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出版业转制的深入,我国的出版社已逐步告别了30 多年来的事业单位身份而逐步成为企业。[1]同时,为了使我国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我国组建了20 多家出版集团,并诞生了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这种“双百亿”的集团。目前,有更多的集团在向“双百亿”迈进。随着首次出版社等级评估制度的实施,以往出版单位只“生”不“死”的状况将会逐步改变。经营状况不佳的出版单位将退出市场。出版社面临更严峻的市场挑战。
企业要强调经济效益,这点对出版企业也不能例外。但出版业因其所生产的出版物具有精神属性,对出版企业而言,要求它特别强调社会效益。而如何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统一,是我国出版单位几十年一直在探索的课题。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急功近利氛围,对转制后的中国出版业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引进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转制后的中国出版企业具有一定的启迪。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来自于西方, 其英文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除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2]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除了要履行其经济责任,也要考虑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是使企业利润最大化,反对企业过多承担社会责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是追求利润,它还必须为相关利益群体承担其相应的一些社会责任。正如美国学者卡罗尔(Carroll)指出的: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我决定是否履行的责任(慈善责任)。卡罗尔认为,这是一种金字塔形结构,经济责任是基础,也占最大比例,而法律、伦理以及自我决定是否履行责任(慈善责任)则依次向上递减。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我决定是否履行责任( 慈善责任) 之和。[3]
近年来,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西方国家的一股潮流。美国经济优先权认可机构委员会还制定了社会责任标准SA8000 ( CEPAA , 1997 ) 。SA8000 是继ISO9000 和ISO14000 后新的国际管理体系认证标准, 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 保护人类基本权益。它规定了企业必须承担的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工会权利等具体问题制定了最低要求, 是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4]1992年成立的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usiness for SocialResponsibility, BSR),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国际机构。它通过咨询顾问服务、前瞻性研究与开发、行业协作与沟通,为遍布全球的250家会员企业与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借助于在环境、社区、经济发展、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带动企业共同创造一个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5]《财富》、《福布斯》等杂志评选企业500 强时,都注意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有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在做决策时考虑到潜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公司可以增加自己的人气和收入,减少来自管理者和地方社区的敌意……从有机食品公司到服装零售商,他们都意识到受他们服务的社区欢迎和接受的益处”。[6]
二、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内涵及我国出版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跟一般企业强调社会责任不同的是,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出版业跟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出版业所出版的产品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其所生产的出版物,必须符合社会公德,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正如1922 年陆费逵在题为《书业商之修养》的演讲中所说的:“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唯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显;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供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杀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7] 因此,出版业历来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要求出版社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转企后的出版业要得到发展,必须更加重视社会责任,这样才能使出版业与社会协调发展。转制之前的出版社,具有事业单位的身份,有国家政策的保护,不用担心倒闭或破产,从业人员也能享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好处。但转制后,出版单位除要继续出版优秀的出版物外,还要对出版单位的发展,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养老安置等有更多的考虑。同时,还要特别重视开展出版业的公益活动,重视出版企业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出版社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后,社会责任不是减弱了,反而是加强了。出版社转变成企业后,有些人片面强调出版的企业特性,认为应以经济效益的好坏作为衡量出版单位的标准。这恰好与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背道而驰。
目前,我国出版企业中存在着一些与社会责任理论不和谐的声音。其突出表现如下。
