是真实发生在那里的。
80后作家作品很雷同
南都:从《乌泥湖年谱》到现在的《武昌城》,都是写武汉,这十年间,你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对武汉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方方:对武汉的看法就是,它的变化是很大的。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从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变成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问题的角度会改变,对事物的理解会不一样,对世道的宽容心更大一点,对事物的理解更多一点,跟年轻气盛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作品上来讲,可能就是对人本身的认识更深一点。以前可能会更偏激一点,现在可能会换一个角度。
南都:这是一种宿命感么?
方方:也可能是。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你年轻时候所想的那么简单,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改变你就能改变。那种尖锐的、激烈的反抗会减弱,因为那样还不如一点点去做。年轻的时候不理解怎么到老了变得宽容得多,等你自己到老了,你会发现,原来你也是这样子。人都逃不过。我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快到了“耳顺”的年纪。
南都:提起湖北作家,想到的就是你、池莉、刘醒龙。你如何看湖北新生代作家的表现?
方方:我们三个都是50年代生人。现在湖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年青一代,我们希望他们起来“打倒”我们,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打倒”。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可能是他们兴趣更广了,诱惑更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写作。现在报纸上也会发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部作品,我要看你一年的创作、五年十年几部作品,才能立得住、产生影响。我们是非常想帮助这些青年作家,我当作协主席的时候,我就说我非常希望帮助青年作家,你推他一把,他进步的速度就会不一样。
南都:他们没有成长起来的原因除了诱惑太多,有其他原因么?
方方:诱惑真的是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的还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代是很早就出来参加工作,阅历丰富一些,我当过四年的搬运工,拉板车,扛大包,这种经历年轻人应该很少有。王安忆下过乡,陈村、韩少功也是。现在的孩子,阅历就是读书考试,所有的东西被框定得很死,大家都是一样的。写作,需要你静下心来,有积怨或是空虚,你要把它写出来。现在发个短信聊个天,感情就发泄出去了,有很多地方可表达。还有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我们那个时候只有读书,上大学之前,当代的文学作品、重要的古典文学基本都读了。现在文化多元,可以不读书做别的事情,也影响写作。看多了文学作品真的是对你有影响,你会情不自禁地去写,它会有一种诱发作用。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那种触及精神高度的作品会带来多大的愉悦。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
我们的童年期压得很短,很快就进入了社会;他们的童年期很长,一直到大学毕业才能进入社会,这种心理不一样,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这一代人成长得比较慢一点,我写《风景》也就刚刚三十岁,苏童、余华,都是二十多岁就写出来的,写给成年人看的,一样触及到灵魂。现在三十岁的人写的都不是给成年人看的。我一直认为,80后作家作品很雷同,我看了十几个作家,根本分不出来,他们彼此的风格太像了。80后现在进入社会,差距慢慢就拉开了,现在想想,他们的成长期慢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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