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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8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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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讯】美国两获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作家拉塞尔·贝克的职场传记,一段笑中带泪的青春奋斗史。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奋斗史,却也是真实职场的写照:一无所凭的出身,苦闷煎熬的低层生涯,峰回路转的机遇奇迹,热血肆意的职场奋斗,倦意丛生的中年危机,再上层楼的登顶之路……
《我相信,青春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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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拉塞尔·贝克 著
译者:程建农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我相信,青春永不磨灭!》是美国两获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作家拉塞尔·贝克的职场传记,一段笑中带泪的青春奋斗史。
他12岁刚入行,只是新闻帝国的小卒子一枚——报童一个,大学毕业好不容易混进报社,却只能在社区警局间跑来跑去,与酒鬼、杀人犯打交道,两年无数人越过他得到升迁。最后他凭着十个指头的打字能力坐进总编室,开始真正的新闻写作。因为善于学习又能抓住机遇,他的职业生涯得以一路走高,最终凭着专栏写作和传记《飞呀,少年!》两获普利策奖。
拉塞尔·贝克在美国有“当代马克·吐温”之称,其文字朴实优美、幽默睿智。他的童年传记《飞呀,少年!》出版后曾连续72周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引进,直至今天仍然在全球畅销,总发行量已超过220万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本《我相信,青春永不磨灭!》(The Good Times)是他续写的青春故事,讲述他从小报童成长为著名专栏作家的职业奋斗历程。
精彩书摘:
我的专栏获得了普利策奖,
而吹响战争号角的那个女人,永远走了
母亲在一九八四年去世,我们回到了弗吉尼亚的教堂墓地,我父亲和赫柏都埋葬在那儿。那是一月的一天,寒冷刺骨,从肖特希尔山刮过来的风将牧师的话吹散在山谷里,我们彼此紧紧依偎,抵御着冬天和死亡带来的阵阵寒意。
“我绝不会再回到那乡下。”过去在那艰难的大萧条时代她经常说这句话,她已经带着多丽丝和我走出了弗吉尼亚,使我们成了新泽西的城里人。
“回到那乡下。”她把那儿说得特别荒凉,那样一个凄凉闭塞之地,无处可比。她说得太频繁——“回到那乡下”——以至于这句话成了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很多年来我都没想过要回去。有时我甚至跟人说:“我绝不会再回到那乡下。”
她说的是莫里森村,我出生的小村子。它位于北弗吉尼亚的劳顿山谷,一大片绵延不绝、肥沃丰饶的皮德蒙农田,源自与蓝山山脉平行的群山之间,一直延伸到波托马克河。往北四英里是新耶路撒冷路德教会,莫里森村人在那儿做礼拜和埋葬死者。我记得一九三○年十一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随着长长的黑色车队去那里参加我父亲的葬礼。
“这是路德教会举办过的最大的葬礼。”那天一位老先生跟我母亲说,我猜他是想让她觉得有面子。
几周之后,我母亲、多丽丝和我就从莫里森村走了。听她说的意思,是永远地走了。“我绝不会再回到那乡下。”
那时她是勇敢的。也许在她所做的勇敢的事情当中,最勇敢的莫过于把她十个月大的婴儿奥德丽给了叔叔汤姆和婶婶戈尔迪抚养。汤姆叔叔是我父亲的兄弟之一,在B&O铁路公司有一份好工作,能给奥德丽舒适的生活,不是母亲将要过的冒险生活,她带着多丽丝和我去了新泽西,在A&P洗衣店里缝补破破烂烂的工作服。
“我绝不会再回到那乡下。”
也许它仅仅是逞能,让一个男孩困惑,但是我现在已人到中年,在回到莫里森村之前我已经看到过半个世界,有一天我回来了,惊奇地盯着它,心想:我的上帝啊,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地方。
直到那时为止,我还从未满怀爱意地想到过莫里森村,尽管它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还是我父亲的家族二百五十年来的家乡。对我来说,它总是破败荒凉的“那乡下”地方,我有幸逃离了那里。
