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认识陈原老的，一直到他去世。可以说，20多年间，在一辈交谊多的长者中，与陈原老的往来，应算最多、最持续和最频密的。

    在出版理念和编辑管理上，他是让我受教育最多的一个人。他老人家去世以后，我一直想写文章纪念他，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忙是一个原因，主要是我觉得20多年的交谊，可谈可记的事情太多。我一直希望先对他能写出一篇对他有一整体认识的纪念文章，这样才对得起他生前对我的关爱。

    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

    陈原老的博学和多才多艺，认识他的人，读过他的书的人，普遍都有这个印象，也觉得不可思议。长期担任过陈原老助手的柳凤运大姐说，陈原做学问如同走进一间硕大无比的大屋，兴趣盎然，一间房一间房走进去又走出来。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与陈原交往甚深的董秀玉，赞叹陈原的博学说：“我觉得他像一本百科全书。”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谭秀珠说“他也是一座知识宝库”，“30年代的陈原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都懂”。真的，陈原老知识学问、著述和工作，涉及众多方面。他从事过翻译工作、出版工作、新闻工作、学术工作、革命工作、写作工作；学问涉猎和著述遍及语言、地理、音乐、国际形势、辞书、科学等，不一而足。

    我觉得他的博学与多才多艺，来自他本人的天分和勤奋，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这一生见过几个勤奋之极的学者，陈原老是其中之一。他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逢春节，他都要完成一篇文章。他的博学与多才多艺，自有其本人的天赋和勤奋的因素。陈原老极其勤奋，孜孜不倦。我以为，陈原老的博学与著述的多面手，是近代启蒙者的文化性格。下面列出陈原他自己对从事过的一些研究和著述的动机的一些说法，自容易明白。

    他的一生都是为了理想

    作为一个研究近代史的人，我觉得陈原是中国近代作为一个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19世纪至20世纪之间出现的近代启蒙知识分子。他最大的特征，真的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他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写作，完全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去研究去写的。陈原老从21岁到30岁曾研究地理学，短短的10年间，他编写和翻译了很多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地理教材，意图传给读者的是爱国、爱人民、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概念。作为一个年轻的爱国者，他的地理研究和著述，对什么分科、什么教案都不顾，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唤醒读者的民族魂。他翻译过几个大音乐家的传记，也编写过各种不同的民歌。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也说了，他说这是希望之歌声，是指引人心走向光明、走向理想、走向明天的歌声。他时时想着要把伟大的人格、高尚的灵魂、不屈的奋斗精神以及这些精神的化身——他们的音乐创作，传送给我们亲爱的读者。他研究语言学、世界语、拉丁语，甚至“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被打倒以后，甚至到了晚年，他一直研究社会语言学。他说中国近代历次的语文运动，从五四时代注音符号运动、大众语言论争，一直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无不带有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色彩。他所有的这些做法都是跟整个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陈原为什么研究这么多问题，他为什么做这么多方面的工作，甚至为什么在出版方面他做这么多事？我觉得他只要觉得这种学问、这种知识对中国现代化有用，只要这种知识和学问能解救中国，能发展中国，他就去干。他觉得你们看不到的我会先干，他不在乎著述能否成为名著。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到陈原老一生志业在于“启蒙”和“救亡”。

    所以对陈原老，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去理解他，就会理解陈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的知识，他为什么要干不同的文化知识工作，而且都全力以赴。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文化人也好、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作为一个散文家也好、作为一个出版家也好，他跟中国近代的发展和需要有切实关系。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觉得陈原老对文化思想的启蒙的理解是多元的，思想文化层次外，他也非常重视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这方面他写的文章很多。在聊天中，他很留意一些有关文明的事事物物，比如对外国社会，如果他觉得中国社会没有这种文明，或者这方面我们的文明程度不够，他就会很气愤。我记得他曾经有一篇文章就写到，苏联虽然解体了，却留下了鲜花。他说俄罗斯人虽然很穷，生活很艰苦，人还是很喜欢买花的，排队去买花，而且买什么东西都会排队的，对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他非常欣赏。所以说明他关注中国的启蒙，不仅仅在文化思想，连这种具体文化生活价值都很关注。陈原老日常生活很俭朴，很简单，但很整齐、整洁，注重生活品位。我觉得他身体力行体现现代生活文明的要求。

    作为一个研究近代史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反省。在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追求中，经济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军事的现代化，都是重要的，但文化的现代化，人文修养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保证方方面面现代化的根本和长远的基础。

    我们看陈原虽然年过80岁，一生风风雨雨，饱经忧患。你看他的书，不管早年的还是晚年写成的，跟他聊天，他所用的语言，好像一个十几岁的文艺青年。一大堆的理想、乐观、人道、阳光、勤奋、青春气息、希望、友爱、美好、激情、优雅、人生、奉献、生活，全都是积极向上、非常美好的一种用语。就是到了80岁，他躺进医院以前还在写，常诉说“梦”，“哲人的梦”、“语言梦”、“新年梦”。他晚年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书名则取名为《我的小屋，我的梦》。书中他说，“回味往事，写不出灿烂的星光，只能告诉我的亲人，我在那一间又一间的小屋里，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充满苦恼和希望、激情和友爱的几十年。”这里一再诉说的梦，就是他追求理想的一生的代名词。他的一生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也是近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一个共性。

