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上、下)，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72.00元。

    江湖是看不见的，它就在人的心里。近三四十年来，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为代表的新武侠早已深入民心，他们所奠定的武侠小说风格，也随着这几位宗师的封笔或去世而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标本，直至今天，还“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山还在那里，却无人登顶了。

    但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来了，它让我们看到了武侠的另一种可能。江湖还在，但那已是另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张大春给了一个名字，叫做“竹林”。

    “竹林市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城邦暴力团》是以“竹林”来书写中国现代史的。它包括了三组历史：一是从漕帮老大万砚方死后，他的朋友们留下七部著作，拼凑起清代民间传说中的江湖会党的内部争斗史；二是从1937年“老头子”和“万老爷子”会面，漕帮八千子弟参加抗战开始，之后桐油借款、周鸿庆事件、黄金运台，一直到万砚方流落台湾，因暗中阻止“反攻大陆”计划而被狙杀的风雨民国史；三是叙事人张大春为追寻历史线索而搜集材料并逃亡的冒险史。

    正因为这部小说叙事层次复杂多变、语言摇曳多姿、所涉知识斑驳杂芜，它与通常的类型小说有很大区别。甚至有评论者指出，《城邦暴力团》实则是向西方作家艾柯、卡尔维诺等人的致敬之作，堪称中国的《玫瑰之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该书没有走新武侠的华山一条道，而是强调智性写作，寻找自己的江湖的终南捷径。

     重构武与侠的神奇仙境

    早在春秋战国，“侠”就是某种生长茂盛的群体了，司马迁曾饱含着热情歌颂过他们；但到了汉代，汉武帝终于发现了任侠的危害———其害，不在于他们的武功多么高、干过多少坏事，而在于他们有游离于俗世法律之外的价值观和道德律例，他们是一个看不见的江湖，有自己心目中不受加冕的帝王，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显然让皇帝缺乏安全感。汉武帝、汉成帝等人都专门收拾过游侠。

    此后，二十四史中再也没有给“侠”留出专门的位置了。

    当然，江湖不著于正史，未必就不存在了；庙堂才是最大、最黑的江湖。把江湖与庙堂相结合，也是晚清、民国至今武侠小说常见的一种路数。而且，因为有了朝廷的介入，江湖争斗悬赏的红利变得更高，可资利用的资源更丰富，手段也更残酷；而江湖对朝廷事务的暗中调度，往往是国家机器腐败昏庸的表现，同时也助长了朝廷的暴戾。

    在这个意义上，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是传统的；只不过，他笔下的江湖和庙堂设立在近现代史上，或者说就是现实，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读来难免惊心动魄。

    而且，在一般作家的武侠世界里，武，是江湖人士追寻的目标，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也是排座次、论等级的根本依据。但在张大春的世界里，武，却是武侠小说里最不重要的东西。尽管小说中的几位人物的武功高得骇人听闻，但他们对“武”和“侠”这种玩意儿却没有什么向往，反而是隐遁、逃亡、藏匿、流离，对“天下”毫无抱负。以反武侠来写武侠，的确是有大勇气。

    新武侠小说有一些已被广大读者所熟知、认可的程式，比如少林、武当、四川唐门，比如轻功、易容、传音入密等。这些设定，为“江湖”设定了门槛和疆界。但到了张大春手里，他却转身去书写小说中侠客罕至的民国至当代这个时间段，并创立了自己独有的武侠体系。比如，从石佛头顶上参见出来的“泥丸”神功、钱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崩即崩耳”建筑结构术、魏三赠欧阳秋的无量寿功、依据时辰摆布便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身的奇门遁甲，还有严密的“海底”、冗长可笑的江湖切口……他笔下的派别，也不再是传统中的武林门派，而是一个又一个在民间口口相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黑帮，比如老漕帮(上海青帮)、哥老会、天地会、小刀会、洪门，诸如此类。

