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代表作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与八○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
此次北京行,王德威在北大有场公开演讲,英杰交流中心的大厅里座无虚席,包括地上,这大概是身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最高礼遇。陈平原介绍王德威时,说他是读过最多书的华人,说不定这是真的。2008年是我第一次去香港书展,偶然的误打误撞听了一场王德威的演讲,立即融冰,明白原来文学评论家不都是只在研讨会上说些不疼不痒话的状态,也可以做到这么丰富且有人格魅力的。3年后,运气不错,听讲后还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进行这次采访,且听他从张爱玲谈起。
谈张爱玲——其英语写作讨好英文读者
新京报:张爱玲的两本英文作品《易经》和《雷峰塔》刚刚出了简体版,对照之前的《小团圆》的话,同样都被认为是自传式小说,在形象塑造上有不同吗?
王德威:这两本里面有一个回顾所来之路交代心情的过程,当时她应该对于美国市场有很大期待,在写作方式某个层次顾及到美国市场。在自己形象塑造上,比晚期的张爱玲是希望更能包容事物的状态,她吸收了很多外界经验,但是在后来《小团圆》里面,经过20年琢磨,那个张爱玲真是晚期风格,有意的特立独行,和《易经》塑造的形象不太一样。
新京报:《小团圆》里的张爱玲会更有个性。
王德威:你可以从写作经验,看到张爱玲塑造自传性小说人物本身的改变,这个时间的张爱玲是吸收,到了晚期是比较坚持的一个人。也说不定因此,在这个角色上《雷峰塔》和《易经》不见得是最吸引人的,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接受经验的立场,不断回应,通过她看这个世界,历史各种各样的起伏,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小说里主人公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是少女成长小说里的人物。
新京报:你读过这两本书的英文版,她的英语写作和中文写作有不同吗?
王德威: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平板,你读的时候会想,张爱玲最擅长中短篇,怎么会在英文写作的时候写得这么样规矩,好像为了什么样目的,每一章都要一个好。写得太清楚了,一段一段。她似乎在讨好英语世界读者,使用东方式表达,比如会把爸爸娶妾各种东方式的东西,写得有滋有味,这是张爱玲中文世界里不会出现的描写和材料。
新京报:她的英语使用上呢?
王德威:如果我们看英文原版,不能说张爱玲英文不好,但是很特别的英文风格,习惯了她中文华丽加苍凉,会觉得她的英文非常有距离。
谈王安忆——仍然是海派作家
新京报:你以前曾提到海派文学,把王安忆归入其中,现在你怎么看海派?是否还认为王安忆属于海派文学?
王德威:海派这个字是个大字,我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讲的是京剧,再到30年代,沈从文讲海派,是贬义,我讲的时候是有褒义的,我要捧王安忆,但却让王安忆老大的不高兴。作家大都不喜欢被归为某个派,所以海派文学只能作为文学研究者一厢情愿去使用。至于今天还有没有海派文学,我觉得只能从最宽泛去定义,写作上海风情,保留了只有上海作家才有的句法特征。在那个意义上,我仍然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上海仍然是她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任何想要进入上海的人,也要作为教科书一样看看王安忆。她不是海派作家是什么呢?她不是张派作家倒是真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王安忆这些年的写作变化,包括即将出版的《天香》?
王德威:对于《天香》,我有很复杂的感情,3月王安忆见到我,说我写了《天香》的序,这次文字特别奇怪,但是写得很到位。我心里就暗暗好笑,因为我对《天香》是有保留的。王安忆要凭一己之力,把上海史从明朝写到现在,写几百年,这个气派是我非常尊敬的。但是看着不过瘾,有些东西就是失去了。我可以完全用学术立场说明好处在哪里,但是我不是那么热血澎湃。王安忆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蛮准的,这个文字就是不对劲。我要替她写序,怎么还能说失望呢。我对王安忆最大的致敬是,她几乎要开始学习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写巴黎写了90几本,巴黎像拼图一样拼起来。
新京报:那你是否还认为朱天文、朱天心属于张派作家呢?
王德威:我觉得很难这么归类,但是你仔细看她们的思维方式,作家毕竟还是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迹象可以追寻。其实两个人都看得出来,受到胡兰成影响很明显。张派不张派是个复杂的问题,但黄锦树说过,第一位张派作家是胡兰成。
谈《易经》——也是关于不易的经
新京报:有评论家用鬼打墙形容过张爱玲的这种不断重复书写,对一个素材的反复应用,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形容。
王德威:重复冲动和重复书写机制是我有兴趣的话题,但与其说鬼打墙这个观念,不如说她不断用书写找到暂时出路。弗洛伊德在讲小孩子成长时,提到在最初期习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时候的情境,他看他的孙子玩游戏,把一个绒球抛出去再收回来。你现在在很小的年纪,面临死亡阴影,你怎么去预演你所要面对的未来人生大限。把这个引用过来,张爱玲的写作就变成不断自我试验调适,你把手里的球扔出去,有一个线再拉回来,失去再得到,死亡再复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鬼打墙。她每一次给自己找个说法,某种意义上达到自我疗伤,治疗,她一生不断在写同一套剧本,每一种似是而非,大限没有办法打破,但是不断尝试这个游戏。
新京报:在这种不断尝试的过程里,她有哪些改变?
王德威:《易经》的易还有一种理解是交易,讲人生所有的易,各种各样的改变,到最后你扒开你的眼光,把你整个立场放大以后,发现天下所有悲欢离合不总是如此吗,从这个角度,《易经》也是关于不易的经。所有人生各种来去改变,千古不易的道理。张爱玲有某种程度的启悟,小说本身也许在艺术上见仁见智,但对张爱玲而言,在艺术过程里这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她这种永远个人化的叙事角度?
王德威:她的角度永远和历史大叙事的角度不一样,用她自己的话讲,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但幸亏有了张爱玲,我们世界才丰富了一些。不然每个人都是尧舜,这多可怕啊,每个人都貌似圣人状。同时我们也看到张爱玲写作本身的戏剧性和故事戏剧性相辅相成。一个作家通常很有发表欲,写了赶紧出版,但曹雪芹写《红楼梦》写到最后也没写完,对于曹雪芹,有一个知音就够了,就是脂砚斋。张爱玲晚年大概也有这种了悟,我写了我给自己看,我为我自己写,我为我唯一的脂砚斋,这里很可能是宋淇,看看就行了。这个和我们从浪漫主义以来所得到的现代文学教条是背道而驰的,张爱玲违反了所有你们想让我做到的,她用最旧的东西对抗预期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