    救亡与启蒙

    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

    陈原老固然是中国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同时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一个最后殿军式人物，他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大家很容易明白，陈原老一生从事革命。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看法。我认为从1900年左右，中国出现现代形态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其后2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和主体力量。他们身兼救亡和启蒙双重历史使命。作为革命知识分子，陈原就是这样的人。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常常将革命者跟启蒙者对立起来，搞启蒙的人不革命，搞革命的人不启蒙。我个人的看法，大部分的近代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从事革命，从事政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同时，一些表面与革命与政治疏离的学者、文学家和文化人，其实他们中不少人无时无刻不关心、关注现实的中国命运。在启蒙和救亡双重使命中，只是在不同的人、不同时期的偏重的问题，对救亡与启蒙，或先或后，或显或隐，并不完全对立。

    这样的例子很多。陈独秀被认为是政治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但自16岁，他即写成《扬子江形势图》一书，这不纯粹是一种学术研究，是基于列强入侵长江而撰写的。日后陈氏的西方文化的研究，学习多种外语，无不在于启蒙的目标。最后陈独秀晚年离开政治，他写了一本书《小学识字课本》。陈对中国古语言文字学有相当造诣。他写这本书，绝不是纯粹的研究。其撰写这本书，要为中国文字理出结构的规律，裨益于普及中文教育，为中国语文学习，找到一种简易的方法。同样，一般研究和印象，都认为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以为陈寅恪是一生从来不过问现实的。但其实他非常关心现实，在外国留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的关注与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回国后他的著作论述专注于重视民族和民族文化。我觉得，陈寅恪不会否定救亡，更不会否定引进西方东西的重要。作为当代一个出色的学者，他对世界从古到今的演变，绝对知道保存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对国家的终极意义。陈寅恪眼光看得很远很远、很深很深，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救亡的重要。

    今天的出版界

    重读陈原很有必要

    我今天是在非常匆忙的准备中，简单地评说陈原老的文化性格。他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受到西方新的教育、新的思想、形成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的一个代表。我是这样去理解陈原老的。陈原老作为出版人，可以再在这方面说说。

    陈原老长期服务三联系统的单位，抗战时在广西、香港、上海的生活书店及后来的三联书店工作过，1949年任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他还主持著名的《读书》。他对三联救亡出版的精神是深有理解的。可以读读他的《十五年-记“读书”》、《三联书店五十年：往事漫忆和随想》等文章。“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他主持过商务印书馆几年的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他晚年对商务印书馆却做了非常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我觉得陈原老研究商务，不全在于他对商务工作的怀念，他是通过研读，重新理解商务的出版文化，重新理解近代中国出版的发展和出版文化。在《文化断裂——商务印书馆》中，他说“它（商务）是文化，——这个牌号所象征的全部文化”；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说张元济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开发民智，振兴中华，提高全民素质的理想。在《张元济的理想与商务印书馆的现实》，说“张元济怀着一个不平常的理想进入出版界，——一个很普通、很实际却又不平常的理想。”“振兴中华之道就是通过文化教育传播手段去唤醒沉睡的黎民，达到万众一心拯救危亡的目的。”“最广大民众进行开发民智的基础教育，才能够拯救这个昏睡的老大帝国。”“英才”→广大民众，“昌明教育，不止是一般的传播知识，而着重‘国民精神’的深入人心。”

    但三联和商务在陈原眼中，同时兼救亡与启蒙，只是侧重不同而已，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合并去看，就是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发展过程的全貌、原貌。

    所以我觉得，通过陈原老对三联和对商务中国这两家著名出版社的诠释，可以明白，陈原对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的整体认识和体验。

    综合起来，我觉得近百年来，启蒙和救亡确实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大主流思想。不仅个人，在近代中国出版代表之一的三联和商务，亦可以体验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陈原对于救亡与启蒙，有一个说法，“我最近也读到一些海外一些不知是不是共和国同龄人的文章，他们慨叹救亡者的悲哀，说什么学者们那时热衷于救亡，所以学术就消亡了。”他进而说：当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为现代的最强音时，难道作为中国人的文艺家或学术家，能置身于救亡之外吗？我看过陈原的一篇文章，他清楚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回到20年代，要他再选择要走的道路，他还是选择他走过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界定，一个定论和一个肯定。

    陈老过世以后，我反而对他的认识更深。我觉得他留下关于编辑出版的著作是应该再读的。特别是当前中国出版界走到这一步，重温陈原老对出版的看法，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1997年写了一篇对日本出版20年的体验的文章。内中我曾经说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达，日本科学文化的进步，日本的出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最近10年日本整个社会文化的下降，出版也应负非常重的责任。比对当前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编辑出版，我觉得重读陈原老阐释三联与商务，于我们从事出版的人，会增加对出版本质的理解。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陈原老的梦，他的理想，还没有完成。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和发展，但我们的社会文明和民族人文素养，与现代世界的先进相差尚远。启蒙是一百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期望，至今还没有完成，即是陈原老的梦还没有完成。他的梦也提供了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他对理想终身不渝的追求，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