    张大春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想象力，重新格式化了“武”的技术指标。金庸、梁羽生、古龙笔下“摘叶飞花”、“例不虚发”的神奇武功，到了张大春笔下更是匪夷所思：五岁的欧阳昆仑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两位武林高手，而万老爷子贴身中了五枪后起死回生，濒死前还设下三四个非常复杂的字谜。其功力之强，不像高人更像是神仙。这难免令读者有出戏之感。但读下去，又可理解这种设定：惟有超常之体能与功夫，方能匹配这个江湖之神奇和深邃。技艺更多时候并非保身之道，相反足以贾祸造孽。

    拆解历史，创造历史

    这部长达八百多页的小说，可谓是一幅中国地下社会拼图、近代百年江湖变迁。张大春对民国的历史有非常幽深独到的研究，史料在他手中被玩弄得纯熟，写进《城邦暴力团》里，半是真，半是假，却又令人难以捉摸何为真，何为假。比如，作家高阳也被卷进一连串诡异的事件里，忽然身故；导演李行拍的《婉君表妹》戴在女主角甄珍(著名影星，谢贤前妻)手上的戒指，是黑社会传递消息的信物；“我”的父亲是老漕帮光棍，因此得以从青岛仓皇登船去了台湾；“我”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靠着一篇胡编乱造的论文混过了中文系硕士毕业答辩……

    《城邦暴力团》不仅予人阅读的趣味，还给人予猜谜和索引的快乐。读者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书中所提到雄猜阴鸷的“老头子”是蒋介石，“万老爷子”影射杜月笙，“大魔头”指代的则是戴笠。这样，书中给出的谜团再对照着现实，可玩味的就更多了：戴笠的空难，莫非是蒋假手黑帮做的手脚？杜月笙当真是与蒋介石结下了这等梁子么？贺衷寒、陈光甫等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难道都是假的吗？会不会也是历史的一种可能？

    书中写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借着独特而委婉的角度，揭示它们背后不为人知的斗争与黑幕。比如，在“老头子”的威压之下，“万老爷子”不得不把八千漕帮子弟送上淞沪抗战的战场，全部成了炮灰；以桐油向美国借款一事，是洪英光棍陈光甫向“老头子”吹风，借着战争欲陷万老爷子于万劫不复之地的斗争；黄金运台，则是在国运飘摇之际“老头子”为私吞二十万两黄金设计的一个局……其内情之深奥复杂，其关联之千丝万缕，其设局解局之精巧诡谲，读之令人信服，只觉惊涛骇浪，骇人听闻。庙堂，才是最黑最大的江湖。

    如果仅仅是影射历史，那无疑是一个有趣但并不高级的写法。但张大春的强大，就在于他改组重构了历史。其中的周鸿庆事件，即是一例：

    周鸿庆是1963年中国大陆一个机械访日代表团的成员兼翻译，酒后失言恐回国受处分，欲出奔“中华民国”大使馆。这一事件引发日、苏、美、台湾、中国大陆多方角力。到了小说中，这个故事则变成了“老头子”的特务统治与地下社会的相互利用和积怨。表面上看起来，是出国者企图滞留境外结果误打误撞，最终被劝回；实质上，是周鸿庆身携大陆的重要军事地图借机投靠，为“老头子”的政权反攻大陆做准备；而最后的真相，则是周鸿庆并无地图，仅是洪门引蛇出洞逼“万老爷子”出手干预，令“老头子”反感，最终杀死“万老爷子”。你以为看出了答案，其实谜底也是另一个谜面，里面还隐藏着更深的谜。简而言之，庙堂权谋与江湖之争互相纠缠，地下社会与特务统治两面一体，黑帮与政府“情治组织”互相利用。甚至，连书中“三民主义大侠团”“天下兵马都招讨大元帅”这些形同戏台上的名号，也充满了反讽和戏谑。

