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荣幸地站在这里，接受各位评委的鼓励，领取第二届国际纽曼华语文学奖。我知道，有资格获此殊荣的作家远不止我一个，因此这个奖意外地降临于我，与其说是对我的肯定，不如说更代表该奖的资助者、组织者以及全球众多读者朋友对华语文学的关注与支持。

    谢谢你们！

    对不起，我在这里只能用汉语来表达感激——尽管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其它语言来自由地表达自己和结交各位朋友。但这当然是太难了。全世界5千多种语言使任何一位语言天才都只能望洋兴叹。

    其实，任何人甚至也无法穷尽自己的母语。英语单词量据说已近五十万，而且每年还在增加数千新词。《康熙字典》里收集了四万七千汉字，由这些字所组合的词更是变化多端无穷无尽。我们哪怕在大学读上一辈子甚至三辈子，其实都只能熟悉母语的很少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复杂丰富的生存实践中，每一种语言既是公共性的，又是非公共性的，以至不少常用词在具体语境那里总是歧义丛生。一个小毛孩与一个成年人对“结婚”缺乏共同的体验，不可能有共同的词义理解。同样道理，分别住在寒带和热带的居民对“太阳”一词会有相同的感受？终身定居者与频繁迁居者对“家乡”一词会有相同的联想？当下全球化的现实，是富人在无国界地发财，穷人在有国界地打工；全世界的富人富得几乎一个样，全世界的穷人穷得很不一样——那么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哪一些人生故事？这种五花八门的复数“全球化”能否借助一本词典而获得统一的定义？

    十多年前，我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村庄开始这类困惑，从而获得了写作《马桥词典》的最初动力。语言是生活之门。一张张门后面的“马桥”是一片无限纵深，需要我们小心地冒险深入。今天，由千万个“马桥”所组成的中国故事构成了争议不休的难题，现有的各种理论似乎都不足以描述这个巨大而莫名的现实，不足以诊断它不可思议的重重困局和勃勃生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删除这种现实，还是应该对我们既有语言——以及各种语言产品——的局限性保持更多警惕？

    这本获奖的小书当然不是真正的“词典”——虽然很多书店职员曾把它误列在工具书柜，甚至以为“马桥”是与“牛津”有意对偶和比拼的品牌。这本书只是一本小说，并不许诺永恒和普适的权威解释，无意冒充理论、史学、工具书。像其它文学作品，它对生活中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的守护，也许只是重申怀疑的权利，让人们的定见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开放。

    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总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以引导新的明晰。这个过程大概永远难以完结——因此这也是我们不管多少次听到“文学将要灭亡”的预告，其实用不着过于担心文学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