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讯】5月21日下午，“三联”生活书店和单向空间在单向空间大悦城店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精英的相遇——‘薛忆沩文丛’发布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主持，介绍了三联作为学术思想主打的出版社如何与薛忆沩的文学作品结缘的过程，薛忆沩、李静、徐刚分别发言和对谈，从文学与新闻、经典作品、精英与平等、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文学的创造人性一路谈起，这场活动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学活动，用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说所言，文学的功用在于，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寻找那些还像是人的人，并且给他空间，让他继续生活下去。

从左至右：李静、薛忆沩、徐刚

2012年曾被称为“薛忆沩年”，因为在九十年代初就出版处女作长篇《遗弃》的他，在2012年，爆发性地出版了五本书。接下来至今四年，薛忆沩的新作旧作陆续出版，一共出版了十六本。其中《遗弃》和《空巢》连续两年被评为“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201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推出薛忆沩的文学套书：《文学的祖国》《与马克·波罗同行》《与狂风一起旅行》。

薛忆沩与三联的结缘：能从文化学术角度解读的文学作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首先分享了三联与薛忆沩结缘的过程。三联一直以来出版文化、学术类读物为主，文学作品较少，历史上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等，都非常受欢迎，三联在文学出版时，实际上也是对文学作“一个文化和学术的解读”。而薛忆沩，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和中年写作气质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多的从文化和思想角度来解读的可能性。他在三联做编辑的二十年，出版过两本与“三联”气质契合的文学作品，吴晓东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和《慢读经典》，在他心里一直是三联介入文学出版的代表性作品，而这次出版薛忆沩的文学套书也是从这个角度介入的，《文学的祖国》《与马克·波罗同行》《与狂风一起旅行》，前两本是文学随笔，第三本是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吴晓东和薛忆沩的写作都是接受经典、尤其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经典的哺育后，向经典的致敬。

此外，出版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三联曾出版刘再复作品集，刘再复推崇很多作家，但国外居多，国内的则是像鲁迅这样的前辈大师，而这些大师前辈之外有两位稍年轻的作家，一位是高行健，另一位就是更年轻的薛忆沩。所以从那以后，三联也更坚定要出版薛忆沩的书。

薛忆沩也表示，2012年开始在大陆陆续出版作品，而这次在三联出书，觉得非常荣幸。尼采讲过一句话，中文翻译都不大一样，大意是，人的经验总是先行的，等到我们用语言讲述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种轻蔑和羞耻的感觉，文学、文化都是落后于经验的。他在写作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语言是不够的，用语言去追赶经验，是带着羞耻和不安在前进。那么写作者是怎么又获得荣誉感呢？写作的荣誉或曰写作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每个作家思考的问题。三联这么多年出版的书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自己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希望自己的书对三联传统读者、未来读者都有影响，不是作为薛忆沩的作品，而是作为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人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并作出这样的努力、有这样的成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总编辑 郑勇

徐刚：小说与新闻的关系

徐刚说自己从2014年《空巢》开始接触薛忆沩的作品，非常震撼，“符合我对一个优秀小说所有的期待”。当时，余华《第七天》也刚出版不久，大家讨论和批评较多，像是新闻串烧。小说落后于新闻。在经典文学中讨论小说和新闻的关系是个老话题，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很多经典都是从新闻中得到灵感写成小说。《空巢》的震撼则在于，它也是从新闻入手，现实很常见的金融诈骗事件，这样一个表层的、社会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薛忆沩写得非常深入，在母亲的一天24小时中牵出一个年代的心灵创伤，他的屈辱感他的挫败，不仅仅是人物的，也是作者的、是读者可以体会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空巢并不是说家庭内部的空巢，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空巢，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处在一个巨大而空旷的世界中，我们每天面对没完没了的挫败感、孤独感，实际上每个人能从这个作品中读到自己的影子。”小说的高明在于，一定要超出新闻，抵达只有文学才能抵达的地方。薛忆沩的作品，从生活表象出发，深入人物内心、比较哲学化、挖掘微妙的感受，“重新提供了当代文学中的一种非常稀有的文学品质”