因此,最后把她带回这里,并不是报复,不是企图在我们两人之间一辈子的争论中获得最终决定权。这么做是由于感觉到,一个家族是很多世代紧密交织而成的;尽管世世代代逝去,但是他们作为家族织布的一部分而持续存在着;墓地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生者他们对过去欠债的地方。这个教堂墓地就是她所属的地方。它就是她全部的人生。
她的墓地挨着赫柏的墓地。他死于一九六二年。我父亲的墓地往南下山坡走几步就到了,旁边是他的母亲艾达·丽贝卡。艾达·丽贝卡和我母亲在感情上一度激烈争夺对我父亲的控制权。往西走几步就是汤姆叔叔,一个善良敦厚的人,一度是奥德丽慈爱的父亲。
从艾达·丽贝卡和我父亲的墓地走下小山坡几码远的地方,是艾尔维叔叔和他的妻子奥拉婶婶。艾尔维叔叔是艾达·丽贝卡的长子,是严肃的、责任重大的一个人。我母亲从来就不喜欢艾尔维叔叔,尽管在她和父亲结婚之初,太穷买不起自己的房子,是他和奥拉让他们过来一起住,尽管我就出生在艾尔维叔叔的房子里。也许她不能原谅艾尔维叔叔,因为曾经需要他的救济;不过,她诚心诚意地爱着奥拉婶婶。
墓地里比莫里森村有多得多的莫里森村人。这儿是我叔叔埃德加,艾达·丽贝卡的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过去管理着莫里森村的棒球队。这儿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刘易斯叔叔,过去父亲带我到他的理发铺,他常常把我放到他的理发椅上,用出色的剪刀艺术给我理发,然后抹上杰里斯牌或者幸运老虎牌生发水。
附近的一对夫妇,是我母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刚开始来到劳顿郡当个年轻的学校教师时给她提供食宿的那家人。还有那个牧师,她经常来参加他的礼拜日布道。那个老师,教高年级的,他们共享那两间房的校舍。还有学生们,她教过他们二年级。
那天的仪式算不上曾在那儿举办的最大的葬礼。她八十七岁了。除了她的孩子们、孙儿们和曾孙们,她的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已经过世了。多丽丝、奥德丽、玛丽·莱斯利和我挤在一个帆布顶棚下,顶棚被风吹得啪啪响。我们的爱人紧挨着我们站在后面,旁边是几个我们的孩子和三四个从附近拉维茨镇过来的堂表亲,他们一直没有忘了她。
那天,我们的悲痛因解脱而有所缓和。在疗养院住了六年之后,在看到她变成了另一个人、然后又变成谁也不是之后,死亡似乎不是难以接受的。看着她的意识耗尽,一开始渐渐衰退,然后迅速地清空了一切,除了见缝插针的一点儿旧时记忆,所剩的就是原始的本能:不要松懈,不要放弃,不要让生活战胜你,不要死。
“别当个懦夫,拉塞尔。”她过去常常跟我说,“要说有什么让我受不了,那就是懦夫。”
快到终点,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无声地告诉她:“不值得再奋力争取了。放弃吧。放手吧。现在离开是对的。”
三天了,我们完全无声地争论着这一点。我并不认为我赢了这场争论。我并不认为她最后终于放弃了。她只是被更高的力量所征服。
后来,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我打破了这个信条。也许在最后我让她失望了。当然,这是毫无道理的,不切实际的,因为事实上她已经走了很多年了,而且,不管怎样,最后三天那无声的争辩根本就不是争辩,而仅仅是我自己的脑子私下里质疑她在我儿时灌输给我的价值观。然而,即使是已死亡,她仍保留了权力,让我老想着失败而对自己不满意。
比如,没有成为下一个埃德温·詹姆斯。我在这一点上没有让她失望吗?不用说我缺乏管理像《 纽约时报 》新闻公司那样庞大的机构所需的性格、欲望和才干。也许我本来可以克服这些缺点,如果我没有向懒惰这个魔鬼投降的话。我大致如此告诉我自己,当回忆起她战斗的号角搅扰着我宁静的心绪时。
“要是开头不成功……”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拉塞尔,你这一生就拿出一次一点儿进取心来……”
诚然,专栏足够成功。到她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写了将近二十二年。这不是一个传播新闻的专栏,而是一个专家评论新闻的专栏,利用不同的文学形式:随笔、讽刺文学、滑稽剧,有时甚至是虚构。这也是她绝对正确的证据,她早早地对我做出了估计,猜测我生来有写字的基因,把我指引到文学上,相信写作可能是我出人头地、功成名就的途径。
专栏获得了美国新闻人自己颁发的一些奖项,包括一九七九年的普利策奖。我母亲并不知道。此前一年,她脑子里的迂回线路突然垮了,而且她住在疗养院,与生活永远绝缘,也与野心、成功、获奖和虚荣的世界绝缘。
我只能猜测以前她身上的那个女人可能会对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作何反应,这个猜起来并不难。我相当确定她会说:“是不错,巴迪。这说明如果你认真努力地工作,那么总有一天你能功成名就。”
她通过训练我对自己作出苛刻的评判,终于也导致我对她赖以生存的价值观施以苛刻的评判。
早在她去世很久以前,甚至在她的思维垮掉之前,我已经开始对不停地渴望成功感到不安,这种渴求毁掉了在这个行业里最初的那些大好年华。