    惟有作家张大春躲在阒暗历史的角落里，窃笑着，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现实世界的倒影。书中所写的江湖并不是只知打打杀杀的街头暴力，它几乎汇集了时代顶尖的精英分子，书中充斥着各种奇技淫巧———诗词、对联、字谜、星相、武术、医道、卦算在在皆是，恍然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武侠变成了文侠，侠客同时也是士大夫，但就算他们有通天手眼，也难逃被一个名为“国家机器”的庞大怪物碾压着的噩运。

    逃离江湖，打碎江湖

    我们对新武侠，原本已建立起了一个阅读习惯和固定期待：或者是一个忠厚青年成长为一代文韬武略、武功奇高、济世为民的大侠；或者是某个天下无双的年轻侠客在追寻身世之谜、寻找江湖惊天秘密；等而次之的，则像夺宝奇兵，一路寻找宝藏、利剑、美人，最终当上天下霸主。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武侠小说总是一个“进入”或者“追寻”的过程。你不进入江湖，你不在江湖中，江湖就没有你的传说。

    是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彻底地把这个幻想翦灭的《城邦暴力团》的核心价值是避世，“我”，张大春，不断地在书中强调，“我”的大学生涯，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地活动，“我”对整个世界的观感和结论，就像一只老鼠在看待世界。后来他深情回忆道“我忽然觉得，最值得凭吊的应该是那些看来一去不回的、像老鼠一般藏闪躲逃的生活，那是真正令人向往难舍的部分。”

    所有人都在逃，宅男作家“张大春”在逃，神出鬼没的红莲在逃，身怀绝技的六老在逃，武功奇高的孙小六在逃，无所不能的万老帮主也在逃，但每个人逃的原因并不一样。性格软弱的“张大春”逃，也就罢了；像孙小六、欧阳秋、彭师父、六老等身怀绝技的异人，未必对付不了那些江湖凶险，为什么总是要藏匿逃离？归根到底，是他们不想入世，不想建功立业，除了躲避伤害之外，他们更要逃离体制、抵抗权力、拒绝媚俗。

    万老爷子留下的遗训就是：“庙堂太高，江湖又太远，两者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勾当。日后谁大言不惭地提什么救国救民的事业来，便是立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败类，便是挑起光天化日之劫的灾星，便是祖宗家门的大对头！”直接把“救国救民”和“败类”等同起来。这是把八千子弟送上战场当炮灰之后的悔悟，更是参透了战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反人类本质。万老爷子花了很多力气，去避开政治对人的无情压榨。等他动了报国情怀、出手干预周鸿庆事件的时候，便被除掉。惟一一个浑身正气、积极入世的大侠欧阳昆仑，他负责“上元专案”有恩于“老头子”，一旦功成，便被卑劣手段灭口了。愈发显得在政治这趟肮脏的浑水里，再美好的东西也不过是些不堪一击的小清新。

    至此，新武侠里常被强调的忠、义、勇，甚至爱，这些美好品质像脆弱的蛋壳一样，在张大春手中被磕破了，并且，也不希望建构什么。那些好人，愿望不过就是找回真相，逃离江湖、男耕女织、开个武馆、写写小说，可连这也是奢望。

    因为，对汉武帝来说，豪侠郭解再无辜，也难逃一死——— 帝王是天子，侠如何能自矜为“替天行道”？其身份先天就不见容于当道。如你所知，最后强盗在增加，侠在消失。《城邦暴力团》或许从某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传说中那些文韬武略、聪明绝顶的大侠们，最终都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

    这让人想起了书中人物钱渡之的一门绝学“即建即拆”：他先是耗时甚久地建起一座异常坚牢固的楼宇，然后再借一个非常轻巧和细微的机关而使整栋楼整体瞬间崩毁。这种技艺，融合佛道的“即生即灭”之于道家的“忘机去巧”中。也就是说，张大春在这部小说里建立了武侠的新体系新趣味，然而，在结束的时候，他也告诉你，他一心一意想做的，就是拆掉这个江湖“崩即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