这次三联出版社的三本书，前两本可称薛忆沩的“读书笔记”，徐刚认为看其他作家的读书笔记，谈论小说创作、叙事技巧时实际在谈论的背后为自己的叙事技巧做辩护、或者和自己的叙事形成某种关系，而薛忆沩的读书笔记不是，他谈论的是大师们的人生经历，从传记的角度，实际上以小说的方式来写作家们的人生，以小说的方式处理他自己和文学大师的关系，作家的人生经历而不是作家的作品在薛忆沩那里，是最经典的。《与马可·波罗同行》副标题是“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某种意义上是薛忆沩对《看不见的城市》这本很难读懂的书的翻译，加入注释、解读、感悟、结合现实。

徐刚

李静：薛忆沩的经典与精英

卡尔维诺有一篇文章说他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匹克威客外传》，以至于这个人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事时都会和这本书联系起来，《匹克威客外传》简直就是他的宇宙。1997年，王小波是李静的宇宙，王小波刚过世时，文学界不太知道他，所以李静分外留意关于他的悼念文章，薛忆沩写了一篇，这两个工科男同一年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奖，在同一个版面发表了获奖感言，在薛忆沩的悼念文章里，他引用了“四月是一个残酷的季节”。由此，李静记住了薛忆沩这个名字，但找不到他的书。直到2002年，她在主编《中国随笔年选》时，看到薛忆沩发在《南方周末》、《读书》杂志的随笔，想到收进年选里，由此认识。

这十几年的认识，李静称对薛忆沩是“漫长的不全面的阅读”。因为她曾经做当代文学批评，对当代作家有一些了解，薛忆沩的作品给她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精神气质的差异，郑勇老师刚说的“知识分子气质”可以来解释。“薛忆沩的写作涉猎非常广，文体也非常多，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随笔，随笔里显示阅读的广度，关怀的广度、深度和价值观念，以及对语言的处理。薛忆沩是一个文体意识非常强、语言质地有一种水晶质感的作家。”这几天正在读《与马克·波罗同行》《文学的祖国》《与狂风一起旅行》，这次活动主题“经典与精英”很好，“我能感觉到薛忆沩的写作和经典之间那种非常强悍的关系”。

卡尔维诺对经典做过14个定义。经典实际上就是你的宇宙。李静说，她感觉到薛忆沩的写作就从经典延伸而来，而且具有成为经典的野心。经典是与整个世界的对话，是要囊括世界的写作，这样一种写作，注定是属于精英作者和精英读者的。精英现在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味道，谁是草根？谁没有地位？别尔嘉耶夫说得很好，在政治生活中我们应该是一个民主主义或者说平等主义者，但是在文化创造的序列里，精神就是分等级的，只有精神分了等级而且承认精神等级，真正的公平才会存在，因为精神的创造力就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创造力就是伟大， 比如但丁、莎士比亚。

李静

内在世界的外在世界的内在世界

李静说，阅读薛忆沩的作品的时候感到不是面对所有人的作品，还是需要面对一些同样关注内在世界的读者。前几天看《内部世界的外部世界的内部世界》，我觉得可以概括薛忆沩的写作，薛忆沩的小说虽然并不晦涩，《与狂风一起旅行》说的是两性关系，如果说从题材上来讲。但是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叙事人的声音非常微妙，连绵又节制、抒情又思辨，对立又和谐的质地。在这样的叙事里，作者不只是揭示两性世界微妙的关系和微妙的心理，每一篇小说都和一个正在进行着的外面的世界或者说某一段历史的，说伤痕也好、创痛或罪念也好，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关系。比如《父亲》这篇，父亲在母亲葬礼之后，好像老要对母亲有一些微辞，跟儿子讲，本来和你妈妈很相亲相爱，在某个地方度蜜月，水库边上散步，有两个中学生呼救的声音，在水库里溺水了，父亲想奋力去救，新娘就说你如果去救他，你肯定会完蛋的，你肯定是不在乎我才会救他，于是各种威胁，最后这个父亲没有救这个孩子，两个人就回家了，第二天父亲再回去打听的时候，发现那个孩子已经真的是淹死了。实际上父亲五十年的婚姻生活在不断地承受煎熬，他因为服从了对母亲感情的绑架，成为间接的凶手，五十年都在经受折磨。这是一个篇幅非常小的作品，没有任何议论和渲染，就把这个过程讲出来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痛苦，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叙事的魅力。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以白求恩为主人公，我们会看到一个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颓废青年的白求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白求恩写给他已经离婚的前妻的信的方式，来表述这个躁动的厌世的革命者的内心世界，我们想像的那个舍己为人的高尚纯粹的英雄，其实有一个远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形象，实际上还有当时那种和我们既往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意识，这是特别值得细细解读的一个作品。”