对我来说,事情来得太顺利了。考虑到多西老伙计对我有多像一个父亲,难道我给他的回报不可耻吗?我不曾卷入过同时代的伟大新闻,就像上一代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者那样。雷斯顿、菲尔·波特、比尔·劳伦斯、普莱斯·戴伊、杰瑞·法伊、埃里克·萨瓦雷德和哈里森·萨里斯伯格——他们受到战争经历的锻炼,他们似乎全都性格很有深度,对他们的职业很有激情,以及一种领悟:还有东西甚至比成功、又一次涨薪、一次提升、一个华丽的头衔和一张挂在墙上的奖状更重要。
哦,当然了,在我当记者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二年,没有太多的重大新闻题材发生,从而拓宽一个新闻人的眼界,深化他的性格。从一九四七年我在《 太阳报 》开始到一九六三年的达拉斯,那都是美好的时代,至少跟之前的时代以及之后的时代相比。如果你年青,有抱负,精力充沛,又是美国人,那么这时代尤其美好。作为年轻人让一切时代更美好;那个短暂的时期是美帝国的黄金岁月,作为生活其间的美国人使这个时代尤胜于之前或是之后的其他任何时代。前提是你是个白人。
不过,美好的时代对记者来说并不是最好的时代。当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开始分裂的时候,新一拨的记者去报道示威、暴动、战争和暗杀,挑战我的同代人所信任的政府的正直性,为了更加美好而去改变整个美国新闻界的角色,而我站在一旁黯然神伤。
那个时代的部分剧变对母亲极力推崇和我赖以为生的价值观是一个打击。对怀有抱负和努力奋斗争取成功的打击尤为严重。承认想要出人头地的人被归于物质主义者,将他们的生命白白地浪费在“无休无止的竞争”上。“进取心”这个词从语言里消失了。
我们的孩子已经成了少年。他们将变化的热情带进了房子。我不想成为腐朽的过去不散的阴魂,于是努力随着新的时代摇晃着前进。我决定不像我母亲鞭策我一样鞭策我的孩子,不用那些腐朽的旧的要求,要求他们有所作为。
物质主义、抱负、成功都被抛出了窗外。新的时代崇尚爱、自我满足、神秘的宗教体验和消极的亚洲哲学,旨在帮助人们心平气和地顺应现状。其中大部分在我看来都是荒谬可笑的,但是我勉强也得承认我母亲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粗俗的物质主义者,于是我把极端的怀疑埋在心里,同时努力适应现行的理论——披头士阐释得最好,即“你只需要爱”。
然后我崩溃了。问题是太多的人不玩爱的游戏。太多的人仍然在玩我母亲的进取心游戏,而且还玩得非常努力。渐渐地,我看到这些人正悄然地准备好接管这个国家。慢慢地,我开始担心我们的三个孩子——凯瑟琳、艾伦和迈克尔——不能成为接管阶层的成员。我开始向他们说教,把要有抱负的信条灌输给他们。
当然,这很傻。少年时期才开始听说进取心这回事太晚了。然而,得做点什么。学校送来令人担心的成绩单。看着一连串令人不快的成绩单,我得出了一个丢脸的结论:我失于点燃自己孩子的抱负。
尽管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父母们谈论着送孩子进哈佛,就跟以前的人们曾经谈论着进天堂一样。那是旧的无休无止的竞争。仍然在继续。很多孩子并没有被溺爱得不能参与竞争。我到处都能看到大人把他们的孩子变成梭鱼,压着他们拿分进精英大学,让他们得到精英工作,在那儿他们将要吞噬生命失意的人。
我孩子的成绩单看起来就像是早期的警告信号。我惊慌失措。我亲爱的孩子们难道因为我的失于管教而注定要去喂梭子鱼吗?
一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时候,成绩单跟平常一样糟糕,我听到自己在大吼:“难道你们不想有点出息吗?”
孩子们看上去很茫然。有出息?多奇怪的一个词儿。生活就是向“有出息”发起挑战这个古老的理念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从未教过他们这一点。
在晚餐前我喝了马提尼酒。
“难道你们不想有出息吗?”我大吼着。
孩子们研究着他们的盘子,脸上的表情一目了然。我能看透他们的想法。
那不是爸爸在喊,他们心里在想,那是马提尼的作用。
他们只有部分是对的。喊得最大声的不是酒。是我母亲。酒释放了我,让我宣讲起她旧时代的信仰。酒给了我勇气,让我说出,是的,以上帝的名义,我一直都相信人要努力有所作为,一直相信成功,一直相信如果不努力工作,不自我约束,就不可能有什么出息,也不配有出息。
在酒精的巨大威力下,我宣布放弃新时代对温和、爱和理解的力量的信仰。我要恢复我母亲的质朴的信仰。她将它嵌入了我的骨头,嵌进了我的骨髓和血液。在那儿,它系于理性粉碎的力量之外,让我一直不会停歇,不会满足,总是会因没有成就更大一点点而有些内疚。
那时这个信条让我误解了孩子们。不光彩的成绩单并不是预示着失败,而是拒绝迈向平庸的节奏,而这本应该让我引以自豪。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彼此喜爱,我们在一起时相处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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