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这几年的作品有两个大的系列：一是战争系列，包括《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二是中国近代史系列，除了这本《1901》之外，还包括尚未面世的《1911》和《1921》，都关注的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宏大题材和特殊阶段。您的这类创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树增：我原来也主要写小说这样的虚构作品。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的同班同学包括莫言、刘震云、余华等，现在都已在文坛声名显赫。我后来放弃虚构作品，改写这类非虚构作品，主要有两个原因：

    中国的作家，有“文以载道”这个传统，有一种想“担道义”的愿望。担什么道义？应该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上应该倚靠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我曾在广州工作。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又是改革开放前沿，几乎人人都在倒腾电视、手表这样的东西。我当时的住所在广州的繁华地段，很嘈杂，白天晚上都要拉窗帘。那时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

    社会的发展要靠两个轮子，物质和精神同样重要。至少在改革开放前期，很多人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物质的丰富。这无可厚非，但不足以使我们这个民族强大起来。

    同时，我的职业是军人，这给了我两方面的锻造：一是不推卸责任，二是有使命感。

    作家和军人这两者一结合起来，就把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放大加倍了。因此，我希望做点什么，来承接民族的精神传统，承接我们这个国家近代和当代以来的精神财富。

    现在的很多人对这一点是不以为然的。其实不要说大道理，一个人总得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去，要知道自己的祖先经历过什么，尤其是他们的心里经历过什么。过去，连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都知道修个家谱，作为当代中国人，更是必须有心灵图谱，不能抛弃我们的基因和血统，否则会带来精神上的迷茫。

    因此，在那个时候，我拿起笔写作，已经没有了虚构的心境。我的最后一部小说叫《禁止忧郁》，在《花城》发的。这个名字也象征着我当时的感觉，确实心里一片茫然。正如人们现在常说的一个词——“郁闷”。“郁闷”其实不是苦于物质匮乏，而是苦于精神没有承接的链条。没有“既往”就没有“开来”。于是从1995年开始，我选定了这两个系列进行非虚构作品的创作。

    记者：无论是战争系列，还是中国近代史系列，您都特别强调了它们非虚构文学作品的特征。非虚构文学和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王树增：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是典型的中国名词。其实文学在世界上就分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在世界文坛上，非虚构类是很大的一片天地，拥有众多读者和很多重磅级的作家，每年都有经典出来。我甚至认为非虚构作品应该是读者整个阅读种类中的主导。在我看来，虚构类文学是小众读物，不是大众读物。而非虚构作品的读者面更加广泛。在中国，就非虚构作品而言，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未成气候，没有市场。

    非虚构文学有三个特征：一是非虚构类原则，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即使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只有两百字，也不能虚构。这也带来了写作上的巨大难题，就是采访量、阅读量都特别大，还常常需要作实地勘察。

    二是作家必须得在作品中给读者提供一种个性化的历史解读，否则人云亦云，或者只是呈现了一堆资料，都没有价值。历史没有绝对真实可言，我们见到的历史都是记载者的历史。就像《史记》，其实是司马迁眼中的历史。我通过读史料，得出个人的判断，提供作家的历史解读。只要能使读者阅读愉快，并为他们提供精神滋养，我觉得就可以了。

    三是具备文学性，是美文。我的著作既不是清史也不是战争史，而是试图用文学的叙述和表情建立起一个文学化的语言系统。

    这三个特质加在一起，就是非虚构文学的几大要素。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拿这些要素来衡量，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所谓的纪实文学，很多是用剪刀和浆糊贴出来的，以讹传讹，没有考据学上的任何意义。

    记者：有评论认为，您的非虚构系列作品“开创了当代中国历史纪实文学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风貌的写作范式”。在已出版的图书中，我们看到也有雷颐、张鸣等一些学者所写的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作品，其中也呈现出“以细节还原历史”的特点。您的作品与之相比有何不同？

    王树增：这些学者的作品我也拜读过一些。他们的作品是切片式的，而我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是全景式的，从高处俯瞰一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寻求历史的走向和规律。我的作品中的每一个章节之间都有因果关系，它们不是切片，而是链条。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我的这种写法，写好很不容易，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1901》成书60万字，而我的读书笔记就写了200万字。光把《清史稿》读一遍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另外，阅读的史料越多，越觉得不够，感觉像一个无底洞。

    为写作而准备的时间很长，从比例上看，准备的时间几乎双倍于写作的时间，甚至更多。我准备时间最长的是写《朝鲜战争》，超过五年。现在写朝鲜战争的书很多，我的这本已出版十多年了，现在每年还都在畅销。所以说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作者的功夫不会白费。

    每当自己的新书上市，我都很忐忑不安，不知道能提供给读者怎样的阅读感受。但我很认真，很努力，竭尽全力了。如果读者看了之后能说，“老王的书可以看”，那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现在我的书有一些读者，出版社也对我比较有信心。大家的褒奖是无价之宝，不可懈怠。

    记者：莫言说，《1901》是一本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痛心疾首同时又妙趣横生的书”。我读完这本书之后也感到，晚清那段历史是非常复杂甚至是有几分荒诞的。您对此是否认同？此外，对那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您有何观感？

    王树增：确实非常荒诞，荒诞就是真实。从文学性角度看，作家对历史作怎样的个性化解读都可以，感情表达得越坦诚越好，但是有一个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就是不能编造杜撰。其实真实的历史已足够丰富，甚至比虚构还生动。

    评价历史人物非常复杂，我的标准是看他对推动民族进步有没有功绩。在个人感情上，我对抱有变革之心的人都怀有敬意。从这一点看，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有见识、了不起的，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做出过贡献。拿李鸿章来说。后人对他的非议很多。辛丑条约、马关条约，都是他签署的，和他脱不开干系。然而，国人至今还在享受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果。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这个人太重要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有守旧的一面，却也有极开放的一面，看起来非常矛盾。李鸿章的一生，都在守旧与开放之间徘徊。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对本国历史要持有温情与敬意。我认为还要加上两个字——“敬畏”，要对我们宏大的文化体系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充满敬畏。作为继承这个文化基因和血脉的后人，我们不敢说读懂了前辈。文化是复杂的，中华文明体系的庞大、深厚、源远流长，足以让我们敬畏。

    我建议青年人多读历史，这对民族，对国家，包括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我愿意用我的作品和青年人建立沟通的渠道。

    记者：《1901》此次修订，和最初的版本相比，都做了哪些工作？您的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中的其他两本——《1911》和《1921》，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王树增：此次修订，我再次核实和增添了史料，增加了章节，还替换了一些史料，使用了更接近历史本源的史料。比如我到日本去时，发现一些史料的原件，和我原来使用的有区别。因为原来使用的不是原始史料，已在多次引用的过程中被篡改，所以就进行了替换。这些修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读者和自己负责。可以说，我的书永远在修订状态。

    《1911》已经创作完成，交给出版社，进入了编辑状态。《1921》正在准备阶段，读史料、采访、实地勘察等。

    这三本书，讲述的分别是以1901、1911、1921这三个年份为轴，上下各推5年一共大约30年左右的历史，其中蕴含了无数风浪和屈辱。我认为，如果能把这30年的近代史读明白，就读懂了今天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