《文学的祖国》和《与马克·波罗同行》和一般的解读作品不一样的就在于，在一个内部世界里来谈论作家或作品。《与马克·波罗同行》，是在延伸、而且实际上还继续了马可·波罗的视角，用自己的个人经验和对历史的宏观考察，来填充这么一篇一篇短小的作品。卡尔维诺原来的作品是一个象征主义作品，每一个城市，写得好像很具体，但很难去想到底在指设什么、为什么写这个，但薛忆沩给这个让人眩晕的事物一个飞翔的方向，让人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个重力，找到了一个能落地的点。但这个点未必是卡尔维诺的点，可能是薛忆沩的一个再创造，能感觉到他对情感的理解、欲望、记忆、政治的理解。包括薛忆沩用“嫉妒”阐述第一个城市，李静说，我再想也想不到会有“嫉妒”这一个层面，这是薛忆沩的一个文学体验。

薛忆沩的小说实际上在两个层面打开，一个层面是非常毛细血管的、神经末梢的人性的微妙的细腻、敏感、神经质等等，那样的一个世界；但同时他又打开一个非常外部的、外向的世界，政治、社会、历史这些大的存在，中国人的存在的状况。外部世界都是以一种非常内在化的方式进入到薛忆沩的小说里，不会与人的内心产生隔膜，甚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心灵化、灵魂化的一种体验，这种对政治、历史、社会的担当，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或者说政治性的担当，是一种人性、心灵和灵魂的关切。《与马克·波罗同行》这本书的结尾，薛忆沩重申了卡尔维诺的原话，忽必烈能做什么呢？忽必烈所要做的是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寻找那些还像是人的人，并且给他空间，让他继续生活下去。“实际上文学是做什么的？文学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抱怨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地狱，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种种的痛苦，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在非人的空间里寻找那些真正的人，让他存在，让他活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伟大力量。”

人是莎士比亚创造出来——文学创造人和人性

《作家》杂志刚刚登出薛忆沩最新的、也是他称为“老五”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三个人物，意象都来源于他在蒙特利尔所见，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里，薛忆沩每天早上去溜冰的时候，都看见一个残疾的东方人坐着轮椅拿着本子在写作。薛忆沩说，这是他设想的对写作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境地。他太好奇了这个东方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物来源，也是在溜冰，后来他告诉薛忆沩自己是莎士比亚专家，但一看就是有病的人，非常高贵高雅。三人的故事在薛忆沩的笔下展开。薛忆沩说，我想把蒙特利尔变成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大家都想去看那个湖。

薛忆沩说，小说拿到国内发表时，被评价太浪漫，而当下中国是没有浪漫的。于是遇到两种态度，一种是当下社会没有浪漫，浪漫的文学就不要了，没人看。另一种恰好相反，如果当下中国没有浪漫，那正需要读浪漫的小说和文学。

李静说，我觉得文学干两种事，一种是写已经存在的，一种是创造将来会存在的。曹禺的《雷雨》，后来人说曹禺笔下的人物是不可能存在当时的中国的，因为人物高度的自省、高度的紧张感，非常形而上的感觉，当时中国人不这样思想也不这样说话、生活，但曹禺创作出来《雷雨》里面的人物，以后就会存在这样的人物。但他是不是代表大多数人？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必要存在的命题。他可以完全不存在，但就是在作家笔下产生而且非常可信，并且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精神原形，这就是文学的成功。我觉得文学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就在于能创造人，创造或者说提前预言了某种人性，我觉得这是文学区别于新闻、人文、社科其它学科了不起的能量、成就。“我之所以喜爱薛忆沩的小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创造了一些不存在的事物。”

薛忆沩回应说，李静的评论让他想起西方人评论莎士比亚——人是谁创造的？就是莎士比亚创造的。因为莎士比亚是提供性格的，讲文学经常会去讲形式、技巧，但讲来讲去还是性格，你能发现一个新的性格，或者创造一个新的性格，或者把一种性格往深里挖，这是最传统的，才是真正的功夫，真正的意义所在。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自我分身。莎士比亚也是，所有的人物都是他的分身。《文学的祖国》里有一篇小说家的分身术，西方讨论很多，莎士比亚到底是那个父亲还是孩子，可能两个人都是，甚至还有可能是母亲。还有《安娜·卡列妮娜》，很多人说托尔斯泰就是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