1. 过分强调规模与利润导向,忽略出版企业的本质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重视自身的良好发展,在追求企业规模与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考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事出版业务是出版企业的天职。随着国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出版集团能具有“双百亿”的规模,一些出版集团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扩大自己的规模。一些出版集团开始涉足房地产、旅游、制药等领域,希望通过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与回报壮大自己的规模,反哺出版。但由于房地产、旅游等领域的资本回报要远远大于出版本身,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忧出版企业的本质被淡化,担心出版集团将重心放在其他行业的经营上,因而也出现了谁是“主业”谁是“副业”之争。同时,部分出版集团对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如推广阅读、培养社会读书风气等活动,不再像以前一样投入大的精力,致使社会缺少了重要的财富。
2. 不重视出版物的品质,过分强调出版的商业性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出版是既具有文化性又具有商业性的活动。由于出版物必须销售出去才能获得利润,因此,迎合读者的消费需求还是创造读者的消费需求,成为出版境界高下的重要区别。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在文化性与商业性上进行不断探索,但至今没有找到最好的管理方式,只能依赖于出版单位自身的努力。而长期以来,为了获得效益,出版单位普遍存在迎合市场的情况。一些出版社擅长跟风,凡市场上出现的畅销书,必仿造、跟风出版。一些出版社甚至与一些民营书商合作,共同出版“伪书”,严重损害了出版业的形象。
3. 不重视人才的培养,使出版业后继乏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善待从业的员工。除按时给予他们合理的收入外,还要对他们个人的成长、他们的家人给予足够的关照。由于转企后出版社整体经济压力的增大,一些出版社将这些压力分解给个人,致使出版社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普遍加大。同时,由于工作的繁忙,从业人员也缺少进修或自我学习的时间,使出版从业人员普遍缺少职业成就感。现代社会已进入终身学习社会,一个人只有通过不断进修,才能丰富自己的学识,也才能更好地做好出版工作。
4. 缺少对新技术的敏感,妨碍出版业的未来发展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重视研究竞争对手的信息,重视对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以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目前,整个出版业处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期,网络已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的生存状态。电子书阅读器、网络阅读等方兴未艾。如盛大网络收购“榕树下”、“晋江文学网”网站等,直接影响了大众出版。但国内的一些出版社对数字化冲击认识不足,有些出版社连网站都没有建设好。[8]
三、历史的启迪
出版业是个竞争性强的行业。据统计,近现代出现过的出版社约有1000 家,而到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出版社只剩下200 家。[9] 这说明,出版社的优胜劣汰非常明显。而到现在,对这200 家出版社,社会上知道其名称的更是寥寥无几。
在这200 家出版社中,1897 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912 年成立的中华书局、1926 年成立的开明书店等,之所以能被人记住,如果我们细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3 家出版社,正是切合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才使出版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在顺利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重视向社会提供优秀的图书是这3 家出版社成功的重要原因。这3 家出版社互相取长补短,重视原创,使出版物具有较高的质量,共同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辞通》,各具特色,都是现代著名的工具书。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开明书店影印的《二十五史》、《六十种曲》等,均为保存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商务版的《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华版的《大学用书》、《中华百科丛书》等,都在学术上具有创新价值。商务印书馆在清末编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等新式教科书,为养成学生健全的人格、推动废科举后的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等,都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这些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的成长壮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样,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新制教科书》,开明书店的《开明英文读本》、《开明活页文选》也为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蔡元培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其事在我国为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以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而后写定,其预拟而为目,综合而成编,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者之日力,缘是而虚糜者颇巨,不敢吝也。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数远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觕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10] 通过出版的出版物影响社会的发展,是这3 家出版社的共同特点。
