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张大春几次演讲，似乎他一直以发现、继承和发展中国小说中的“说书传统”而自得。所谓“说书传统”，就是注重过程，忽视结果；注重细节，忽视结构。听书、看书都得有过日子的心，一页一页翻过去，看到哪里算哪里，着急的人，实在看不了张大春。

    读书人有个坏毛病，拿到书以后，掂一下分量，算一下价钱，估一下时间，衡量一本书的价值，主要看对不对得起搭上的时间。张大春憎恨这种“现代性”写作模式。他就是要糟蹋我们的时间，拖慢我们的节奏，东拉西扯上许多奇怪知识，让我们听他慢慢唠叨。

    而且这样的小说还有一个长处，不怕剧透，不怕分析，不怕你用解剖刀来对付它。很多侦探小说家恨不得在最后几页写上“此处必须最后阅读”。

    张大春则表现得很坦荡，随便你从哪里开始看，看不懂就往前翻几页，说书先生也会照顾前几天没来的听众。若是想看最终结局，更是大大方方让你看，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最终结局。

    于是我们熟悉的读书习惯、分析方法，在《城邦暴力团》（以下简称《城邦》）面前完全失效。面对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很多读者竟不知道该怎么去读了。

    这也并不能完全怪我们读者。以前听书，那可是听一回书付一回钱，分段计费。若是想吸引听众听你一整年的书，那可真得拿出点本事，每回书都要“卖关子”，牵住听众买第二天的票。若是说书先生目中无人、肆意卖弄，那不到十天，听众就全都抽签走光了。可是到了今天，张大春是把《城邦》打了包，八百多页的内容一股脑儿地卖给我们。他在这个过程里占了便宜，倒可以肆意地调动我们的阅读方向。

    所以我觉得《城邦》的理想读者，应该是那些不是太认真的读者，常常忘记主要人物的姓名和关系，却也不怎么计较。因为小说就是用来“解厌气”和消磨时光的。《城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古今中外地穿插，随时随地都有小故事、小趣味、小八卦给我们解闷，至于总体的、核心的、原本的故事，那反而不重要了。

    北方说书人有一种叙述技巧，叫“倒笔书”。比如北京王玥波说《大隋唐》的时候，从“程咬金劫皇杠”开书，借着热闹书情博个头彩。等说着说着到秦琼了，再开始“倒笔”，说秦琼过去“临潼山救驾，天堂县当锏卖马”之类的故事。这样有一个好处，有能耐的人可以把“倒笔书”抻开揉碎，本身就说得很好听。万一听众不买账，那还能及时收回来，后面有“劫皇杠”大关子托着。

    一些近代武侠小说也借鉴了这种笔法。比如，张大春津津乐道的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又比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都利用了层层嵌套的格局，“大故事”中的“中事”中还包含“小故事”，不断地回溯递归。因为那时的小说多在报上连载，凑满若干回就出一个单行本。《蜀山剑侠传》在几十年里出了50余册，最终成为一部现代人眼中的“烂尾”书。

    据说《城邦》最初也在报纸上连载。但张大春显然比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考虑要精细很多。他既要叙述几十年前“竹林七贤”的故事，也要叙述几百年前“江南八侠”的故事，还要叙述今天作者自己“张大春”的故事，这几条线索串联在一起是很有规划的。虽说看不出总体上的叙述结构，但在几乎每一章里都能看出微观的计划，努力地弥合缝隙、串联逻辑。

    我有时会想，应该将《城邦》归入哪种类型，在我的书架上占据哪个位置？倪匡说它是“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可是“武侠小说”的定义在金庸前后肯定发生了改变，我想今天绝大部分读者不会认为《城邦》是与金庸、古龙并置的武侠小说，哪有那么耗费脑力并且打得不痛快的武侠小说。即使张大春自己，恐也不愿意呢。

     那么将它作为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或者是作者不断提示我们的影射小说？毕竟张大春将“我”也放入小说，将横跨数百年的好几条线索勾连成一个有机迷宫。似乎也不像。作者处处表现出戏谑、反讽、玩世不恭的姿态，好像在暗示说，“认真你就输了”。

    但是我们可以将张大春直接模仿、学习乃至抄袭的内容来源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有中国小说自《水浒传》至《江湖奇侠传》的影响，作者学习他们的叙事节奏；其中有艾柯、卡尔维诺等现代西方小说家的影响，作者学习他们的亦真亦假和迷宫搭建；其中更有清人笔记和众多传说，张大春直接将故事移植到《城邦》的语境之中。这种文字游戏是小说家的独有特权。

    很多人都在抱怨，《城邦》不那么好读。我们却不能为此而责怪作者。也许在作者心里，这书更应该“听”，而不是“读”，谁叫你“读”了呢。还有些人在张大春的叙述中挑出一些逻辑矛盾、知识错误。但这也不是作者的责任。作为小说家，特别是现代小说家，他没有承诺任何东西，不负责知识，不负责逻辑，不负责快乐，不负责思考，什么都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