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为什么要有想法?
作者:老祝 时间:2011年07月06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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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 梁文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版
这世界上有一群人,我始终琢磨不透。我在中关村的时候,常和一些HP之类的代理商吃饭,他们除了相互询问机器走量之外,便是酒杯往桌面一墩,说出你早就听吐了的话:加大力度。喝完了便去打牌,他们当然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人。老家有位同学,跟我倒苦水,局里升正县级的名额有限,以目前行情看最低要送一万,送了不一定能成,但不送一定不成。我郑重建议他不如去买彩票,不中奖至少给做了点社会贡献;要是中了五百万,那就去他的正县级吧。当然是开玩笑,我同学也没指望从我这儿得到啥建设性的意见,他只是酒后发发牢骚罢了。其实在他眼里,我才是该被拯救者,因为我连一份正经的职业都没有。但我总觉得,这些人的热爱生活似乎有缺陷。
他们也许该看看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有个高薪的铁饭碗,妻子漂亮,子女众多,爱打牌。他的一生平凡、富足又无聊。死前他忽然悟到,“是的,一切都不对头。”好像从来没真正活过。托翁说他的一生“极其简单,极其平常也极其可怕”。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如此过完伊凡式的人生,可我会竭力避免重蹈伊凡的覆辙的。我想他们亦对托翁的小说不感兴趣,正如我无法为了挣钱而拼尽老命。
价值取向不同者,你无法与其辩论高下。但若说到内心的安详,还是精神上有所想法、有所追求者略胜一筹吧。任何人都得吃饭,那就拿吃来讲,舒国治是个有时全部家底仅一千多台币的穷鬼,却写出了两本谈吃的畅销书。他说规规矩矩地做饭,规规矩矩地吃饭便好,现在的人,吃饭不再是吃饭了,做别的事情也是如此地“下了那么多的投注,包括他的贪,或者他的恨。”这样的话,他能吃得香睡得也香么?梁家权讥讽香港的茶餐厅,“什么都卖,弄得好像酒楼一样。”它颇能代表现代人的焦虑与弊病:要得太多,反而“什么都不行了”。
那么游玩呢。邹颂华是老牌旅游指南Lonely Planet 的作者,她觉得旅游更需要有想法。一般来说,多数旅游指南无非告诉你某地名胜、景点门票、线路、旅馆和特色饮食等等信息,游客也按部就班地掉进了收费陷阱,在所谓的百年老店吃了一肚子气回来……Lonely Planet 的作者则会深入现场,然后告诉你这一切。他们的旅游指南更新很快,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尤其是大陆的拆迁太多,Lonely Planet会告诉你深圳还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客家老村。邹颂华说:“指南的作用是为你指出一个方向,然后你自己决定如何走,而不是要牵着你的鼻子走。”“自己决定如何走”,是Lonely Planet的原则,是旅人的圭皋,亦是做人应有的想法。
看到香港文坛的青年俊杰王贻兴去玩什么“交换日记”、“迷”之类的让人头皮发麻的节目,有想法的人看不惯了。梁文道“觉得有点无奈,有点心痛”。但是王贻兴也有他的想法,他不想像师傅董启章那样“勒紧裤带写他那大概只能卖出一千本的宏伟巨著”,也不想像前辈作家海辛那样“连修电视机的钱都没有,只能送一本自己卖不出去的书作为修理费”。这似乎和前面举的例子相左。同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蔡康永就说过,“有人在电视里找深度,太看得起电视了,为什么不去看书?”王贻兴的答案是,他担心“就算一年写十篇很厉害的小说,都没人买,那是很没意思的。”他注重作品对社会有没有影响力和价值,如果暂时达不到,他宁肯去做电视节目。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对社会有无影响力和价值并不是立刻便能见分晓的,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太多了。王贻兴是不是有点急功近利?梁文道拿出黄秋生作为比较。黄秋生曾希望“在演艺圈搞出名堂之后,可以把大众带进剧场。”“后来他当然没有带来多少剧场观众,但他偶尔还是会出现在他曾经热爱的舞台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很好,成了公认的影帝。”王贻兴会不会做影帝亦或后来写出影响社会的巨著,我想这些都不重要。无论对错,王贻兴的做法同样值得尊重,因为他是个有想法的人,并且把想法付之行动。他在做着这些事情时,“能填补内心那份不安全感”。
以上几个有想法的人,出自梁文道的新书《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梁文道说:“所谓有想法的人其实是后来渐渐归纳出来的主题,我并不想在他们的谈话中勉强拉出一条宏大的主线,大家尽可自己翻看。”如果你讨厌归纳中心思想的话,可以将此书看作管窥香港文坛的一面窗户,因为十五位书人里有十一位来自东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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