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培训是这3 家出版社成功的又一基础。旧时的出版社,都因为网罗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而使出版社具有竞争力。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名人聚集,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茅盾、郑振铎等都为商务印书馆的成长壮大作出了贡献。1920 年6 月,商务董事会曾制定了《储才办法》,“以公司需才日广,预为储备,期得实用为宗旨”,以“在外国学校毕业得有学位者;在外国学校选科毕业,虽唯有学位而确有专长可为公司之用者;在本国高等以上学校毕业者;在他公司或机关办事确有经验者”为公司预为留心之人才。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开设各种职工夜校、营业员讲习班、暑期仪器制造讲习班、文具仪器训练班、业务讲习班和英语训练班等各种业务培训班,提高工人的技术和文化素质。商务印书馆还成立了管理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关心职工下一代的教育。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舒新城、钱歌川等名家,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夏丏尊、朱光潜等,同样为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中华书局为了提高印刷水平,也曾高薪聘请国内外高级技师,同时派人出国考察与培训印刷技术,带动了印刷技术的进步。
善于改进技术,重视技术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也是其成功的显著特点。商务印书馆创办之初,夏瑞芳就亲自去日本考察,购回了先进的印刷设备。此后,商务印书馆不断改良印刷技术,推动了中国印刷的进步:1909年成功改进了铜锌版三色制法。1919 年,创制了第一台华文打字机,并且试验用宣纸套印15 色成功。商务印书馆还研制了多种字模,如二号楷书铅字字模、二号~五号的仿宋和长仿宋字模等,丰富了我国出版物上的字体。中华书局同样如此。1916 年,中华书局扩大印刷规模,在上海静安寺路建立新厂,除不断引进德、美等国最新的印刷机械外,还先后并入了彩文印刷局、聚珍仿宋印刷局等厂的机器,使印刷能力大幅提高。
这3 家出版企业之所以能长时间出版优秀的出版物、能网罗到优秀的人才、重视技术对企业发展的推动,关键一点在于他们的掌门人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张元济参与戊戌维新被革职后,开始走向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1] 以出版的方式实现其扶助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后继者王云五,在改进编译所意见书中指出:“普通书肆之出版物所以追逐潮流者,以资本短缺,亟图眼前之利耳。然潮流既至,尽人得而追逐之,则竞争者多,为利亦仅矣。以本馆资本之雄厚,在营业上固不必追逐潮流,而当激动潮流,盖显而易见者。”[12] 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同样有着这样的豪迈之语:“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13] 正是这些境界,才使他们执掌的出版社得到了大的发展。反之,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社,早已被人们所遗忘。
四、境外的启示
境外一些大型出版集团非常重视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或许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世界著名的培生教育出版集团(Pearson EducationGroup)总部设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之一。其所出版的图书覆盖从幼儿园到博士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涉及英语、计算机、经济管理、工程、社科、人文、科技、生活等几乎所有的学科。在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网站的主页上,同样列出了它的社会责任:“培生是教育出版领域的全球领头羊。对我们而言,教育业务也包含对他人的援助、对社区项目的支持,使生活中的每一天变得有意义。在一个智力社会,我们相信,没有比帮助其他人学习更重要的工作了,这在我们对资助活动的选择中得以体现。”[14] 因此,培生教育出版集团资助了全国最佳教师奖(NationalTeachers Hall of Fame)、团队杰出贡献奖(TeamsThat Make A Difference Award)、美国犯罪学协会青年学人奖(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Young Scholar Award)等活动。
我国香港的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的“关于我们”一栏中,也专门列出了它的社会责任:“鼓励阅读 关怀社会”。网站特别指出:“集团以守法、合符道德、社会公义和环保的手法经营,借着出版和印刷优质图书,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从而协助提升市民素质,对香港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同时,集团亦结合及发挥本身出版、发行、零售、印刷的优势,运用企业专长,多年来与多个非牟利团体建立合作伙伴,鼓励阅读,关顾社会和社群的福祉。透过推动及举办不同类型慈善活动,集团对社会的承担及贡献获得各界肯定。”确实,香港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推动本地阅读和创作风气”、“资助学习计划及捐助弱势社群”、“支持绿色工作实践环保印刷”、“关心员工生活”等方面,承担了它的社会责任。[15]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和联合出版有限公司都是成功的出版企业。从它们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境外的出版企业非常重视其社会责任。它们的经验,可以为转企改制后的中国出版提供借鉴。
五、结束语
张元济先生曾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16] 在整个市场中,出版企业的份额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因出版物关系到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发展,使这个行业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转企改制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出版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实现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迈进。因此,强调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将有助于我国出版业的更快更好发展.(作者张志强单位: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
注释:
[1] 我国出版社成为既是事业单位又是企业单位的具体时间在1982 年底1983 年初。王益. 事业乎?企业乎? . 见: 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 三编[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37
[2] 李立清等.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